中国人同其他民族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是一样的,习惯将神灵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样子,这种想法倒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有许多神灵就是其崇拜者的同乡。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是全人类最具价值的一门学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免不了会认为儒学中的经典大都是空洞、幼稚之谈。然而,我们仍然要仔细地阅读这些经典,并且思考这些经典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接受中国的这种经典,并且感受到它那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因此,中国便是世界上聚居人口最多的民族。据了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的历史是最悠久、完整的。中国人从未被外部势力赶出自己的发源地。从古至今,一直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他们是靠什么来统治的?为什么他们会有幸成为一个无法衰亡的民族呢?
那些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民族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当别的民族还在依靠物质力量生存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运用道德的力量来教化人了。任何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或者是一个处处留心、了解人性的旅行者,当他们想到从古至今,中国的道德对民众所产生的神奇的约束力,都会肃然起敬。卫三畏博士说:
孔子是一个富有高尚理想的学者。他所倡导的影响,包括他个人,对这个民族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孔子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即使在他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啊。因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良心都要用他所提出的标准来衡量了。
理雅各博士说:“孔子对‘人的责任’的教导,真是令人称赞叫绝。”当然,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孔子教育别人做到的四样东西--“文、行、忠、信”中,后三样的说法,就与律法和福音中的说法不谋而合。所以说,由它们主宰的世界,一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在中国众多的古籍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种能够使人们的心灵变得低级、下流的东西。人们常常将这一点看得很重要。而这一特点也是区别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文献作品的最大标志。密迪乐先生说:
从古至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拥有这样一种神圣的文献,其中完全没有一处描写放荡的场景,没有一句不雅的语言。“四书五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注释,都可以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里大声地诵读出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每一个非基督信仰的国家里,人们习惯于将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以及罪恶的化身联系在一起,同时还伴有一些放荡的仪式及饮酒宴乐。但是在中国,这种迹象是根本看不到的。
对于自己的统治,皇帝只要向上苍负责就可以了;而人民的奋发向上,却要比统治者的统治更加重要。对于统治者来说,他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统治能力,并且要以德为政;倡导人们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五种关系的重要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就像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在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中,引起别人的关注。
在本书快要结束对中国人的谈论之时,我们应该着重谈一谈中国的儒学体系在道德上的优点,因为只有正确理解其中的优点,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人。这些优点使中国人在道德的感召下完全服从。例如逐年进行的科举考试,朝廷要求应试者必须引经据典地做文章,这种做法便将人们的心灵统一到了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程度上,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使每一位应试者都把政府的稳定看作自己成功的前提。无可非议,这就是这个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中国人是否真的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确有其人的神灵,一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那些对中国人的经典之作有过研究的人,向我们保证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学者们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那些自认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却给予了否定回答。即使很早以前的中国人承认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神,对于现在的人也肯定全忘了,就像古币上的文字被千年的锈迹所覆盖一样。对我们来说,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单从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言,我们丝毫不必理会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绝非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人与他们的神灵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中国的某些事例中,我们不难推知,古时的英雄豪杰是怎样一步步地从被人们尊敬演变到被人们纪念,从人们单纯的纪念发展为无比的崇拜的。可以说,中国的神都是死人,或许从祖先崇拜时期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所有死人都变成了神。古时的中国,一座座庙宇拔地而起,在皇帝的恩准下,人们用这些庙宇纪念那些生前就声名显赫的人。在这些被人们纪念的伟大的人中,说不准谁会渐渐地上升为这个民族所信奉的神。不管怎样,这个民族注定是个多神论的民族。
