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岁月流逝，依然故我——几代人经营同一个书报刊亭将近70年，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卖报人亚历山大平静地对采访者说，他经营的书报刊亭作为“祖产”，其位置70年来1米都没有挪动过。但与那些百年书报刊亭相比，他家的书报刊亭还算“小字辈”。采访者调查后发现，世界不少国家书报刊亭的经营者往往是收入不高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原因在于他们用自己的辛劳传递着信息与文化，他们默默地站在街边路旁注视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飘荡着尘土与浮躁的街头，带着油墨味和书香的书报刊亭安安稳稳地立在那里，反而能给人们的内心带来一种平静与和谐。
“铁打的营盘”
通过走访和询问，采访者发现西班牙的书报刊亭如同“铁打的营盘”般稳定，而“打铁之人”恰恰是政府。“资深卖报人”亚历山大对采访者说，拥有161万人口的巴塞罗那有3960多家书报刊亭，由于受到法律保护，这些书报刊亭的经营者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由于书报刊亭全部归政府管理，因此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在路上设置书报刊亭，委托书报刊亭出售报纸的机构首先要求的就是书报刊亭的经营许可证。巴塞罗那市内的书报刊亭全部根据市政府的法规来布点，基本隔600—700米设一个书报刊亭。每个书报刊亭的大小都是5—6平方米。当书报刊亭设点确定之后即纳入政府的城市地图，书报刊亭的编号、面积以及所处位置（精确到离墙几米，离拐角几米）也被记录在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移动。书报刊亭经营者拥有经营权，每月向政府缴纳税金。这种经营权可以转让或出售，但书报刊亭的地点和面积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书报刊亭因市政工程必须移位，政府就会根据法律和经营需要分配给书报刊亭经营者一个新的地点销售书报刊。卖报人若不满意新地点可以状告市政府，一切交由法院来裁决。但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任何人、任何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都不能强拆书报刊亭。亚历山大说，巴塞罗那有一些百年老书报刊亭，100年没动地方，除了法律的保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塞罗那的百年市政规划已确定可以拆楼、拆房但不拆路，因此即便有很大的工程也不会影响书报刊亭的正常运转，反之政府还会进行经济补偿。
如果说西班牙书报刊亭的稳定得益于其欧洲式社会的成熟和稳定的话，那么在俄罗斯、印度、伊朗、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这些国家经常举行大规模庆典和群众集会的情况下，书报刊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这些国家，庆典不仅不会给书报刊亭带来麻烦，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生意。瓦莉娅大婶在莫斯科一个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书报刊亭，同时也出售香烟和饮料等杂货。她对采访者说：“我通常早上6点到书报刊亭，整理报刊大概要半个小时。早上配送报纸的车会在7点前把当天的报刊送来，早一点到书报刊亭，可以赶在上班高峰多卖一些报。”在莫斯科，普通报纸定价一般在15—35卢布之间，折合人民币大概在3—8元之间，零售书报刊的利润是非常微薄的。接受采访的瓦莉娅大婶说，仅靠出售报纸是没法在莫斯科生活的，她每月经营杂货的收入能有四五百美元，可以勉强度日。谈到庆典活动，瓦莉娅大婶说对书报刊亭没什么影响，反倒是那些被允许设立在景点、主要干道附近的书报刊亭，生意异常地好。每年5月莫斯科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警察除了出来维持街道秩序外，一般不会管制书报刊亭。当然，瓦莉娅大婶也有她的忧虑，因为她的书报刊亭附近正在开发房地产，她说如果市政部门要求她搬迁，那也只能迁走，但她相信不会遇到“强拆”的情况。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几乎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一个书报刊亭。卖报人一年到头都非常繁忙地工作着，即使是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也不休息，比如5月25日的国庆节。一年中，书报刊亭的主人们只会受到一个节日的“干扰”而关闭书报刊亭，那就是被称为“Diadel Canallita”的卖报者的节日，在这一天所有报纸销售人员都会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个自己的节日。在秘鲁首都利马，86岁高龄、卖报33年的罗瑞蓉老人仍然在唐人街上经营书报刊亭。她对采访者说，每4年换届一次的区政府，对书报刊亭都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佩戴工作证，有的要求填写各种资料，有的要求穿统一制服，每届区政府都有自己的新政，但是总体上平均每年收取300索尔（约100多美元）的税额，她与女儿的日子过得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比较稳定。区政府的各种“变法”基本不会触及她们的根本利益。
