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彝铭与西周时期的史学
青铜器的铸造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代青铜器的作用，除了和夏商两代一样作为礼器和实用器以外，还作为铭功记事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文献记载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彝铭就是后人研究周代社会情况如分封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彝铭对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多有反映，它对于西周时期的史学有许多记载，足可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或补其所缺。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的史学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铭揭示了西周时期史官设置和职司的情况。西周王朝的太史是史官之长，彝铭所载的“大史寮”（《毛公鼎》、《番生簋》）指太史及其僚属。据周成王时器《中方鼎》铭文记载，周成王曾经命令“太史兄（贶）□土”，即册命赏赐名中者以某处的土地。这与《周礼·宗伯》所谓“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是相吻合的，在王朝大典上，太史之官是很风光的人物，例如在周康王继位的隆重典礼上，“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尚书·顾命》），宣读周康王继位的册命文辞就由太史进行。
彝铭中称为“史”者，当即周王朝或诸侯国普通的史官。他们往往负有传达王命的职责。周成王时器《中甗》铭文载周成王时名中者率军南征途中，“史儿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女（汝）事小大邦，厥又舍女（汝）……’”，名儿的史官传达周成王的命令，让名中者有事于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邦国，并且还赏赐名中者以物品。周康王时器《臣辰盉》铭文载“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殷于成周礼百生豚，暨赏卤鬯贝”，名寅的史官和士上奉周康王命令一起到成周行殷见之礼，赏赐诸侯首领各种物品。西周中期册命制度盛行的时候，史官可以代宣王命。请看彝铭中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记载：
唯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在）周康宫新宫，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乡（向）。王呼史年册命望。（《望簋》）
《望簋》是周恭王时器，其铭文记载在册命名望者的时候，周恭王即命史官名年者宣读册命文告。这类铭文数量不少，多见于西周中后期器，如《师酉簋》、《免卣》等，都很典型。除了册命外，史官还参加其他许多事务，如《史懋壶》铭文载“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京□宫，亲令史懋路巫（筮），咸，王乎（呼）伊白（伯）易懋贝，懋拜稽首”，意谓周王亲自命令史官名懋者进行“路（露）筮”，筮毕，名懋者受到周王赏赐。西周时期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麦彝》铭文载，“才（在）八月乙亥，辟井侯光（贶）厥正、史”，此“史”即井侯的史官。有些从事具体事务的史官，如周恭王时器《格伯簋》铭文载格伯与其他贵族的交易中“书史”某人即参加勘察和定案。这样的“书史”，可能是史官地位较为低微者。
在众多的史官中，“内史”的地位因其为宫内的史官而显得比较重要。内史的官长称为“内史尹”，一般的内史则称为“作册内史”、“作册命史”。内史普遍参加周王对臣下或诸侯的册命仪式，还接受王后的命令而执行某项任务。内史与一般史官的关系在彝铭也有反映，西周后期的《（？）鼎》铭文载有周厉王十九年四月间周厉王册命的情况，“宰讯右（？）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史留受王令书，王乎（呼）内史□册易（锡）（？）玄衣……”。奉王命而作记录的是史留，宣读册赏王命的是内史某人。这位“史留”，或即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说文》叙谓“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书·艺文志》载有“《史籀》十五篇”。从彝铭记载看，他在周厉王时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史官，可能到周宣王时才升为“太史”。就其重要性而言，内史显然要比一般的史重要得多。据专家研究，内史是周王的记言之官【17】，很可能与“作册”的职官是合为一的。顾名释义，作册职官应当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者，也应当参与各种册命仪式和其他的政治活动，彝铭载有不少王命作册某人进行册命的事例，如《益卣》、《折尊》、《免簋》、《走簋》等，皆有此类记载。【18】周代保存档案资料的职官称为柱下史或御史，如彝铭《竞簋》载有任“御史”之官的名竞者的情况，可与文献相印证。