中国人向来就有对自然崇拜的倾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们意识到,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中有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许多未知的力量。于是人们便习惯性地将它们拟人化,对其顶礼膜拜,他们认为这些力量是有感觉的。因此,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风神庙、雷公庙等,而且四处可见。他们也崇拜北极星。北京的日坛和月坛是皇权崇拜的特有品,而在某些地区,人们最普遍、最常规的崇拜活动就是对太阳的崇拜。每年的二月份被人们定为是太阳的“生日”,人们会在这一天进行朝拜仪式。清早,村民们便会向东走,去迎接太阳,到傍晚时再向西走,护送太阳回家。这一年对太阳的崇拜,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对自然的崇拜,最具代表性。最常见的形式是对树木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极其常见的。朝拜当天,人们要走过好几百棵大大小小的树,然后在每一棵树上挂上一面小旗,这表明此处是某位神的住所。有时,崇拜是没有什么外部标志的,但是那种迷信的思想却十分活跃。如果我们看到在一间破烂的茅草屋前,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的话,毫无疑问,住在树旁边的这户家人是不敢轻易地将树砍倒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棵树是有灵气的。
人们经常这样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皇帝是唯一一位具有权利祭天的人。在天坛上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礼的一定是皇帝,如果皇帝不亲自祭天倒成了新闻。据我们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家中朝南的墙上总是挂着一个神龛,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将这个神龛称为天地神龛。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除了祭祖仪式之外,他们唯一的宗教祭祀就是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祭拜天地,给天地上供,有时人们也会在新年伊始时进行祭拜。在这种祭祀仪式中,没有祷告,祭品也在一段时间后被人拿走,吃掉。人们对这种祭祀的说法有很多种,有时他们说是祭“天地”,有时他们说是祭“天”,有时他们还会把它称为祭“老天爷”。而这个“老天爷”的叫法就给人一种人性化的神的感觉。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人们想象中的“人”其实是与另一位被称作“地母”的对应时,我们所推断的结果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
在一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六月十九--人们将这一天看作是“老天爷”的“生日”--祭拜“老天爷”。但是,如果有人问那些给太阳定生日的人们,“老天爷”的父亲是谁,或者他是什么时辰出生的,那么这些人不但回答不出来,而且他们根本就懒得去想这些问题。若想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明白这些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倒是很难的。祖辈们留下什么传统,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传统,即使在梦中,他们也不会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几乎碰不到一个对“老天爷”的经历或人品略知一二的中国人,而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老天爷”掌控天气,能够影响庄稼的生长。对于中国人称呼的这位“老天爷”,似乎暗示着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据我们所知,中国人既没有为这位“老天爷”建庙宇,也没有为他立塑像,在献祭的供品方面,“他”的待遇和祭“天地”时人们供奉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对于这个叫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释。
在中国的古籍中,人们常常喜欢用“天”这个词指代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当然,有时它也并不指代这两者。当我们在中国的书籍中读到“天即是理”这种评注时,我们对其中的意思感到极其模糊。在古典作品中,这个词义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日常用语中它也是同样的含糊。当一个对“天”无比崇拜的人被问到他是如何理解“天”的时候,他的回答通常是:“天就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同那些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一样,其举动不是个人为之,而是集体为之。对于他的这种信仰,可以用爱默生的一句话来表述:“风有灵,草有性。”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而这种将崇拜的事物缺乏明确的概念的拟人,正是中国人对“天”的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的下层阶级大多是多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而上层阶级基本上是无神论者。通过人们的论述和种种表面迹象,以及中国的“天理”之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总结: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儒学家是一群最为彻底地接受过教育和教化的未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对于“天理”这个说法,它所指的是在宋代,那些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朱熹是一位博学的中国经籍的注释家,在这方面,他是很有权威的,但是他在一些经籍中提出的任何疑问都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然而他对那些经籍的注释,不仅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阐释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解释所体现的观点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盖过了那些经籍原有的教导作用。