书报刊亭风景独好
在秘鲁，人们有个习惯就是爱在街上买报而不喜欢订报。清晨，你会看到书报刊亭前站着许多人，围着看当天各家报纸的标题，然后选择一份自己中意的报纸。
佩德罗是一个书报刊亭的老板，他12岁时从山区来到首都利马，1980年他向区政府申请开办了书报刊亭。佩德罗对采访者说，每天凌晨3点他到报纸分销点取报纸，书报刊亭早晨6点开始营业，直到晚上8点才关门。佩德罗对平均每月能够挣到300美元的小生意比较满意，但他有4个儿子，两个已经工作了，还有两个在读书，所以每天下午书报刊亭由妻子看管，而他去一个家庭式服装店兼职当缝纫工。
不久前，那家服装店倒闭了，佩德罗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又加重了，但他每天早上仍旧热情地和老主顾们打招呼，从他淳朴的脸上看不出生活带给他的压力。
在与秘鲁相隔万里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有一个人的作息时间与佩德罗几乎一样，他就是在火车站摆摊卖报的阿塞普。阿塞普也是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去报摊，等报纸送来后他便开始整理约20种报纸。大概4点钟左右，他的两个送报员开始向住户家里送报。阿塞普的报摊每天能卖出去500份报纸，可以赚10万印尼盾（1美元约合9000盾）。阿塞普说，卖报纸也是靠运气，赚多少算多少。他拥有自己固定的摊位，卖报刊的条件会好一些，但为了养活4个孩子，他不得不在报摊边上再摆一个小吃摊。
佩德罗与阿塞普是很多卖报人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艰辛维系着社会的书报刊亭文化。在英国伦敦西区的诺丁山，乔布斯十多年前失业后借钱开了一个书报刊亭。
目前，这个书报刊亭月收入有七八百英镑，除去衣食住行的开销外，每月还能剩下100多英镑。乔布斯说，卖报可能是英国最小的“小本生意”了，卖出一张报纸自己只不过赚5便士，而如今在伦敦吃一个便宜的三明治也要1英镑，自己想买个三明治就需要卖出去20份报纸。然而，乔布斯在当地的作用是不能用三明治来衡量的。乔布斯在和采访者交谈的过程中，有十多个当地居民来买报纸。眼见已经是午餐时间，采访者询问一位名叫劳拉的人，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买当天的日报。劳拉笑着说：“我买一张报纸可不是为了只看看今天的新闻头条，每天的报纸里有很多对英国经济时局的分析，对我的个人投资很有帮助。另外，报纸会提供一些健康保健的新建议，这对我全家周末出门消遣也能提供帮助。”劳拉说，她从记事起就看着自己的父母每天在早餐时边喝咖啡边读报，所以每天读报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花1英镑买份厚厚的报纸，还可以让家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聊起天来话题也多了些。
英国的卖报人除了在城市街角的书报刊亭随处可见外，地铁站是他们另一个主要活动地点。采访者从地铁员工那里了解到，伦敦的报业几乎是和伦敦的地铁工人一同“开进”地下隧道的。如今在伦敦市中心的每一个地铁站里都有装修精良的书报刊零售店。采访者在伦敦市中心格林公园地铁站采访到两位正在买报的伦敦当地人约瑟夫和珍尼，两人都是上班族。约瑟夫说，在地铁站里买报纸是非常好而且也很实用的安排，因为有的地铁站当年挖凿得很深，从站台出来往往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另外伦敦又是多雨的城市，没有一个读者想冒雨冲出地铁站去买一份报纸。
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各国城市的大街上，书报刊亭看似是最不起眼的建筑，但它却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例如，采访者在巴塞罗那发现，书报刊亭的主人和附近居民既是邻居也是朋友。买一份报纸便可以聊几分钟，天下大事、邻里小事都在他们的聊天范围之内。采访者还见过一位女士有急事要出去，钥匙就交给书报刊亭老板，这样小孩回家就可以去书报刊亭拿；一位男士有事不能准时回家，就请书报刊亭老板帮忙照看一下小孩……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它所体现的是当地社会的安逸与和谐。不同于加拿大，有人经营的书报刊亭少，无人看管的书报刊亭多，即使雇人卖报也是为了拉拢人气，主营项目肯定是售卖附加值更高的商品。原因就在于加拿大作为福利国家，人工成本太高。另外，加拿大许多省市对街头经营有严格限制，在时间、地点、经营品种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对于书报刊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专家指出：“书报刊亭是重要的信息发源地、转运地。虽然如今人们获得信息有多种渠道，但纸媒体仍是重要、可靠的信息源。五颜六色的书报刊亭和咖啡馆一样，装点着都市生活，展示着都市文化氛围。
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路过书报刊亭时，看到中意的报刊就顺手买下来，到邻近的咖啡馆，喝喝咖啡看看报纸，这就是城市的特色。书报刊亭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是城市生活必备的，甚至与居民成为依存关系。外来者若想了解当地的文化，书报刊亭就是一个重要渠道。”
（雪莲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