对于周代史学发展来说，周代的各种史官起着巨大作用，铭功记事，册命记言，皆出自其手，许多档案资料归其掌管。由于文化需要积累，甚至世代相传，所以周代史官也多世代相递，“史”或“册”、“乍（作）册”遂为其姓氏或族徽。【19】
其次，西周时期的彝铭反映出当时的史官已经具有比较浓厚的历史记载意识。史官的历史记载，不仅记载本宗族或家庭的历史，而且有的也记载周王朝的历史。著名的《墙盘》铭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铭谓：
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普）右（有）上下，合受万邦。挺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俊）民永不（丕）巩狄柤，长伐尸（夷）唐。宪圣成王，左右绶敛刚鲧，用肇铸周邦。渊哲康王，宾尹啻（亿）强（疆）。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唯狩南行。祗显穆王，井（型）帅（率）宇诲。（？）宁天子，天子舟（周）缵文武长刺（烈），天子眉无匄。褰祁上下，亟熙宣慕，昊昭亡（无）斁。上帝司夏贶保，受（授）天子绾令（命）、厚福、丰年，方蛮亡不夥见。【20】
盘铭历数周王朝自文王以降的诸王业绩，说周文王使政治安定和谐，使上帝赐予他以具有懿德的大臣，因此得到上下的完全支持，得到万邦的拥戴。敏捷刚勇的武王，开始征伐四方和挞伐殷，还派俊杰远征翟柤之国和夷唐。开明通达的成王，其左右的大臣团结勇武，造就了稳固的周邦。渊博明哲的康王，治理着广大的邦国。宏鲁而嘉善的昭王，大举征伐楚荆，带着雄壮的军队南行。肃静耿明的穆王，遵循先王的伟大教诲而行事。重新安定了继位大统的天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长远功烈，能够眉寿无疆，上下协力，共图光明大略，光辉无限。上帝眷顾华夏，赐予保佑，授予天子以长寿、幸福、丰年，使得方国蛮夷无不接踵朝见。名墙者为周王朝的史官，他之所以叙述周王朝的史实，目的在于要通过这些来显示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因此与其家族有关的周王，他就着重叙述，反之则一提而过，或者根本不提。从《墙盘》铭文里可以看到，名墙者已经在有目的的进行历史的阐述，并且这个阐述比较系统，让人可以大致了解周王朝的辉煌经历。
彝铭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地知晓某件事情的进程。例如周武王时器《利簋》铭文载：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
武王伐纣灭商是商周之际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簋铭叙述了周武王伐商的干支、时间和经过，讲明了在一天之内即灭商而有之的情况。与这种简要记事的风格不同，有的彝铭则不厌其烦地将事件记载得十分详尽。《多友鼎》就是一个典型。西周后期周王朝与猃狁之间的斗争对于政治局势影响很大，《多友鼎》记载了讨伐入侵的猃狁的一次战斗，铭谓：
唯十月，用猃狁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荀，衣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多友右（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二十又三人，孚（俘）搏于龚，折首三十又六人，执讯二人，孚（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复荀人孚（俘），或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右（有）折首执讯。乃逞追，至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五人，执讯三人。唯孚（俘）车不克以，衣焚，唯马驱□，复夺京师之孚（俘）。多友乃献孚（俘）、馘、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乃曰（谓）武公曰：“女（汝）既静京师，厘女（汝），易（锡）女（汝）土田。”丁酉，武公才（在）献宫，乃命向父招多友。乃徙于献宫。公亲曰（谓）多友曰：“余肇事（使）女（汝），休，不逆，又（有）成事，多禽（擒），女（汝）静京师。易（锡）女（汝）圭瓒一，汤钟一□，□□百匀（钧）。”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乍尊鼎，用朋用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是《多友鼎》铭文的全篇，之所以全部引用，是为了说明当时彝铭记载历史事件情况的全貌。铭文意谓，十月间，因为猃狁大肆出动，猛烈地攻打京师，所以人们请求追击猃狁。于是王就命令武公说：“派遣你的精锐部队，到京师去追击！”武公便命令多友率领武公的战车前往。癸未这天，猃狁攻打荀这个地方的时候，大肆掳掠，多友及时赶到并向西追击，到了甲申那天的早晨，在某地进行搏斗，多友斩首执俘，指挥部队一共斩首215人，活捉23人，俘获战车117辆，并且夺回了许多被猃狁掠俘的荀地人。此后还在共地进行搏斗，斩首36人，活捉2人，掳获兵车10辆。多友率部队继续跟踪，追到世地进行搏斗，多友又斩首执俘而获胜。于是紧追到称为杨冢的地方，车上的甲士斩首敌人115人，活捉3人，并且把俘获的不能带走的战车集中焚毁，把俘获的伤病的战马驱散，又夺回被俘的京师人员。于是多友把俘获的物品、敌首和俘虏进献给武公，武公又把这些进献给王，于是王对武公说：“你已经平定了京师，立下了功劳，所以给你嘉赏，赐予土田。”丁酉这天，武公在献宫，命令向父召见多友，多友来到献宫，武公亲切地对多友说：“我当初派你去作战，你干得很好、很顺利，终于成功地结束了战斗，俘获了大量战利品。