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这种喜欢杀伐、征讨的好战分子，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当头棒喝。孟子的一生遭遇，与孔子大致相似，既不能在诸侯中推行仁政，便决心返回故里，从事教育工作，于是便和弟子们起程还乡。
助滕国推行井田制
在宋国期间，滕文公曾以滕国太子的身份拜访过孟子，如今滕文公的父亲崩逝。为父丧事故，滕文公特地派他的师傅然友到邹国向孟子请教有关办理丧礼的细节并专程聘请孟子到滕国去。
然友奉命来到邹国，见到孟子。
孟子说：“太子派你询问丧礼，这是一件好事啊！办理父母亲的丧礼，本是人子该尽的孝道。曾子说过：‘父母在世时，侍奉要依礼节；父母去世时，安葬要依礼节，祭祀也要讲究礼节，这样就算是一个孝子了。’”
“至于诸侯的丧礼，我倒是没有学过。不过，我曾听人说过，父母死后，子女需行三年丧礼，要穿粗布不裁边的叫做斩衰的孝服，吃稀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的。”
然友回国后向太子复命，滕文公决定行三年丧礼，但是宗族长辈和朝中百官都不赞成。他们一致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们都没有这么做，滕国先君也没有这么做，到了您这里，要违反前代旧典。古志上不是说：‘丧祭礼节，应按照前代祖宗立下的规矩来。’您怎么能随意变更呢？”
太子又对然友说：“我平日里没有勤研学问，只喜欢跑马舞剑，现在宗族长辈和朝中百官都反对我，恐怕不能把丧葬之事办得完善，您再去替我问问孟子。”
然友奉命，再度来到邹国。
孟子告诉他：“我料到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事本来就不能让别人做主的呀。孔子曾说过，国君死了，一切政事该让宰相去处理，新君只是竭尽哀思，每次只喝一点稀饭，脸色暗黑地站在灵位前哭泣。那朝中百官和所有办事人员就没人敢不哀痛，因为新君的诚心和孝心把他们感动了的缘故。在上面的人，如果做了一件善事，那下面的人就会做得加倍好。在上君子的德行，就好比风；在下小人的德行，就好比是草，草被风吹过，便会随着倒伏。这件事如何处理，全看太子自己的了。”
然友赶回去复命，太子深受感动，说：“的确，这件事确实是在于我自己。”
太子作出决定后，便在中门外的偏屋里守了五个月的丧，这段时期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朝中百官和宗族长辈都夸太子知礼仪。到了安葬的日子，四方的人都来观礼，看到太子神色悲戚、哀痛，那些前来吊唁的人都赞叹不已。
听到这件事后，孟子很高兴，心想：滕国虽小，但新君看来颇有作为。他既然曾派然友来邀请，如今行动上也能接受他的教诲，于是孟子再度兴起了游历的念头，准备去滕国。战国时代，滕（山东滕县西南）是位处齐、楚两个强国间的一个小国家。当年周文王的儿子叔绪被封在这里。
在滕国国境就听说了滕君一心想施行仁政，楚国的农学家许行、宋国的陈良之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都纷纷前来。可见滕君的贤名，已传遍遐迩了。
孟子一行人到了滕国，立即被安顿在宾舍里，第二天被邀入宫。滕文公对孟子极为尊敬，首先便询问如何处理处在两个强国之间的事务。
他说：“我国是个小国，并且夹在齐、楚两大国间，究竟是该服侍齐国，还是服侍楚国呢？”
孟子回答：“这种策略、谋划，我考虑不了太周全，那些大国，又有哪个能靠得住？万不得已的时候，倒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那就是把护城河挖深，城墙筑高，然后施行仁义，和人民齐心防守，让人民都愿拼死保卫，决不弃城而逃，这是可以做到的。”
当时齐国的孟尝君正准备在他的封邑修筑城池，这对滕国是一大威胁。对此，滕文公忧惧不已，他向孟子请教，说：“齐国人要在靠近我国边境的薛地修筑城池，使我们深受威胁。我心里很恐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孟子说：“从前周太王住在邠地，狄人来侵犯，太王就离开那里，逃到了岐山脚下居住。不是太王喜欢这块地方，而是不得已。君王只要像太王那样施行仁政，那后代子孙一定能够称王于天下。有道德的君子创造基业，让后代子孙能延续下去，至于能不能成功，就要看如何做了。现在，对齐国君王能做的只有继续施行善政，并让后人继续努力罢了。”
对此，滕文公一直耿耿于怀。一次，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小国，虽然尽力侍奉大国，仍难免会被征伐、侵略，该如何应付？”
