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减轻文山会海带来的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时不时地漫步书山，畅游学海，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
从2009年至2010年，在围绕医疗改革的斗争白热化之际，奥巴马总统透露，他仍会抽出时间读书。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卡迪亚大学演讲时称：“医改已经谈论了近一个世纪。我眼下正在读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他谈到了这个问题。”
美国知识界对奥巴马青睐有加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除了撰写畅销书以外，他显然还是一名忠实的读者。总统竞选期间，照片上他随身携带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这本书在那时被外交政策机构奉为经典。一年前，在接受关于经济政策的采访时，他告诉记者，他正在读约瑟夫·奥尼尔在“9.11事件”后出版的小说《荷兰》，该书获得了2009年国际笔会/福克纳奖。
古往今来，像奥巴马一样热爱读书的总统不乏其人。约翰·亚当斯的藏书超过3000册，其中包括西塞罗、普鲁塔克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书中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总统的批注。托马斯·杰斐逊的大量藏书使他负债累累，后来却成为国会图书馆的基础。他向亚当斯坦诚：“没有书我就活不下去。”大概没有哪位总统能跟“莽骑兵”（西奥多·罗斯福）匹敌，他曾一天读完好几本书，并著有十多本颇受好评的书作，主题从1812年战争到美国西部不等。
奥巴马提到的罗斯福传记，指的是埃德蒙·莫里斯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奥巴马或许是有意传达出罗斯福式的坚韧与改革精神，但这也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阅读不仅使总统在处理枯燥乏味的文件报告之余得到调剂，而且会给他们的政治构想和政策思考以灵感，强化、造就或改变他们的观点。白宫观察人士喜欢研究哪些助手的建言对总统管用，但从总统所读的书也可以看出他们想把国家带往何方，以及历史会怎样铭记他们。
《圣经》让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
不妨看看哈里·杜鲁门。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美国总统，但他是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尤其爱读历史和传记类书籍。他曾戏言“这个世界上唯一新鲜的东西就是你所不了解的历史”。
杜鲁门入主白宫时无视国会的反对，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就是由于他年幼时读的书。一本是《圣经》（他读了十几遍），另一本是由查尔斯·霍恩主编的多卷册史书《伟大男人和著名女人》。这套书讲的正是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其神庙。杜鲁门离开白宫后不久，有人向一群犹太领导人介绍说，杜鲁门“帮助创建”了以色列国。杜鲁门生气地表示：“什么叫‘帮助创建’？我就是居鲁士。”
书评左右肯尼迪的国策
约翰·F.肯尼迪执政时期，图书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肯尼迪获得普利策奖的传记《当仁不让》，增强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声望。而白宫的常驻智囊阿瑟·施莱辛格不仅向肯尼迪推荐图书，还撰写了《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在事后描述“肯尼迪王朝”的盛况。
但促使20世纪60年代一项重大政策举措出台的是一篇书评，而不是一本书。
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向总统推荐一篇文章，即德怀特·麦克唐纳在《纽约客》周刊上1.3万字的关于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的评论。书评中提及的这本书记载了美国的贫困现象。受这篇书评鼓舞，同时感到在推进全面减税之后易受到“左派”攻击，肯尼迪要求其班子探讨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拟订了一项旨在“消除贫困”的计划，就在肯尼迪1963年11月前往达拉斯并不幸遇害的几天前，赫勒还与他讨论了这项计划。
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向贫困开战”。约翰逊深受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的《富国与穷国》的影响，并自称把这本书读了好多遍。
尼克松写书在总统中创纪录
理查德·尼克松在回忆录里称，他年轻时遍览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托尔斯泰迷”自诩。他往往挑选与时事有关的图书。例如，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之后，他买了一本温斯顿·丘吉尔的《荣耀与悲剧》，重温了丘吉尔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回忆。
在进入第二个任期时，尼克松读的是罗伯特·布莱克撰写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传记，对于迪斯雷利称威廉·格莱斯顿内阁是“枯竭的火山”深有感触。他在这个词的激励下要求自己的白宫工作人员和内阁辞职，但后来承认此举是一个错误。
1974年8月9日在向工作人员告别的演讲中，尼克松说了一句十分自谦的话：“我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我的确常读书。”他的确博览群书。1977年2月，他曾和自己9岁的女儿埃米一起上过快速阅读课。据说这项技术使他在当总统时仍能每周阅读两本书，卸任后每周更是能读三到四本书。他一共写过24本书，是历届总统中的最高纪录。
激情里根请保守派为自己写传记
罗纳德·里根很喜欢读书，包括莫里斯撰写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事实上，里根因为太喜欢莫里斯的作品，所以挑选他为自己撰写官方传记，结果莫里斯采用一种古怪的半虚构手法创作了《荷兰人：里根传》，这本书于1999年出版。里根还是第一位有意突出保守派知识分子作品的美国总统，他曾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和乔治·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来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计划。
《纽约客》周刊的拉里萨·麦克法夸尔曾写到，吉尔德的书是里根的最爱之一，吉尔德也是“里根最常引用的在世作家”。
克林顿把《怀疑的文化》当成座右铭
比尔·克林顿不但经常读书，而且涉猎广泛。他最喜欢的作家包括玛雅·安吉罗、拉尔夫·埃利森和泰勒·布兰奇。他很清楚，总统读过的书会在媒体和学术界引起关注。克林顿曾经把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特的《怀疑的文化》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这样记者就会发现他在看什么书，并尽职尽责地加以报道。
克林顿读过的书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处理巴尔干危机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这场激烈而血腥的战争，目的是争夺曾经属于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地区的控制权。当时，克林顿总统看了罗伯特·卡普兰写的《巴尔干幽灵》，书中描写的该地区民族宿怨令他感到震惊。这本书显然导致他反对干预波斯尼亚事务。惊慌失措的时任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对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安东尼·莱克说，克林顿“不赞成”他们的建议。多年后，记者劳拉·罗森写道：“有人一听到罗伯特·卡普兰的名字，就忍不住指责他延误了美国的干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