你平定京师有功，因此赐给圭瓒一件、好钟一套，上等金属三千斤。”多友为了报答和宣扬武公的美意，因而铸造了这一件宝鼎，用来宴飨亲朋好友，子子孙孙要永远珍用。从《多友鼎》可以看到，作器者固然是为了表明自己参加讨伐猃狁战斗所立的功绩，可是对于战斗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却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武公、多友、向父及周王等人的言行都有所记录。这篇铭文实际是一篇讨伐猃狁战斗的历史叙述，已开后世关于战争史载的先河。像《墙盘》、《利簋》、《多友鼎》之类的彝铭，其历史意识可以说比甲骨卜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后，彝铭注意了历史记载的教育作用。周代彝铭末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是许多彝铭的习惯用语，其用意固然是要子孙将彝器世代相传，但更重要的是让子子孙孙都要记住彝铭所叙述的先辈的光辉业绩，这也就是将彝器世代相传的目的所在。西周时期进行历史传统教育的形式可以有许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历史传统载之彝铭而传之后世。周代彝铭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是《毛公鼎》，其结尾说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乍（作）尊彝，子子孙孙永宝用”，除了这个结尾之外，全篇文字即由五段周王的话组成。第一段是周宣王讲述周王朝从兴盛到发生危机的历史。周王朝原先“率怀不廷方，亡不□于文武耿光”的大好形势，后来却变成“四方大从（纵）不静”的局面。第二段叙述周宣王对于毛公的嘱咐。第三段讲周宣王所授予毛公的重权，表明周宣王自己不再向父王那样“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绝不像父王那样刚愎自用，而要信用毛公这样的大臣。第四段讲周宣王对于毛公的要求，让他整顿吏治。第五段讲周宣王赏赐给毛公的物品。《毛公鼎》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其历史教育目的十分明确。铭文所记周宣王的语言，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国人暴动致使周王朝面临重大危机的历史十分重视的心情，并欲以这样的历史鉴戒来教育人们，从而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毛公鼎》作为一篇相当完整的诰命体铭文，没有记载毛公的什么业绩，而是以绝大部分的文字记载了周王的训诰言辞，并且这些训诰是以讲述历史的形式为主来展开的。周代很重视“殷鉴”的作用，所以《诗经·文王》谓“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毛公鼎》铭文所讲的历史对于周代后期的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殷鉴”。《易经·大畜》卦的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从西周时期的彝铭看，当时已经初步有了这种观念，彝铭所载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前言往行”，都可以用来教育弟子以增强其历史观念和培养其德操。
从西周时期大多数的彝铭内容看，其历史教育作用主要在于铭铸先祖或自己的丰功伟业以及所受到的周天子或上级的恩宠，从而成为子孙后代学习的楷模，然而，也有少数铭文专记自己失败的经历，以为后世子孙的鉴戒。西周后期的《（？）匜》就是相当典型的一篇。铭文谓：
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上宫，白（伯）扬父乃成劾曰：“牧牛！□，乃可堪！女（汝）敢以乃师讼！女（汝）上挺先誓，今女（汝）亦既又御誓……我义（宜）鞭女（汝）千，墨□女（汝），今我赦女（汝），义（宜）鞭女（汝）千，黜□女（汝），今大赦女（汝），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寽。”白（伯）扬父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牧牛则誓，乃以告吏□、吏□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用乍（作）旅盉。
从铭文内容看，名牧牛者与其上级诉讼，最后由伯扬父做了判决。伯扬父说：“牧牛！你的行为还能够让人容忍吗！你居然敢同你的长官诉讼！你这就违背了先前的誓词，所以现在你还再次宣誓……我本来应当处罚你一千下鞭打，并且在你的面颊上刺墨，现在我宽赦你，只处罚你一千下鞭打，而减除墨刑，现在我再大大宽赦你，只鞭打五百下，罚铜三百寽。”伯扬父让牧牛发誓……牧牛发誓以后，在场的两名吏职予以记录，誓词就算完成，罚金也已如数缴纳。（？）为纪念这件事，于是就铸造了这一件旅盉。从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名牧牛者“以乃师讼”的结果是受到鞭打五百和罚金三百寽的处置，通篇没有牧牛的丰功伟绩，没有牧牛受到封赏的记录，通篇只以伯扬父的判决词为主线来说明牧牛所犯罪过的情形。牧牛“作旅盉”的目的是要子孙铭记自己的教训。春秋时期楚庄王所选定的太子傅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周代彝铭里面如《（？）匜》这样的铭文，其作用就是申叔所说的“以戒劝其心”，而其他铭记功德业绩的铭文的作用则是“以休惧其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西安出土有《史惠鼎》，其铭文载：
