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乌鲁木齐暴力事件已经不仅仅是暴力分子在中国敏感地区制造的“社会危机”，更是一次新闻传播中的“报道危机”，按照上述关于“危机”的各种论点，这次事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危机”。这位作家的所见所闻显然不是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然而，不仅仅是德国，许多西方媒体都对中国取得的成就选择“视而不见”，进而利用某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来歪曲中国形象。从这次报道的分析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闻报道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事件能够单纯地说“这只是我国国内的单纯事件”了，更何况是一个本来就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的事件。
那么，通过这次的事件，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政府在国际危机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如何处理危机、化解危机？如何将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大力思考、加强建设的。在危机事件中，政府最应该做到的是保证信息的畅通，及时发布，否则一旦新闻失去时效性，就很容易留下把柄，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危机事件的传播进程中，政府的新闻发布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假如不将这些矛盾协调好，事件很可能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政府只要做到在危机事件中不隐瞒、不作假，让事件透明化，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
其次，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也是值得关注的。可以说，媒体是一个沟通工具，将不同地方的声音传播到各个角落。另外，在危机事件中，民众的情绪是最关键的部分，媒体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候疏导民众情绪、传递有用信息。在乌鲁木齐事件中，中国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然而仍然有些过于“官话”，没有完全做到亲近群众。另外，主流媒体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这就要求政府和媒体要很好地配合。
附录三《纽约时报》对“7·5”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
一、内容分析
2009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不仅使国人为之惊骇，也“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都对“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进行了详尽的跟踪报道。《纽约时报》也不例外，本文将对《纽约时报》关于“7·5”事件的有关报道做详细的整理和分析。
（一）《纽约时报》对我少数民族问题兴趣浓厚
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西方媒体追逐的热点问题，《纽约时报》从1995年就开始发布有关新疆的新闻报道，在其官方网站“时报话题”(Time Topic)栏下，按照英文字母的先后顺序分为不同的主题，其中在大写字母U下方，就有“维吾尔人（中国少数民族）［Uighurs（Chinese Ethnic Group）］”这样一个专门为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所设立的子集。子集页面的首要位置有一篇名为Uighurs的概述文章，除详细介绍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基本状况，通篇重点放在了“7·5”事件上，综述了“7·5”事件的起因、发生过程和中国政府对此事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除此之外，这个子集罗列了《纽约时报》历年来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报道，报道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常规性的消息、新闻评论，更涵盖了照片、地图、音频、视频等多种综合性传播元素。
（二）《纽约时报》对我“7·5”事件报道极为重视
“7·5”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即7月6号，《纽约时报》就已头版刊登了《中国西部地区爆发种族冲突》（Riots in Western China Amid Ethnic Tension）一文，并在A4国际版面上方，采用配图说明的方式，详细罗列了“7·5”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起因，除此之外，消息内容方面也引用了新华社发布的人员伤亡数据和一些“目击者”的见闻。
从“7·5”事件发生至今（截至2010年8月20号），《纽约时报》一共发布了76篇报道。在“7·5”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凡是涉及新疆维吾尔族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7·5”事件，这其中包括了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对“疆独”头目热比娅的访问和关于中国各界抵制热比娅参加墨尔本电影节等方方面面的消息。在整个过程中，以“7·5”事件发生一个月后（2009年7月5日至2009年8月5日）的报道最为密集，一共有32篇，而整个7月就占据了28篇，足可见《纽约时报》对“7·5”事件的重视。
（三）文字“游戏”：用报道篡改事实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的例子之一。其实，每种语言和文字背后隐藏的都是其国家民族潜意识的指向。美国新闻学家梅里尔（Merrill）也提出著名的“词汇偏见类型”方法，以探究新闻记者是否刻意运用带有偏见的正面和负面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来报道新闻对象。
因此，我们在研究新闻对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闻报道中的词汇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比76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报道“7·5”事件时，对于描述暴乱对当地人民带来的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以及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所谓的自白时，采用了对立冲突的双重标准。