黄河之水年复一年地从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山谷中流出来,然后流过几百英里,最终汇入大海。它几次改道,跨越了六至七个地理纬度,从黄河口开始,一直延伸到渤海口。但是不管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都会深受其害,甚至将它流经过的地方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宋代注释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就像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国人的思想的小溪。黄河的水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在它的周围留下一片片寸草不生、毫无神灵可言的土地。
这一时期,这个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支撑他们精神生活的思想。这时的道教已经退化成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虽然它曾经从佛教的理念中借鉴了大量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而儒教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们先天的需要,而佛教本身就是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到其他指导形式的影响而发生极大的改变。对于那些乐善好施的人来说,他们愿意赞助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并且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好的。任何一种神,只要在某个特定方面能够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么这种神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青睐,就像一个恰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任何一家卖伞的店一样。对于自己所崇拜的神,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刨根问底地了解这个神的一些情况,如同一个要买伞的英国人不会问这把伞的来源,以及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伞的一样。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很有学问人,以讨论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为话题进行的演讲。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与调查英国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的人数是多少,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且又有能力买到,那么这个人便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而且又买得起,那就可以吃。对于中国最有名的两种“教义”来说,其情况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想要举行一场佛教仪式,而且还请得起和尚,那么他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需要一个道士,那么他也可以同样请来,这样一来,他又变成了“一个道教信徒”。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请和尚还是道士,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将他们请来,这样,他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成为儒教兼佛教兼道教的信徒,而且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而道教又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对于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的组成的关系进行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属于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便我们能够判定自己民族的起源,然而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仍然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撒克逊人的血液的多少,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发生丝毫的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最终是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语。学者在说话时可以使用许多拉丁词语,其中还可以混杂一些诺曼底词语,但是农夫则主要使用表意平直的撒克逊词语。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我们语言中最底层的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