孟子说：“从前周太王在邠地立国，狄人前来侵犯，太王便拿皮货、金钱和丝帛去奉献，但还是免不了被侵伐；他送去犬马，仍免不了被侵伐；最后奉献珠宝，还是被侵伐。于是太王召集那地的父老，告诉他们：‘狄人分明想要我们的土地。我曾听说，君子不会为了争夺土地而伤害人民，大家不必担忧没有好君长，我准备离开这里。’”
“后来太王离开了那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造一个城邑，便居住下来。当时邠地的老百姓都说：‘他真是一个仁君啊！我们不能没有他。’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跟着太王走，就像赶市集一样。也有人说：‘土地是祖先留给子孙世代保守的东西，并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想放弃就放弃的，宁可拼死保卫，也不能离开。’请君王在这两者间选择一种吧。”
孟子认为滕国想依附外力自保是不可能的事，任何强国都有扩张领土、吞并弱小的野心。现在的方法是力求内部团结，也就是要先得人心。深得人心的途径就是要施行仁政。如果施行了仁政，即便自己这一代不能眼见其成功，也会让后世子孙享到成果。历史上领土面积很小的国家最终称王天下的例子不是没有，例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最好的明证。
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不要害怕外来的侵略，只要问自己是否勤政爱民。如果恪尽职守、广施仁政，成不成功搁在其次，主要是愿不愿意做而已。孟子后来又进一步告诉滕文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周围只有几里宽的城墙和外城，把它包围起来攻打，却无法取胜。如果选择了好时日，得到天利，战争依然没有胜利，这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势险要的缘故。如果城墙很高，护城河很深，兵器盔甲也很坚固锋利，粮食也很充足，结果最后丢掉城池、军需逃走了，这就是地势险要不如得人心的明证。所以说，想要把人民限制在境内，依靠的不是封锁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依靠的不是地势的险要；威服天下，依靠的不是兵器的坚利。
“治理国家能得正道的，一定有人帮助，达到极点，普天下的人都会来归顺；失去正道的，很少有人愿意帮忙，到了极点，连亲戚都会叛离他。如果天下人都愿意归顺的国家攻打众叛亲离的国家，即使行正道的国君不愿战争，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战争，也必胜无疑。”
一天，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回答：“人民耕种的事，绝不能延误。《诗经》曾说过：‘白天割茅草，晚上就赶快把绳索搓好。农事清闲时，赶快把屋子修好，因为春天一到，就要开始播种了。’因为人民的普通习性，有恒产，才能有向上的常心。没恒产就没常心，那就会做出一些放荡乖僻、胆大妄为的事情来。等他们犯罪了，才用刑罚去处治，这是预设法网去网罗人民。哪里有仁君在位，网民入罪的道理呢？
“古代的贤君一定是恭敬节俭，用礼法对待臣民。向人民征税，也要有一定限制。从前阳虎曾说过：‘想要发财，就不能行仁；行仁，就不能发财。’”
夏朝的制度是给每个成年人50亩田地，只收5亩的田租，这种税法叫贡。
殷朝的制度是给每个成年人70亩田，其中有7亩是公田，要求他帮助公家耕种，这种税法叫助。
到了周朝，给每个成年人100亩田，征收10亩田的生产为赋税，这种税法叫做彻。
都是征收1/10的税率，但彻是征取的意思，助是借民力给公家耕种的意思。
“古代的贤人龙子说：‘征收田税的办法，最好的是助，最坏的是贡。’”
贡的征收办法是比较几年里的收成，把中等收入作为征税数额。如果碰上丰收年，多收一些也无所谓，但是根据规定不能多收。但是遇到灾荒年，即使大量施肥，所得收成仍不够征税，但是还要按照规定征收。
一国的国君号称是人民父母。让人民辛苦终年，还不够养活父母，最后还得借债交税；年老幼小的因饥饿而死，被抛在田沟山涧里，这能算的上是人民的父母吗？
“滕国已经实行了有功于国家者，世代子孙受国家俸禄的制度。《诗经》上说：‘希望雨水先降在公田里，再降到我的私田里。’”从《诗经》上看来，周朝虽行彻法，同时也兼行了助法。人民有了恒产，然后再设立学校去教化他们，奉养退休的卿大夫和士，并请他们担任教师。校是教导人民的地方。序是习射讲武的地方。各地都有地方上办的学府，夏朝叫做校，殷朝叫做序，周朝叫做庠。