史惠作宝鼎。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臧，寺（持）屯（纯）鲁令（命）。惠其子子孙孙永宝。【21】
铭文意谓周王朝的史官名惠者日有所成，月有所行，能够察知善恶而教人，所以得到嘉美的赐命。史官“察化恶臧”的使命表现在彝铭记载上，便是历史教育功能的体现。这个教育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彝铭中像《（？）匜》这样的记载虽然很少，但却是从反面进行教育的例证。
总之，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了彝铭与西周史学的关系，研究了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史学的一些情况。彝铭是西周史学的重要载体，对于西周时代的人来说，彝铭犹如后世的国史、家族史和历史教本。存放在宗庙里的彝器，不仅仅是庄严肃穆的象征，是祖辈功业与经验的结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导现实生活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彝铭记史记言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其古奥的言辞，典雅的文风，足为当时文化的精品，确实达到了留之后世、传之久远的目的。
西周史学的载体，除了大量的彝铭以外，还有许多典册文字，这些典册文字有些流传到了后世，成为人们研究上古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些也是西周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典册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是关于周族历史传说的记载。周族自古有关于本族起源和发展的传说，后来演变为系统的史诗，这在上古时期与夏商两代相比是很突出的。周族的史诗一般都写成于西周时期，主要保存在《诗经·大雅》里面。周族史诗追溯时代最早者是《诗经·生民》篇，是篇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居然生子。”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姜嫄，这位老祖母进行祭祀以禳除自己不能生子的灾祸。果然，在祭祀以后，她践踏了上帝脚印的大拇指而心动，于是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怀孕，且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后稷。这个叙述已经把周族的历史追溯到了母系时代，当时只知周族祖先后稷的母亲为姜嫄，还不知道后稷的父亲。这个传说流传久远是可以想见的，后稷以后周族的著名先祖公刘在史诗里面也有叙述：“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诗经·公刘》）这里叙述了公刘率领族人迁徙于豳地的情况。他率领族人准备好干粮，携带着武器，从原先居住的地方起程远迁，来到这广阔的原野，使民众心情舒畅而安居，这个地方就是建造居住房屋的豳地。率领周族迁徙到周原从而使周族得以大发展的是古公亶父。他也是一位在史诗中有专篇称颂的重要人物。《诗经·绵》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先追述周族的发祥如同绵绵不绝的大瓜小瓞一样成长壮大。然后叙述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古公亶父和妻子——一位姜姓的女子骑着马来到岐山之下，察看这一片连苦菜都如饴糖一样甜的周原，古公亶父经过商议和占卜，遂决定在周原定居。关于古公亶父以后、周文王以前的周族情况，以《诗经·皇矣》所述最为集中。是篇谓“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指出上帝承认其美德声名，并满足其愿望，使他成为这大邦之王。王季是周族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周文王的事迹，在周族史诗所述各王时代中是数量最多者。《诗经·大明》叙述了王季娶妻于挚国任姓之女大任而生下文王，以及文王继位之初娶亲的情况；《诗经·皇矣》叙述了文王讨伐密须和崇国的情况；《诗经·绵》叙述文王调解虞、芮两国争端的情况；《诗经·灵台》叙述周文王建筑灵台和推行礼乐的情况；《诗经·荡》叙述文王对殷商的斥责；《诗经·文王》讲文王死后到天上保佑周邦的情况，其最后谓“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可以说是关于文王的所有诗篇的主旨所在。关于文王以后的西周的各个历史时期，《诗经》里面也有不少诗作予以讲述。