在中国,儒教就是他们信仰的基础,因此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这一点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而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加入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则是酌情而定的事情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同一个仪式中融合了“三种教仪”,其中的不和谐与矛盾,其实并不比我们将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一个句子里所遇到的多多少。
若想使一个中国人了解,两种信仰形式之间是互相排斥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逻辑上的互相矛盾,而且他们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似乎有一种能够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本能,但实际上,这种本能却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生拉硬扯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智力训练,可以说是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提供了条件,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达到融合一样。他们已经把“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带到了逻辑上的自杀地步,但是他们不会明白这一点的,即便有人告诉他们。
将不同的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便会出现两种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有条有理的本能。事实上,中国人是因这种本能而闻名的,而他们的这种本能充分地展示在对官员级别的划分上,他们将官员的级别划分为九品,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其自己的标志,而且不同的级别有其不同的权限。也许有人曾经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一种类似这种等级森严的划分方式。但是最终,他们却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如果我们问一个中国人:“玉帝”与如来佛相比谁的地位更高。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的做法也是徒劳的。哪怕在“万神殿”里,神灵的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偶然的。在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灵的世界里,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而如果这种极端混乱的制度出现在我们人世间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相当于处在了一个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三教堂”里,这种无等级划分就表现得很明显。在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而对于塑像的摆放位置,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把最受人尊敬的放在中间,而这个人就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为他从未自称为某种神--那就应该是老子。有理由相信,关于这个摆放排序的问题,过去的中国人一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在我们所听到的争论中,几乎都是对如来佛有利的,尽管这位释迦牟尼是一个外国人!
这种混合性的信仰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也同样意味深长。那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低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对于这一点,倒是有一条规律与此相对应:质次的钱币总是无法避免地被较好的钱币所取代。即使儒教中存在所有高尚的格言,却也不能令人们完全消除令他们对道教大加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经常听到人们说,在现今所有文明的国家中,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迷信。这还真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实话。即使是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都从不害羞于让别人看到,他们每个月会花两天的时间,去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且在它们的牌位上还写着“大仙”二字。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对人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听说前几年,中国有一位最著名的政治家,竟然跪在一条水蛇的面前--而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够成为水神的化身而感到无比荣幸。这位政治家认为,这条水蛇一定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伏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因为在中国,一旦洪水泛滥,人们便把蛇当作神来崇拜,而且各个地区都存在这种习俗。在距离河水较远的许多地方,只要人们在陆地上发现蛇,便将它视为神灵,并且人们的这种观念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洪水退了,人们便会载歌载舞,纪念神灵的恩赐。因此,蛇也就被人们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为它而修建的庙宇里,或者是其他的公共场所。当地的知县以及所有官员,每天都要到那里跪拜烧香。而在河套地区,人们将河神当作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陆地区,人们将战神称作雨神;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无论人们居住的地方离河远近,他们只向观音求雨。其实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因为他根本不会去思考、推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统一的,即使有人明确指出其做法是荒诞不经的,可他也丝毫不会明白什么。
