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殷代文学和史学的萌芽
文学和史学最初是不分的。原始时代的传说既是口耳相传的文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叙述。甲骨文时代，文学和史学的萌芽虽然有所发展，但它们仍是合为一体的。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和记事刻辞，固然不应当视其为文学作品或史学著作，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了相当的文学和史学的成分。
殷墟卜辞颇为注意记事的完整性，一般都记载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的发展和结果，尽管十分简单，但却首尾完整。个别卜辞对有些事件，如武丁时期的卜辞记载“土方侵我田”（《合集》6057反面）以及围困“东鄙”（《合集》6057）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在许多卜辞里，殷王和占卜者所看重的已经不是卜兆所表示的神的意愿，而是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另外，卜辞里极少有评论和说明。从形式上看，绝大多数卜辞都是简单记叙，可是作者却能通过记叙表达出某种愿望，在叙事中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卜辞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同一事情进行多次占卜，如《丙编》63片对“其雨”的问题就问了六次，表达了卜问者盼望雨水的热切心情。贞卜者的祈求、愿望是融化于卜辞之中的，尽管也有个别的单独祈求赐福的语句，但其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可以说贞卜者的愿望主要靠卜辞的叙述来表达。殷代还有许多记事刻辞，大多刻在骨臼、甲桥或龟版的边缘部位，以便贮存时易于翻检查看，其内容主要记载甲骨来源和整治的情况，占卜和刻写完毕的甲骨往往集中贮存。这些都反映着殷人对于历史档案的重视。
殷代文学和史学萌芽的发展受到了神意迷信观念的极大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学和史学萌芽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发展，这便是重视人事的观念的增强。到了晚商后期，原来卜辞中的许多声威煊赫的神灵几乎销声匿迹，许多卜辞内容已经不是单纯卜问吉凶，而是偏重于记载重大事件。注重人事的历史记载虽然只是围绕着商王所进行的，但却反映着人们已经把注视的重点从天上转向了人间。第五期卜辞中有一片著名刻辞，称为“宰丰骨”，全部记载了王田猎于麦麓并赏赐宰丰的情况，最后标明时间是“在五月，惟王六祀肜日”（《合集》35501）。这里已没有神灵置喙的余地，而完全是威严的王权的体现。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这在殷墟卜辞里已有某些端倪。卜辞虽然每每肯定殷王占辞的正确，但并不讳言殷王占辞的失误。如：
（1）癸巳卜争贞，今一月雨。王占曰：丙雨。（《丙编》368）
己酉雨，辛亥亦雨。（《丙编》369）
（2）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惟甲、乙。甲戌，臣涉舟延□，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这两例都是第一期卜辞。（1）辞的《丙编》369为368的反面，所记当为一事。王的占辞说丙日有雨，但验辞却载明己日、辛日下了雨，显然王的占辞是不正确的。（2）辞问抓捕逃臣事，王的占辞“其得惟甲、乙”显然与“丁亥执”的结果不合。
有些卜辞能在极简略的记载里写出人物对话，甚至反映不同身份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武丁时期卜辞：
乙亥卜师贞，王曰：（？）（有）孕（？）？扶曰：如（？）。（《合集》21071）
这里讨论的是王妇有孕的事情，虽然简短，但却写出贞人名师者、商王和贞人名扶者三人的语言。又如《合集》14001是关于妇好分娩的占卜，王的占辞是“丮（读如噫）！不（？）？其（？）！不吉，若兹乃死！”反映了商王焦急等待分娩结果的心情和雷霆震怒。
某些景物描写在卜辞里也颇有特色，如武丁时期一条卜辞的验辞说：“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现〕毋昃，亦（？）（又）出虹自北，饮于河。”（《合集》10405反面）意思是这一旬的第八天庚戌日，有云从东方出现，未到红日西沉时，又从北边出现有彩虹，这条彩虹自北而南，像要去饮大河之水。“饮于河”三个字把横天的彩虹写活了，这可以算是文学史上拟人化笔法的鼻祖。当然，这条验辞主要反映的是迷信思想，但其背后还是表现了殷人对自然现象的认真观察和文字表达的准确、生动。还有一条武丁时期卜辞：
己亥卜永贞，翌庚子（？）〔其雨〕。王占曰：兹惟庚雨。卜之夕雨，庚子（？），三啬（色）云……其既，祝，启。（《合集》13399）
这条卜辞问第二天庚子日举行酒祭是否有雨。王的占辞说，正是庚日有雨。但验辞却记载占卜的那天（即庚子日的前一天）晚上下了雨，等到庚子日酒祭时只见三色云翳然来临，再祈祷祝告，却“启”——晴天了。庚子日晴天，那飘飘冉冉的三色云像是嘲笑占辞错误的商王。本来这片龟版的正面已经有了王的占辞，可是为了突出占辞错误的事实，卜辞的刻写者又在龟版反面复记上“王占曰：兹惟庚雨。卜”，这也可以算是秉笔直书精神之一例。
