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何干之同志生平【45】
（1986年4月）
何干之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党史专家。他于1969年11月16日逝世，至今近17年。
干之同志是我的良师挚友，他从事教育工作40年，桃李满天下。我们今天召开学术纪念会，纪念他八十诞辰，缅怀他革命的一生和学术上的卓越贡献，有助于促进我国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
何干之原名谭秀峰，1906年4月11日生于广东台山县一个旅美华侨家庭。他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新思潮，1925年中学未毕业，依靠自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教育系。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各种党的刊物，经过对当时各种主义的对比研究，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他在自传中说：自1925年开始，即走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之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走出书斋开始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开办了一个书店，经售进步书刊，书店取名秋明，表示对瞿秋白的景仰。1928年，干之同志被学校开除，反动当局查封了秋明书店，并通缉任经理的何干之，他被迫去日本。
（二）
1929年至1931年，何干之在日本读经济科，认真自学了马列主义著作。1930年暑期回国时，在家乡台山县举办学术研究班，主讲“现代世界观”，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讲稿曾在《台山日报》连载，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未能收入文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参加抗议日本侵略的罢课斗争后回国。
干之同志青年学生时代是在白色恐怖中自觉地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
（三）
1931年至1933年，何干之在广州国民大学当教授，被聘为经济系主任。他讲授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科学”两门课，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很快成为广州知名的左派教授。同时在课外组织读书会和创办进步刊物《世界情势》，1932年《世界情势》社联合广东几个进步文化团体，成立广州文化大同盟。后通过何思敬（中山大学教授，秘密党员）同上海联系，文化大同盟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何干之任书记，积极开展活动，组织盟员学习马列主义，出版刊物，宣传抗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不久，何干之的革命活动受到当局的注意。国民大学副校长要求干之公开声明与共产党无关，则可留任。当时并非共产党员的干之同志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分盟决定有公开职业的同志迅速转移，这时秘密通缉谭秀峰（即何干之）的命令已下达，何干之得到消息立刻和一批同志离开广东到上海。陈济棠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追查何干之等人下落，自此干之同志化名转入地下。
（四）
1934年至1937年，干之同志在上海坚持革命文化工作。1934年三四月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文化总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和艾思奇、柳湜等同志编“社联”内部刊物，并把“中国经济”讲义整理成《中国经济读本》出版，用笔名杜鲁人，后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吴大琨说在日本留学时曾读到这本书。
1934年5月，经许涤新介绍，何干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总宣传部工作。1935年2月，中央文委和文总党团都被敌人破坏，中央军委交通通知干之同志转移，他和一批社联成员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悉心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为回国参加理论斗争作准备，同时参加东京文总，任宣传部长。
1936年春，何干之回到上海。这时国内形势变化，党中央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为了适应政治形势，上海文总所领导的左联等组织解散，社联改组为上海著作人协会，何干之在协会党团工作。这时周扬对他说：现在可以公开写文章了。自此，他开始用何干之作笔名发表文章。为什么取名何干之呢？他自己解释说：“取做什么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作文化斗争的工作。”
他这时奋笔写作，自1936年至1937年7月，一年里出版了7本专著，发表了30多篇论文，约70万字，平均每月发表6万字，这是他学术生涯中创作最丰硕的时期。当时，这些年轻的进步作家得到生活书店的大力支持。张仲实曾回忆说，干之写的书官方出版社不给出版，我们给出，还要高速度，三四个月就出版一本十几万字的专著，很快何干之就成为知名著作家了。
何干之研究领域很广，涉及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抗日战争诸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等。
（五）
1937年至1949年，在革命战争年代，何干之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调何干之、周扬、艾思奇、李初梨等同志到延安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等校任教。这些年，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工作。他坚持理论教学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原则，一年内开设了多门新课，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讲授“中国问题”（即“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担任了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开展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
在陕北公学任教期间，何干之的窑洞里经常灯光彻夜，教学工作之余，奋力著述，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两本书。他还准备写《中国民族史》，并就教于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后因到敌后办学而中辍。当时，中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但他要求到革命战争中去锻炼，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1939年夏秋，他随华北联合大学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也随成仿吾、何干之等同志到华北联大工作。1940年初，我被调到校部政治研究室中国问题组做教员。当时，我还是19岁的小青年，受到干之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他送给我许多书籍和资料，鼓励我大胆承担教学工作。今天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在敌后反“扫荡”的艰苦环境中，干之同志躲在山洞里吃生玉米和黑豆，仍顽强地学习和工作，转移行军途中，马背上总驮着书，一有机会就读书，写札记，《鲁迅思想研究》和未完成的《鲁迅传》的草稿，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准备素材的。
1945年，他去延安，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华北联大到张家口和冀中根据地束鹿县，任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学院大规模地招收平津知识青年，进行政治教育，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这些青年大多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这期间，他在联大讲授了“思想方法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并领导师生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撰写了土改调查报告。在土地改革中，他反对各种“左”的做法，坚持党的土地政策。
在这12年烽火硝烟的年代，干之同志实践了自己初到延安时的誓言：“用笔和舌与敌人作战”，为革命培养人才。
（六）
新中国成立后，干之同志与共和国同命运，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他先后任研究部副部长、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成员。根据高等学校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需要，他集中精力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作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并译成俄、英、越等多种外文出版。干之同志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干之同志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1957年后，干之同志的教学、科研工作开始遇到了艰难，几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受到不公正的冲击。他不畏压力、不随风倒。1958年，他冷静看待“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在教学中公开批评了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并开了一门新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强调要全面地、科学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十年动乱中，他坦率地说他所以讲这门课，就是为了反“左”。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反“左”，建国后只反右不反“左”，不合乎实际。庐山会议后，他受到猛烈的批判，并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30年代，他曾对友人说过他平生最大志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一名红色教授，如今却难以如愿了。
但是他没有倒下，继续用笔战斗。1960年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写出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手稿，未及问世即遭批判，夭折在摇篮里，十年浩劫之始成为批判他的大字报的第一条“罪状”。转瞬之间，红色教授变成“黑线权威”，是非颠倒了。他受到长达3年之久的非人折磨，终于经不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1月猝发心肌梗塞，摔倒在农村的土路上，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间。当时听到这个噩耗，我惊呆了。两个小时前，他还对我说，毛主席要范老把《中国近代史》续写到新中国成立，范老希望李新、干之同志和我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他兴致勃勃地说要再工作10年。谁知瞬息之间竟成永别！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个优秀儿子，我失去了一位几十年休戚与共、患难相随的师友，怎不令我为之哀伤心碎，抚遗体而放声痛哭！
干之同志离开我们近17年了。人民怀念他，党没有忘记他。前几年，邓颖超同志特地写信给我们，询问干之同志去世情况，并慰问他的亲属，令人感动。经过刘炼同志多年的努力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已经选编了《何干之文集》三卷本，约160万字，正在审定文稿筹备出版。他的遗著作为一代历史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成果，将永远为当代和后世人们所珍视。
干之同志毕生辛勤为人民服务，与中国革命同步，他的名字将与人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