在众多与求雨有关的祈祷中,我们时常会想到另外一个有趣且意味深长的事实。《西游记》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著作里,作为主角的孙悟空原本仅仅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但是当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化和发展,竟然变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人们将这位想象中的角色当作神来崇拜,但不是河神和战神。这个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中国人对神与人的划分完全没有分界线。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和结果是互相关联的。中国人能够向一只自己想象的、不存在的猴子祈求降雨,我们真的是无从推测,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
可以说,中国的神是纷繁复杂、种类颇多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弄明白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这些神的是很有必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答案:一是他们既崇拜这些神,却又忽视这些神。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曾估算出每年中国人在香烛等方面的花费是多少。当然,这些估计数字所依据的是某个地方的“确定”花费,然后再乘以这个国家与此类似的地区数,就得到答案了。但是,这种所谓的“统计”方法却是最没有准确性的,因为它好比让一个人去统计一群蚊子的数量,因为“数累了,也就随便估计一下了”。
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其下结论的话,我们是很难把握它的特点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人在寺庙里的情况来说明。当一位从广州来的旅行者,走在陌生的地区时,他看到这里的寺庙香烟缭绕,就断言说,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最崇拜偶像的。可是,当他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后,他便感到自己的这个结论下的有些早,因为他发现许多庙宇都是无人问津的。除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之外,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有的时候,即使是初一和十五,也没有人来,甚至是新年伊始也无人造访。不久这位旅行者便发现,成千上万个处在偏远地方的寺庙,几乎被人们彻底地遗忘在久远的年代里了。即使人们偶尔会修一修庙宇,但也不会对它有过多的关心。旅行者发现,在人口众多的几百英里之内,几乎看不到一个出家人,在这些地方,妇女基本上是不会到寺庙去的,小孩子也只是听任其长大,大人们不会教导他去求神赐福。但是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地区,情况就截然相反,人们已经将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他们每天的生活之中了。
我们不妨将中国社会的宗教力量与夏威夷群岛的火山力量进行一个比较。在夏威夷群岛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分布着大量沉寂多年的火山。人们只能从坑洼而又草木茂盛的火山坑上,隐约地看到一些以往火山爆发的痕迹。而夏威夷群岛的东南部的火山却很活跃,平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威力无比。在中国的某些古老地区,那里的人几乎从不到寺庙里祭拜。而在其他省份,当这种崇拜在别的地区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却不为人知,但是如今这种偶像崇拜却非常红火。然而,人们很容易被类似的这种表面现象所误导,并且极有可能将它的实际意思提高。因此,我们需要对此重新调查研究,然后才能得出坚定无疑的结论。
孔子曾提出一条建议:“敬鬼神而远之。”毫无疑问,当今那些信奉孔子理念的人,仍然会把“敬而远之”作为一种在对待中国“万神殿”中众多互不相容的神灵的最谨慎的办法。如果将中国人与蒙古人或者日本人进行比较的话,可以说,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宗教偏见的。因为中国的寺庙的门上常常写着这样一句古老的话:“祭神如神在。”普通人,仅仅依靠其本能就能够领会到“如”这个词所表达的不确定性。以下两句说法中包含了几个“如”,而这些说法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大部分人的心态: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也无碍。祭神如神在,如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所表达的含义再进一步的,就是在形式上的尊敬神,人们按照特定的方式举行特定的仪式,仅仅是为了保证那些仪式之外的结果。
中国人对于庄重的感觉,还是十分陌生的。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必要谈论一下“得体”,否则庄重感也就无从谈起。我们非常清楚中国人的宗教崇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是按照传统习俗搞点仪式,那么就是一次交易行为--有多少供品就有多少好处。很多地区都把“老天爷”看成具体的人来崇拜,并具有唯一性,完全排除其他的神--这也是宗教崇拜的真实含意。一个中国人总是对询问他们为何按时祭祀这个“人”的人说:“我们的吃穿可都靠他啊!”即便有人对存在“老天爷”这种说法感到半信半疑,但是别人那样做着,他也会跟着那样做;而且这是从老祖宗那里世代传下来的,难道会没有用处吗?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的中国人,对待宗教仪式的态度也是一样。有一副贴在寺庙柱子上的略带讽刺意味的对联,非常巧妙地证明了这一点:庙内无僧风扫地,寺中少灯月照明。中国人对于神灵的态度,就像西方盛行的保险制度一样,完全是为了安全。最主要的态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灵,也就没有什么作怪的力量了;如果真的存在神灵的话,若发觉自己被人怠慢,神灵就会对人施行报复。听说,人类有的一切动机,神灵也同样具备。
人们常说,如果向寺庙祭献羊头的话,就能够心想事成。但像“三皇”这种不能带给人们某些特定恩惠的神灵,很少会受到供奉;而能够“还愿”的观音与战神庙,香火异常旺盛。