当然，就大多数卜辞情况看，不仅行文过分简略、没有事件之间关系的说明，而且格式呆板，语言也多缺乏文采，和后世的文学、史学著作还存在着很大距离，但是甲骨卜辞中毕竟有文学和史学的一些萌芽存在，这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除了经常性地卜辞记载以外，殷代应当已经有了史官对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较为详细的记载。关于《尚书·盘庚》篇，《书序》谓“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认为这是盘庚迁殷时候的实录。但是还有谓《盘庚》作于帝小辛之时的说法。《史记·殷本纪》说，“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这两个说法应当说都是可信的。殷代史官甚夥，大量的卜辞记载与其是有关系的。史官将迁徙都邑的大事予以记载，事属必然，所以说盘庚迁殷的时候已有史官的记载，足为《盘庚》篇的雏形。小辛为盘庚之弟，时代距盘庚甚近，完全有条件依据盘庚时期史官的记载而写出盘庚迁殷的史事，以适应“百姓思盘庚”这种社会需要。《尚书·盘庚》篇可能有小辛以后直到周初历代史官加工润色的可能，例如，殷代不用“天”字，然《盘庚》篇却有五处使用；有些虚词如“而”、“则”等，均为周代所始用，《盘庚》篇却多次使用，是皆为证。尽管可以说是篇为后人的述古之作，但还是应当肯定是篇的主体结构和语言为帝盘庚和帝小辛时期的史官所作，后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而已。《盘庚》篇记载迁殷之事颇详，特别是商王盘庚所发布的对于民众的诰辞，更为详尽。此篇记事已经有了一定的章法，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清楚的交代，如：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
这是《盘庚》开头的一段文字【14】，其内容先叙述迁殷以后的情况，民众不喜欢在殷地居住而有不满情绪，于是盘庚便吁请一些亲近的官员出来进行解释。这些官员向民众说明之所以要迁到殷地是由于咱们的王看重大家，使大家不至于受害而死。官员还举出商先王经常迁徙都邑的事例，说明这次迁殷正是继承了迁徙都邑的传统，以复兴先王安定天下四方的大业。盘庚不仅派官员进行解释，而且还晓谕在位的官员，不许隐瞒民众的意见。盘庚还亲自召见民众，让他们都到王的庭院中，亲自向民众发布训辞。这段记事文的层次十分清楚，对于事情因果的叙述也十分恰当，可见当时史官在长期记载卜辞的基础上已经对于叙事有了熟练的掌握。为了加强叙事的效果，史官还将盘庚时期官员词语中很有说服力的语言予以记载，“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就是相当典型的语言。它以仆倒的老树发出新芽来比喻迁徙都邑后古老的殷族可以得以复兴，十分贴切。这类比喻在《盘庚》篇里面并非仅见，例如：
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
所谓“予若观火”，意指洞若观火一般了解你们民众的意向。所谓“若网在纲”一句，其意在于以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和只有耕作才能有收获来劝说民众听从教诲。对于制止谣言惑众，是篇则用燎原之火犹可被扑灭来作比喻。对于同舟共济的道理，是篇用乘舟而不渡过岸去以至于让船上的物品败坏的反面事实来作比喻。对于本篇来说，这些恰当贴切的比喻，实为引人入胜的精彩之笔。《盘庚》篇既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又详载了商王的诰谕，其篇章结构比较成功，其遣词造句也颇具匠心。例如在讲君主与民众的作用和关系时，篇中有这样的几句话：
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这几句话，在后世君主的言论中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几乎成为君主自谦的口头禅。它之所以历代流传，就在于它将丰富的思想内涵浓缩，充分体现了君主个人负责的精神。篇中的语言多具论辩和说服力，与其语言表达的精当和凝练有直接关系。篇中对于前人的思想精华和精练的语言注意吸取，例如在讲到商王室与诸族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篇中首先不是正面阐述道理，而是引用古代贤人名迟任者的一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句话采取对比的方式讲明用人与用物两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使用物品当然越新越好，可是君主在用人的时候，却要任用有长期合作关系者。这种用人而“求旧”的原则，十分贴切地说明了商王要与曾经长期合作的诸族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篇中用迟任这一句名言来说明问题，比起长篇大论的正面表达，其效果要好得多。
数量甚巨的甲骨卜辞中所蕴涵的文学与史学的萌芽，在晚商时期有所发展，《尚书·盘庚》篇是为其证。周初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尚书·盘庚》篇可以视为殷代典册文字的代表。虽然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篇文字已非商代典册文字的原貌，但它是由殷代典册文字演化而形成的。殷代文学与史学的萌芽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卜辞，一是典册文字。至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应当说典册文字是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但是其写作又不同于甲骨卜辞那种对于神意进行祈求的记录，而是要通过篇章文字的表述来阐明道理，以适应与祈祷神灵所不同的另外的社会需要。例如帝小辛的时候“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就是为了以历史事实和商王的诰谕来教育民众而写作成篇的。