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这些史诗尽量保存世代相传的周族历史的原貌。有些传说并不怎么符合西周时期的宗法观念和社会观念，但由于是古老的传说，所以在史诗中仍然予以保留。例如，后稷降生以后曾经有三次考验的仪式，“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大雅·生民》）。这种对于生子的考验仪式和礼俗在西周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史诗中还是依其原貌叙述。其次，史诗对于所写的人物与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是周王朝建立以前周族历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所以史诗中便突出叙述其业绩。而高圉、亚圉等在周族发祥史上影响不大，所以史诗便不涉及。史诗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点描绘，如写武王伐纣的场面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明》）。既写殷商军队之多，又写了周军士气的旺盛，更突出描绘了周武王、师尚父这两位关键人物，这种描写真可谓是浓墨重彩。最后，和西周时期的一般诗作不同，史诗着重记载了周族民众的情感和语言。例如写周族历史绵远而没有断绝的情况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诗经·绵》），写后稷率族人获得丰收后准备祭祀的情况谓“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蒸）之浮浮”，很有生活气息，都不是呆板的文绉绉的语言。总之，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是西周史学的重要收获，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从西周时期的典册文字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史诗之外的、与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西周时期曾经依据殷代流传下来的典册文字整理夏商时代的誓诰文献，并且将其分为《虞书》、《夏书》、《商书》等部分。这可以由春秋前期人们引《书》的情况作出推断。《左传》庄公八年载鲁庄公语谓“《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七年载晋赵衰语谓“《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语谓“《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成公十六年载周单襄公语谓“《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这些都是春秋前期人引用《夏书》的记载，可见《夏书》的编撰应当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所以在春秋前期即在鲁、晋、周等国流传。《左传》文公五年载卫宁嬴语谓“《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载晋栾武子语谓“《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这是春秋初期人引用《商书》的例证，所引《商书》文字，见于今本《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篇，从中可见自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商书》编次与后世有别。《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随武子语谓“《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此话，郑国的子皮也曾经引用过，文字稍繁而意思完全相同，谓是篇为《仲虺之志》（《左传》襄公三十年）。《书序》谓：“汤归之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从这里可以看到自西周流传下来的《商书》篇名还没有统一，或称《仲虺》，或称《仲虺之志》，就是一个例证。总之，春秋前期所流传的《书》，距离西周很近，并且已经在许多诸侯国流传，所以推测其整编是西周时期的事情，应当大致不错。
西周时期记载当代历史的文献称为《周书》，并且在春秋前期即已被人们广泛称引。《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宫之奇语谓“《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卜偃语谓“《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宣公六年载晋中行桓子语谓“《周书》曰：‘殪戎殷’”；宣公十五年载晋羊舌职语谓“《周书》所谓‘庸庸祗祗’”，成公八年载晋韩厥语谓“《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成公十六年载晋范文子语谓“《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春秋前期的人所引用的《周书》多见诸《尚书·康诰》。《康诰》本来是分封卫康叔时的诰辞，并且在册封的时候已经赐予卫康叔【22】，“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但却在其他诸侯国流传，可见作为诰命之辞的《康诰》在周王朝的史官那里还存有副本，并且整理为《周书》中的一篇。同样的例子还有周初对于蔡仲的诰命之辞。春秋时期卫国的祝佗讲册封蔡国之事谓周初蔡叔反叛而被杀，“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书序》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这篇“命书”已经在册封的时候赐予蔡仲，但是卫国人却对这篇文字了如指掌，可见此必定由周王朝史官整理为《书》的一篇而广泛流传。