中国人把对神灵的崇拜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且现在,他们的一些想法已经到了让我们不能苟同的地步。他们经常说:“信之则有,不信则无!”这样的话。我们说这话时的语气,就如同在说:“相信皇帝存在,他就存在;不相信,他就不存在。”这种推论,中国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却似乎不能通过自己的分析来认识这一点。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朝圣者,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旅途中进行朝拜,每走一步,就做一次朝拜。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让自己如此辛苦,他们会告诉你,有许多拜神的人都不是真心的。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用这种苦行来证明自己的诚心。不管我们如何来评论这种行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曾经谈及的中国人互相缺乏信任的事实,在这种朝拜行为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有这样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北京附近寺庙里的和尚。而这张照片,正好反映出了他们如蛇一般狡猾的性格。可以想象,这些人所过的生活,与他们表面上所暗示出来的,其实相差不远。中国人同其他民族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是一样的,习惯将神灵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样子,这种想法倒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有许多神灵就是其崇拜者的同乡。我曾看过一张以观音菩萨的名义告知世人的布告,上面说:天庭收到一份柬,说人世间已经不再像从前了。“玉皇”听后大怒,将大大小小的神仙都痛斥了一番,其中的缘由就是他们并没有用劝诫去改变世人!据称,当时的人类是被一群魔法无边的妖魔鬼怪所包围控制的,但是这些妖魔鬼怪竟然可以被人类收买、奉承、引诱,而且他们也是十分容易哄骗的。中国人在做买卖的时候很是能起劲地讨价还价,但是在对于他们所祈求的神灵时,他们竟然也想从他们身上弄点儿好处。如果人们将捐款用在修庙上,他们也许会得到好运。有时人们只捐了二百五十文,却写上捐了一千文。因为他们认为写上多少,神就收多少。在修庙的时候,人们会用红纸将每位神的眼睛遮上,这样一来,神就看不到周遭的混乱和人们的不敬了。如果一个村庄的边缘有一所宗祠,而这里又是盗贼们分赃的地方,那么人们一般会把大门封起来,这样,神灵便可以在大门里与天地宇宙尽兴地交流了。
中国人在表现人定胜天上的理念上,有一个典型事例。每到年终岁末,灶神爷都要回到天上去,向玉皇大帝禀报各家各户在这一年中的行为情况。为了不让灶神爷在玉皇大帝面前泄露自己的罪行,人们常常在他的嘴上抹点黏糊糊的糖稀,阻止他告状。同样,为了让男孩子长命百岁,大人们常常给这个男孩子取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样一来,那些没脑子的妖魔鬼怪就误以为他真的是个女孩子,这样这个男孩子便可以安度余生了。贝德禄在谈到四川某人在杀害女婴之后,就会烧一些冥币来安抚地狱里的神明,这些冥币就是给那些神明用的。
送子观音庙与其他庙宇的最大不同就是这里是妇女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些送子观音庙里摆放着许多小泥人,它们有的是做成小男孩的样子,有的是小女孩的模样。它们大多是放在送子娘娘的手臂上,当然它们也像货物一样摆放在架子上。中国妇女在走进送子观音庙后,一般会吃下标志小男娃性别的部分,以示确保生的是男孩。而庙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泥娃,人们认为是那些经常进庙许愿的妇女带来的。在她们临走时,人人都要带走一个小泥娃,而且还要偷偷地将它藏好,带回家。假如妇女真的如愿以偿,生了个男孩,那么这位妇女就要到庙里还愿,在她偷走的小泥娃的地方放上两个小泥娃。经常出海的中国人认为,海上那令人恐惧的台风都是恶魔制造出来的,这些恶魔专门利用台风使船只遇难,然后将其捕捉。据说,出海的人在出海前,习惯于做一艘与自己的船一模一样的纸船。当波涛汹涌到极点时,把纸船放入海中,这样就可以蒙骗那愤怒的水神,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这只就是他们想要的船,人们便可以乘着真的船避开狂风大浪了。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这样一种风俗:每当人们碰到类似霍乱等致命的传染病时,人们便将六七月份看作新年进行庆祝。这样一来,瘟神便被人们蒙骗住了。他只能认为是自己算错了年历,于是便打道回府,这场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风俗,所以人们常常将“秋二月”解释成“永不”的意思。在对神的欺骗方面,还有另一种方法:让一个人钻到桌子下面,将桌面正中央挖一个洞,让这个人将头从洞里伸出来。这样做,神就会以为人类真的用人头作供品,于是便降福于人类。而桌子下面的这个人,只要在一小段时间之后把头缩回来就可以了,然后人们便可以享受这份神降之福了。
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某个村庄因为决定将当地的庙宇改建成学堂,因此要把神像从庙里移出来。当他们将神像搬出庙宇的时候,人们满心希望能够从神像的心中找到一些“银子”,这样他们便可以用这些钱支付这件事的花费。但是,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并不晓得他们所崇拜的神的特点,也并不了解这个塑像人的种种做法。因此,当他们搜寻到这座神像的中心时,他们只找到了一些不值几个钱的锡块!毫无疑问,在一定时期,那些和尚或道士的确在神像里藏了些珍宝,但是由于当时不少寺庙被盗,神像不是被全盘盗走,就是当场捣毁。那些信奉神灵的人竟然会对神如此粗暴,简直令人无法理解。我们还听说另一件事:有一位知县曾审理过一桩与一个和尚有关的案子,据称这个案子里还牵扯到占据着这个寺庙的如来佛。当这位佛祖被传唤到知县面前,叫他下跪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于是知县大怒,命令衙役打了他五百大板。不料,这位佛爷被打成了一堆尘土。于是知县对他作出了缺席的判决。
每当土地干枯,无法播种的时候,中国人都会像神灵祈求赐予雨水。当祈祷了很长时间仍不奏效时,他们就会换另一种方式:把神灵请出庙,让它亲身体验干旱的滋味。有的时候,人们也会不加掩饰地对神灵作出一些不满的动作,他们的这种做法用一句话来形容最为恰当:“三月、四月不修屋,五月、六月骂水神。”
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在中国的某个城市传播开来的时候,所有的居民都认为是当地的一个神灵在使坏。于是,他们一起把神像砸碎了。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听说的,并不是亲眼所见,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但是,砸毁神像的行为却非常符合中国人对神灵的看法。