殷代的典册文字并非仅见于《尚书·盘庚》，《尚书·商书》部分依照《书序》的说法，共有二十余篇，今文《商书》虽然只保存了《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但其他诸篇的题目和其写作目的或事由却还保存在《书序》里面。今所见《书序》虽然已非原貌，但却因为其渊源有自而大致可信。【15】从《书序》里面，我们可以将殷代的典册文字分为记事与记言两个类型。属于记事类型者，《书序》有以下的阐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这是记载汤伐葛史事的文章，虽然早佚，但其史事却在《史记·殷本纪》中有所记载，或许太史公即以《汤征》为据而写成。
伊尹去亳适夏。即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这两篇是记载伊尹归亳之事的文章，《史记·殷本纪》作《女鸠》、《女房》。伊尹适夏而又返归商，这是很具精彩引人情节的史事，如果在秦汉间还有流传，便很可能被采纳进《史记》，但是《史记·殷本纪》却仅据《书序》为说，可见在太史公的时候此篇即已亡佚，所以司马迁也无可奈何，只好依《书序》而简单提过。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这三篇文字皆为记商汤灭夏以后欲迁夏社之事的文章，《史记》仅提到《夏社》一篇，其间缘由已无佐证可资考析。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这是对商军掠取夏的宝玉情况进行记载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谊伯（《史记·殷本纪》作义伯）、仲伯”两人可能是随商汤灭夏的方国首领。他们“作《典宝》”，实际是史官记载其言行。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这三篇的内容与《盘庚》篇类似，应当都是关于迁徙都邑大事的记载。另外，《史记·殷本纪》谓：“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此载表明，太史公知道有《仲丁》一篇，但在太史公时其内容已经亡佚。
总之，殷代典册文字关于史事的记载，偏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以上所引者以外，还有见于今《商书》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尽皆以记事为主。这种记事文字中也包括了许多言论，有些篇章可能是记事与记言并重者。
殷代典册文字的记言篇章见于《书序》者多为诰、誓之辞。这些诰、誓多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属于记言类型的典册文字，《书序》有以下的阐述：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这是叙述成汤以前的商族八迁情况的文章。从篇名推测，《帝告》应当是迁徙时对民众的讲话。《史记·殷本纪》所说与《书序》同。前人曾疑篇名本当作《帝告釐沃》。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此篇尚存，为记载商革夏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宝贵资料。虽然为后人的述古之作，但其所依据则当为自殷代所传的典册文字。篇中记汤伐桀时的誓师之辞，为相当典型的记言文章。
汤归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
这是一篇诰命之辞，已佚。其原名盖为《仲虺之诰》，但今《尚书》是篇为伪古文，已非原文。相传仲虺为汤左相，其所作诰可能是灭夏后安定天下的告示之辞。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本篇为商汤告天下“诸侯群后”的诰辞，《史记·殷本纪》载有其内容，盖有其所本。伪《古文尚书》所载与《史记·殷本纪》所载不同。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这六篇都应当是伊尹对于太甲的告诫之辞，不过前三篇是太甲刚继位时而作，后三篇则为放太甲于桐时而作。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此篇的内容从“咎单遂训伊尹事”推测当和伊尹所作六篇相同，也是对于商王的告诫之辞。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史记·殷本纪》载有武丁寻求傅说之事，《说命》三篇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傅说向武丁的进言。
殷代典册文字属于记言类型者为数颇多，除了以上所提到者之外，《书序》还有些相当简单记载者，如“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等，也可能属记言类型的文字。
我们从《书序》中可以窥见殷代典册文字的一些情况，但并不意味着《书序》所提到的这些篇都是殷代典册之所写定者，而只是说殷代典册至少已经有了后世写定的这些篇章的基本内容的记载。古人有左史、右史分职的说法【16】，记言和记事都有专门的史官。从殷代典册文字的情况看，这种分职大约在殷代就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