我们之所以肯定《康诰》、《蔡仲之命》等《周书》的篇章的整理编定是在西周时期，而不是拖延到春秋时期才加以整理，就是因为《左传》的明文记载，证明这些篇章早在周初分封诸侯时即已成型。西周时期是否将诰誓之类的文献编定而以《周书》相称，尚无确证，但是依《夏书》、《商书》之例推测，西周时期也可能是有《周书》之称的。《周礼·内史》载“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郑注谓“副写藏之”。从《康诰》、《蔡仲之命》的情况看，周王朝的史官将诰命之辞“副写藏之”应当是实有其事的。春秋初年虞国贤臣宫之奇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春秋时期卫国的祝佗说各种诰辞“藏在周府，可复视也”（《左传》定公四年）。可以推测，“盟府”、“周府”所藏的各种诰誓、册命及其他档案材料的数量很多。这些材料，仅见于《周礼》诸史官职守所记载，就有以下几类，一是古史传说，即《周礼·外史》所谓的“掌三皇五帝之书”。二是关于各诸侯国大事的记载，即《周礼·内史》所谓的“凡四方之事，内史读之”。三是周王室及所分封的各诸侯国宗族的一些情况，即《周礼·小史》所载“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四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诉讼记载，即《周礼·大史》所谓“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者藏焉，以贰六官”。这些档案材料的整理加工，不仅是西周史事记载的基础，也是西周时期编撰《书》的主要依据。
和夏商两代相比，西周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可谓空前增强，夏商两代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成为周初人们经常谈论的问题，周公曾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他所说的“民监”实即民心向背而引起的夏商两代的兴亡，归根到底还是历史的经验，召公曾说：“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尚书·召诰》）召公认为，夏商两代从兴盛到“坠厥命”，这就是周人最好的鉴戒。在周公看来，历史的经验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周公所讲的正面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殷代诸位明智的先王，“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尚书·酒诰》）。从成汤到帝乙的诸位“经德秉哲”的先王的史迹，周公十分熟悉，他说：
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尚书·无逸》）
从这个说法里面可以看到周公对于殷王朝的历史是很了解的，以至于每位殷王在位的时间和某些作为都知道得很清楚。这里也可以说明周人的确有关于殷商的典册文字记载，所以才会将某位殷王在位的年数如数家珍地罗列出来。关于殷代君臣的情况，周公也非常熟悉。他指出：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尚书·君奭》）
这里所追溯的时限从成汤开始，直到武丁，距离周初已经较远，周初人这样熟悉他们的作为，想来是以典册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除了夏商两代历史以外，周族自己的发祥历史也是周初人们相当重要的历史经验。周公曾谓：“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尚书·无逸》）他在这里举出周太王、周王季和周文王，不是着眼于他们在上天已经成了神灵而保佑周族，如同《诗经·文王》所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的那样，而是着眼于这些周先王勤奋创业的历史经验。
周初所总结的反面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夏商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周公说：“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指出夏桀不遵循以往任用人的道理，而且行为暴虐，所以导致灭亡无后。周公又指出“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尚书·立政》），即商纣王行为昏暗不明，任用那些行为残暴、作恶多端的官员，所以周才接受了国运而治理天下。召公曾经对周成王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尚书·召诰》）明确说明夏商两代亡国的教训正是周的鉴戒。召公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周初统治者借鉴历史经验的典型言论。《诗经·荡》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文王》谓“宜鉴于殷，骏命不易”，都凝聚了周人浓厚的历史意识。