对于上述事实,可能会令那些不熟悉中国人的素质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根本不会有任何宗教信仰。当然,这种人的想法也是最自然不过的,因为的确有人曾这样断言过。密迪乐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就古伯察先生的某些过于宽泛的概括进行了一番谴责。密迪乐先生认为其说法是:“对人类的高尚生活所作出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密迪乐先生一向承认,中国人在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教辩论的结论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漠不关心,他们只会将这些结论当作有信念的民族的一种行为,但密迪乐先生坚决否认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精神的纪念,缺乏对美好而伟大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对美好的事物毫不动摇的执著追求,缺乏热烈的渴望,中国人缺少一颗向往高尚、神圣的心灵”。长时期以来,威妥玛爵士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十分熟悉,这也使他有资格对中国人是否存在宗教信仰作出最权威的评述。最近,威妥玛爵士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
如果人们认为宗教不是一种单纯的伦理,那么我可以否认中国人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确实拥有崇拜的对象。更具体地说,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是许多偶像混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没有任何信念的;中国人有不计其数而又各式各样的不成熟的崇拜偶像,当然他们也会嘲笑这些崇拜,可是他们从不敢漠视它。
至于这个即使有趣但却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想做更多的涉入了。虽然我们这个结论在详细的讨论之下能够很容易地被我们了解,但是我们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在我们看来,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很实际的办法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且这种办法要比抽象的讨论更能达到目的。虽然中国人已经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极大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成为道教的信徒,也没有成为佛教的信徒。他们仍然是儒教的信徒,即使在这个信仰上增加或减少什么,中国人还会是儒教的信徒。
现在我们想探讨一下,儒教中存在哪些不足的方面,才使之没有成为中国人应有的一种宗教,我们也要以此结束我们的讨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引用花之安德国人一位杰出的学者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不可小看的。
花之安博士在结束《儒学汇纂》一书的时候,用了一个章节来描述“儒学的不足与错误”。当然,花之安博士对儒教学说中有关人际交往的论述也表示了赞同的观点,其中有不少观点甚至可以与基督教的启示相媲美。在此,我们引用其中的二十四条,进行评论:
第一,认为自己的学说与现存的神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人类的灵魂与肉体是统一的;不论从肉体上看,还是从生理上看,对于“人”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对于学习儒家学说的外国学生而言,他们是无法了解中国的鬼神这一学说的,因为对此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说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对于这一教诲的认识也是非常茫然的。在他们看来,肉体--对人而言--是生命的象征。人们认为自己死后,肉体会入土,而灵魂则会飘浮在空中。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理论:肉体会化为泥土,但灵魂则会消失在空气中。这一理论与真正的儒家学说中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人对于“人有一个灵魂,还是两个灵魂,还是有三个灵魂,或者根本没有灵魂”丝毫不感兴趣。这种问题对他们而言,就好比你问他们“人的哪根肌肉带动咀嚼器官”一样,他们认为只要过程合情合理,哪根肌肉能够带动咀嚼器官并不需要他们了解;同样的道理,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又怎么会关心“灵魂”这一毫无使用价值的东西呢。
第三,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生来就是凡人。第四,据说,只要达到道德修养的完美境界,就可以成为圣人;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解释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圣人。第五,对待罪恶,儒学仅仅体现在坚决的态度上,却没有提出任何惩戒的办法。
第六,儒学缺少对罪恶的深刻认识。第七,儒学无法解释死亡这一现象。第八,儒学无法使人们达到理想的境界。第九,儒学并不认同祈祷,以及它的道德力量。第十,尽管一再强调信任,但是儒学从未鼓励过人们要诚实。第十一,儒学认为一夫多妻制是非常合理的。第十二,儒学赞同多神论。第十三,儒学相信算命、看日子、预兆、梦境以及其他所有幻想的产物。第十四,伦理与外在仪式被混为一谈,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专制形式。第十五,孔子在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上总是反复无常的。第十六,儒学认为某些优美的曲调,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毫无益处。第十七,孔子是最好的,他是人们夸大楷模影响力的有力例证。儒家教导人们:皇帝如同器皿,民众如同水;器皿如果是圆的,水就是圆的;器皿如果是平的,水就是平的。通过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研究伟人的人,不会被伟人的品质所感染,进而完善自身的品格。但是,假如真像儒学所形容的--榜样具有无穷的力量,那么实际的效果为何会差别这么大呢?在第二十条中神化“贤人”与第八条中的无法调节的手段,这两项内容相互辉映。不管是多么“贤”的圣者,也只是提出意见。如果不能被采纳,他也不会争辩,甚至提都不提。