“《诗经》上说：‘周虽是古老的邦国，但国运充满了新气象。’这是对文王的赞美，希望君王也能励精图治，努力做，一定能让贵国气象一新，大大改观。”
滕文公是想有番作为的，他听了孟子的话后，立即派毕战向孟子讨教有关井田制度的问题。
孟子告诉他说：“你们的国君想要施行古时的仁政，在众臣里特别选派了你，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施行仁政，就必须先从画正田亩界限开始。只有田亩的界限划分正确了，井田就能均匀，征收的米谷才能公平。所以暴虐的国君和贪污的官吏，一般会让田亩界限混乱，以便于从中牟利。如果把田界划分正确了，然后再分配田亩，规定俸禄，就能毫不费事地办妥了。
“滕国土地虽小，但是也有为官受禄的官吏和在乡村中耕种纳税的农民。没有官吏，就没有人管理百姓；没有农民耕种，就无法供养官吏。现在可以把乡村的土地依照井田助法，在九区中划出一区公田。在城市里采用种十份取一份的办法，让人民自行纳税。
“官吏从卿以下，到大夫、士人，一定要有专供祭祀用的圭田，圭田每人分50亩。一个家庭里，如果有未成家的成年孩子，叫余夫。每个余夫分25亩。这样，不管是死者安葬还是活者迁居，都要受固定产业的限制，所以不会轻易走出本乡范围的。人民同在一个井字形乡村里生活，外出耕种，回家休息，大家都可以陪伴在一起；看守地方或防御盗贼，也能互相帮忙；有了疾病，也能彼此照顾，人民之间自然就和睦亲近了。
“井田就是把方圆一里的地方画成一个井字形，分成九区，叫一井。每井占地900亩，中央部分是国家公田，其余部分分给八家，各家有私田100亩。公田部分八家共同耕种，把公田的事情做完，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这种先公后私的规定，就是在下的人对在上劳心的管理者所尽的义务。总之是各尽本职，各享权利。这就是井田制度的大概情形，到实行的时候再根据情况进行变通。”
滕文公是位贤君，他一心施行仁政，他属下的臣僚也都能忠诚国体，全力协助君上。但是国土太小，而且还介于列强之间，左右为难，不胜其苦。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有太大作为。孟子觉得，要想拨乱反正，拯救人民，还是应该从大国着手，那样收效比较快。于是，他决定去魏国。
“仁君无敌”谏梁君
魏国的开国之主是魏文侯，他礼遇学者的开明作风在列国闻名。到了他的孙子惠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中原诸国中首先称王的就是他。
惠王因无法忍受秦国的威胁而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又称“梁”。梁在军事上连遭挫败，先后被齐、秦击败。这位野心勃勃的惠王发愤图强，希望重振雄风，于是便向外发出求贤的呼吁。
孟子听了这个消息，认为机会来了，便决定率弟子们前往大梁。当时孟子已经53岁。
孟子一行人走到名叫石丘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宋国人。这个宋国人是一位非战论者，名叫宋轻，孟子很尊敬这位前辈，于是恭敬地向他询问：“不知先生将去往哪里？”
宋轻说：“听说秦、楚两国正准备出兵交战，我要到楚国去晋见楚王，劝他罢兵。楚王不愿听的话，我就去见秦王，劝他罢兵。我想两个国王，总会有一个听我劝告的。”
孟子说：“我不想知道详细情形，只是想听大概的意旨，您究竟打算怎样去劝说呢？”
宋轻说：“我会告诉他们有关交战的不利情况。”
孟子说：“先生的志愿是很伟大，但是先生所提倡的理由使不得。先生准备用‘利’字去劝说秦、楚两国君王，如果秦、楚两国君王都贪利而停止出军，三军将士们也因贪利而喜欢罢兵。那臣子们都心怀利念侍奉君上，做儿子的心怀利念侍奉父亲，弟弟心怀利念侍奉哥哥。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后都会抛弃仁义，大家都为了‘利’互相交接了。到那时，国想不亡都难了。
“如果先生用仁义劝说秦、楚两国君王，秦、楚两国君王都因仁义而停止出军，三军将士也为了仁义而停战罢兵。臣子怀着仁义之心侍奉君上，儿子怀着仁义的思想侍奉父亲，弟弟心怀仁义侍奉哥哥，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兄弟间都抛弃了利的念头，怀着仁义之心相互交接，还怕不能统治天下吗？何必一定要强调一个‘利’字呢？”
孟子抵达大梁时，惠王很兴奋，用上宾之礼招待他们。初次见面，惠王便直接问道：“您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难道有什么妙计可以为我国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