综观西周史学发展情况，可以说已经比殷代有了长足的进展。如果说殷代尚有十分浓厚的神意史观的话，那么西周时期的史学则正逐渐从神意的笼罩下走出，更多地注目于人的历史活动，记载人的事迹和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结果。殷代的甲骨卜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祈求神意的产物，而周代的彝铭则与神意有了较大的距离。殷代的贞人记载历史还不够自觉，而西周时期的史官则自觉主动地进行史载和历史资料的汇集。这里有一个颇有趣味的对照：殷人占卜是以神意来决定人事，而周人迷信的重要方式——蓍筮，则以人事来印证神意。《易》的卦爻辞写定于西周时期，是当时的人蓍筮以后决定吉凶之辞，然而卦爻辞里面却有许多人的事迹，例如：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爻辞）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明夷》九三爻辞）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过》六五爻辞）
王用亨（享）于岐山，吉，无咎。（《升》六四爻辞）
这些爻辞所记皆为人的活动，虽然其具体史事不明，但非神鬼之事，则还是一目了然的。《易》的卦爻辞里面有一些事情已经被专家考证出其原委【23】，可以确指其为历史上某时某人之事。主要有以下几例：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
这是商先祖王亥的史事，可以与《山海经》、《纪年》、《天问》等的记载相互印证。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辞）
这是商王高宗讨伐鬼方的史事，说“三年克之”，可见战争延绵颇久。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六五爻辞）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归妹》六五爻辞）
这是商王帝乙嫁女于沚国的史载。帝乙的时候为了加强与诸方国的关系而嫁女于比较强大的沚国首领。【24】
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六五爻辞）
这是殷末贤人箕子的史事。《易·明夷》彖传里面曾经将周文王和箕子对举，可见箕子应当和周文王一样也是商周之际的人物。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卦辞）
这是周初卫康叔的史事，指康叔受封后，以善于畜牧而用王所赐之马而蕃庶。总之，从《易》的卦爻辞看，大多数都是以人事来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这些人事中虽然大部分不能确指，但是这与殷代甲骨卜辞的以神意而决定人事还是很有区别的。当然，《易》所载的史事，并不是在进行历史记载，而只是取其为人们所熟知的结果而作为蓍筮时断定吉凶的说辞，还是为神意服务。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说其着眼点已经与进行甲骨占卜时的殷人不同：蓍筮时，周人眼睛看着前人行事的吉凶，而龟卜的时候殷人眼睛则盯着神的旨意。相比而言，周人显然要比殷人进步一些。周人的这个进步与其浓厚的历史意识有着直接关系。
注释：
【1】 1930—1931年在山东历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占卜所用的兽骨16片。1932年在安阳侯家庄的高井台子也出土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卜骨。1933年在旅顺羊头洼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卜骨，其钻迹呈漏斗状。
【2】 《周礼·太卜》郑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易经》孔疏引郑玄《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
【3】说详《屯南》下册，1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周礼·菙氏》：“凡卜，以明火爇，遂吹其焌契。”郑注：“谓以契柱（？）火而吹之也。”《史记·龟策列传》：“灼以荆若刚木。”索隐：“古之灼龟，取生荆枝及生坚木烧之，斩断以灼龟。”从殷墟甲骨的钻凿情况看，兆纹的形成应由契柱灼烤所致，而不应当是将整个甲骨放置火上烧烤。
【5】 《屯南·前言》，5页，1980。另外，1936年殷墟发掘中编号为127的灰坑，仅一坑就出土甲骨一万七千多片，据研究也是有意储藏的结果。
【6】 《诗经·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7】 《周礼·保氏》有“六书”之称，注引郑众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六书指“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谓此六者为“造字之本”。这两种说法皆不及许慎说影响大。
【8】专家们关于周祭五祀的顺序有不同的说法。此据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研究的新观念》（见《中国文字》，第35册）和常玉芝《关于周祭中武乙文丁等的祀序问题》（见《甲骨文与殷商史》）中的说法。另外，关于五祀顺序，董作宾《殷历谱》和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均有不同的排列。
【9】 《甲骨文字释林》，37、154页。
【10】 《甲骨文字释林》，37、154页。
【11】正与（？）古音相同，《汉书·王莽传》：“人民正营。”正与营叠韵。《楚辞》之《远游》“魂茕茕”，《哀时命》作“魂眐眐”。于省吾先生说“甲骨文祭名之正应读作（？）”（《甲骨文字释林》，156页），是正确的。