“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的这段话值得人们深思。尽管孔子对贤人们所提出的意见都是极好的,但它不具备预防性质。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就急需一服补药。
在一位旅行者被洗劫一空并受了伤的情况下,同他大谈参加友好旅行队的好处,并警告他如果不接受劝告就会遭受损失,还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但是这种做法毫无用处,因为受伤者大概已经由于失血过多而早就昏厥了。事实上旅行者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后果。但他现在真正需要的,不是让人指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是一个能够安静疗伤的地方,有着悉心照顾他的朋友的陪伴。对于那些身体残疾的人来说,儒学或许还能给予帮助;而在道德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人,儒学就无能为力了。
第十八,儒学的观点认为,暴政统治着社会生活。女性就是奴隶。晚辈绝对要服从长辈,处于臣子的地位。
第十九,将父母当作神明一样侍奉。第二十,孔子的终极思想,正如同他自己下的结论:崇尚贤人。比如神化“贤人”。
第二十一,祖先崇拜除了缺乏真正的伦理标准之外,也缺乏明晰的概念。第二十二,怀着功利性的目的行善,实际上是一种存在私心的“仁慈”,如果这还不是贪婪,至少也是一种野心。第二十三,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儒学都没有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慰藉。第二十四,在使人们获得新生,拥有全新的生活与行为方面,儒学都表现得力不从心。这已经被中国的历史所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儒学与道教和佛教“三教合一”,共同发挥着影响。
我们已经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情况作了一番论述。他们自己对此也非常了解,不管是儒教还是与它共存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使中国人获得新生的力量,拥有更为高尚的生活。有一则寓言故事,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观点:某一天在极乐世界中,孔子、老子和如来佛这三位圣者相遇了,他们一同对现世的堕落表示哀叹,看来,他们那卓越的教义对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在一番详谈之后,他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尽管他们的教义为众人所追捧,但因为缺乏一个永恒的榜样,无人为此付出真正的行动。因而三人决定,为自己的教派各找出一名能够担负重任的领军人物。于是三人立即分头行动。没过多久,孔子就遇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但他并没有离席欢迎这位孔圣人,而是在孔子面前大谈古代的教义如何被今人所蔑视,如何被曲解地实施。言谈之中,老者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这使孔子感到非常尽兴。一番长谈之后,孔子准备离开。当他要走时,老者也没有起身相送。孔子马上找到毫无收获的如来佛和老子,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引领他们也去探访这位坐着的老者,看看他是否也同样精通他们的教义。果然,这位老者对道教的阐释几乎与老子本人不相上下,其一流的口才也堪称典范。老子极为兴奋,但同时他也发现,虽然这位老者神态庄重,但一直未见他起身走动。同样,如来佛也觉得老者对佛理的深刻理解是他多年未曾见到的;但他在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奇与成功而外,也发现老者的怪异之处。
于是,这三位教派的创始人再次聚首而谈,都感到这位老者不仅能够详解“三教”,而且能够融“三教”的理论为一体。三人一致认为这位投缘而才学卓越的老者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因此,三人再次找到老者。向他说明来访的目的,并对老者的智慧与言谈表示由衷的赞赏,继而向他表明了振兴“三教”,请他做领军人物付诸实践的愿望。
老者恭敬而认真地聆听着,仍然坐着不动,他最后才答道:“三位尊敬的圣者,你们的教义高于天、深于海;你们的计划智慧而深刻,令人赞叹。但非常遗憾的是,你们完全选错了人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当然,我确实研读过《道德经》和许多其他类别的经典,并且认同它们的崇高思想。然而,显然你们没有能够考虑到,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下半身已经变成石头了。虽然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融合各种观点来讨论作为人的责任,但由于我自身存在的不幸,将永远无法付诸实践。”听完老者的一番话,三位圣人无可奈何地深叹一口气,就从老者面前消失了。从此之后,他们对寻找在世间实践“三教”教义的凡人这件事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总有人将中国的现状与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相提并论。中国的道德现状远比那时候的古罗马要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然而正像当时的古罗马一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正接近崩溃的边缘。用吉本评论古罗马的话来评价中国的现状也毫不为过:在常人看来,任何宗教都是同样真实的;在哲学家们看来,任何宗教都具有欺骗的性质;在政治家们看来,任何宗教都同样是一种手段。中国的皇帝同古罗马的君王一样,都是“高级教士、无神论者与神的统一体”!儒学正是这样一种混合多神论与泛神论的教义,使这一庞大的帝国陷于今天的困境之中。
对无神论的对错问题抱以冷漠的态度,是比纯粹的无神论更糟糕的表现,对此我们已经严肃地探讨过。多神论与无神论在中国就像骰子上相对的两个面,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感到两者没有什么对错之分,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矛盾。
中国人的心灵最为可悲之处,就在于即便面对的是最为深刻的精神原理,他们也会表现出最大的冷漠。因而不管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丧失心智的灵魂,还是一颗失去活力的心灵,乃至没有丝毫秩序和没有上帝的整个宇宙,中国人都乐意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