【12】（？）祭之“设绵（？）”与《史记·叔孙通传》“为绵蕞”相同，索隐引韦昭曰：“引绳为绵，立表为最。”《说文》：“朝会束茅表位曰（？）。”因此，“设绵（？）为营”当指束草为祭坛。
【13】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高宗肜日”说》。
【14】 《尚书·盘庚》初本不分篇，汉时虽分为三篇，但仅在篇间空一字以示区别，对于三篇次序向无异议。清代学者俞樾提出《盘庚》下篇宜为中篇，上篇宜为下篇，中篇宜为上篇（参见《群经平议》卷四），改动三篇次序。但是俞说进行改动的证据不足，从盘庚迁殷的过程以及《盘庚》内容分析来看，三篇次序并无舛误，说详拙作《从盘庚迁殷说到〈尚书·盘庚〉三篇的次序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9（1）），烦请参阅。
【15】历代学者对于《书序》的有无以及《书序》的作者问题进行过许多辩论和研究。近代熹平石经残石载有《书序》文字，可证《今文尚书》必有《书序》，《史记》诸篇也多引《书序》，可见《书序》之有是否认不了的。《书序》盖为先秦时期史官旧文，秦汉时期又加以整理，东汉平帝时整理编定了《百篇书序》，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在注解《尚书》的时候曾经把《书序》附在注后，晋代伪孔传的作者将汉代的《百篇书序》分散列于各篇之首。《书序》写定的时候，其作者已经对于有些篇不甚了了，所以难免有说错的地方，例如《高宗肜日》一篇“为祖庚之时绎于高宗之庙而作”（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但《书序》的作者由于不了解殷代肜日之祭的含义，所以便谓此篇为“高宗祭成汤”时所作。尽管如此，却也不能断定《书序》之作为空穴来风，其所论的大部分还是比较可信的。
【16】 《礼记·玉藻》篇谓周王视朝的时候，“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则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17】关于内史的职守，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掌管记载周王的活动事迹。《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正义》疏引郑注云：‘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这表明，内史掌在王的左右，是记言之官。”（《西周金文官制研究》，30页）按，周武王时器《利簋》铭文载“王在柬师，锡右史利金”，可以与《礼记·玉藻》所载相印证。然而周代铭文中“右史”仅见于《利簋》，盖此后记言、记事之官已经不再称为左史、右史，而以太史、内史等职官名称为称。
【18】古代文献里有“作册”，如《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作册逸诰”；伪孔传谓“王为册书使史逸诰”，以“为册书”释“作册”之义。《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二谓“《书·洛诰》云：‘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此即成王策命鲁公伯禽之事。尹逸盖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则曰‘作册’”，始以“作册”为职官名。王国维进而指出，“古金文亦多言作册，《睘卣》‘王命作册睘安夷伯’，《吴尊》盖‘宰朏右作册吴入门’，皆以‘作册’二字冠于人名之上，与《书》同例，是作册为官名之证也。作册亦称‘作册内史’”（《观堂集林·别集》卷一）。至此，“作册”为职官之名终成定论。
【19】 《金文编》附录上第453至462号的彝铭多为族徽，其字中皆有“册”字。第463至465号的彝铭亦有“册”字，另有四耒或二耒之形，秦建明同志释其为“作册”（参见《释作与作册》，见《西周史论文集》下册，1164～1172页），甚是。
【20】关于《墙盘》的释文，诸家多有歧异，今采择诸家之说。为方便计，有些字径以所读写出。《墙盘》见于20世纪70年代所发现的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微史家族铜器群，共有周代铜器百余件，其中有铭文者就有74件。这个铜器群断代的核心是《墙盘》，专家们对于《墙盘》文字考释及其断代提出许多精当的见解，使铭文之义可以通释，并且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关于其断代，专家们主要有两说，一是恭王说，一是穆王说。我以为根据铭文内容及其与其他彝器的比较，《墙盘》应为夷王时器，说详拙作《〈墙盘〉断代再议》（载《中原文物》，1989（1））。
【21】 《史惠鼎》铭文的字释甚艰难。关于鼎铭文的释文及其意义的探索，此从李学勤先生说，见其《史惠鼎与史学渊源》一文，载其所著《新出青铜器研究》，122～125页。
【22】关于册封诸侯时将诰命文辞赐予诸侯的情况，在春秋时期周王册封晋文公的记载里面依然可以得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其所受之“策”即册命文辞。
【23】参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和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燕京学报》，1929（6）；又见《顾颉刚选集》，198～24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4】关于“帝乙归妹”史事的解释，烦请参阅拙作《说“帝乙归妹”》，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