1.为冲突发起方辩护
在描述“7·5”事件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时，《纽约时报》大量使用了抗议、示威等动词，更是把打砸抢烧说成是“抗议游行（protest march）”。而诸如“维吾尔族抗议者（Uighur protester）”、“一位名叫Qmangguli的抗议者（a protester named Qmanguli）”、“一场和平的抗议集会（a peaceful protest calling）”之类的词汇不胜枚举，至于当地人民维汉一家共同反抗暴徒则被描绘成“最大的一场民族冲突（the largest ethnic clash）”。
在《纽约时报》的笔下，“疆独”头目热比娅成为“一位因维护维族人权而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的勇敢人士（a Uighur human rights advocate who had been imprisoned)”。在2009年7月7日和9日分别发表的题为《中国指向另一个流亡领导人》（China Points to Another Leader in Exile）和《在美国流亡成为维吾尔族人的体面》（Exile in the U.S.Becomes Face of Uighurs）的报道，通篇为热比娅辩护——“我没有组织人们去抗议也没有号召人群众去示威（I did not organize the protests or call on people to demonstrate）”，“给我兄弟打的一通电话并不意味着我组织了整件事件（A call to my brother doesn't mean I organized the whole event）”，还声称“公众盛赞她为自由的信徒（publicly lauded her as an apostle of freedom）”。此外，还为热比娅领导的“疆独”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洗白，声称该组织“致力于调查和维护侵害维族人权的事件（They engage in research and advocacy on human rights issues that affect the Uighur people）”，“该组织声称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伊斯兰极端主义（The organizations say they reject ties to violence or Islamic extremism）”，而对其长久以来分裂中国、在“7·5”事件中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却只字未提。
2.对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
徐光达在《内容分析法》的讲义中提到编码的类别时，提出编码有显性编码和隐性编码之分，显性编码是针对可见的、表面的内容，而隐性的则是文本内容中隐藏的、暗示性的内涵。在“7·5”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大量引用了新华社的消息，引用的内容主要涉及“7·5”事件人员伤亡情况、中国对热比娅及其组织定性、广州韶关玩具厂事件、政府严惩犯罪分子等信息。在引用这些信息的时候，会在“据新华社报道（according to XinHua）”之后加上“官方新闻机构（the office news agency）”，言外之意无非是想说明在《纽约时报》看来，新华社隶属于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如此一来，在读者眼中，在公众的认知里，新华社的稿件是带有国家意图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不承担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责，进而质疑新华社稿件的客观性。而众所周知的是，现代西方新闻的内涵之一是新闻机构取得了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地位，媒介不再为统治阶级和当局独享，而成为监督国家政权的有力的监督工具。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而西方媒体和政府给中国政府贴上了专权的标签，关于中国的“议程设置”从来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对新华社的质疑是其惯性为之，没有从新闻真实性的角度考虑。即使是在2009年7月8日《还是北京赢了》（Beijing always win）一文中，一方面承认中国政府成功控制并处理了暴乱，另一方面，也不忘质疑中国政府对维族的高压政策，致使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3.报道失实、混淆是非、制造民族对立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7·5”事件中，维汉同胞互帮互助，共同抵抗暴徒的打砸抢烧，但在《纽约时报》的笔下，却制造出了维汉两族对立，中国政府对维族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局面。如“许多说维语的维吾尔族人受到汉族的严酷统治，为了国家的安全，中国政府从1990年开始就对石油资源丰富的新疆进行高压管控（Many Uighurs，a Turkic-speaking Muslim group，resent rule by the Han Chinese，and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have tried to keep oil-rich Xinjiang under tight control since the 1990s）”，“汉族，他们将新疆视为一块荒芜的殖民地（Han Chinese，who have long treated the region as a wilderness to be colonized）”等一系列颠倒是非、张冠李戴的报道严重歪曲了新闻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不难看出，从一开始《纽约时报》报道的出发点就没有秉持新闻媒体中立的态度，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热比娅等“疆独”份子抱有同情和幻想的前提下，臆断中国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模糊事件的焦点，在舆论上为不法分子辩护，对真正的受害者的呐喊却充耳不闻。
二、原因初探
众所周知的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报道的热点，不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而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可以说，涉及新疆的新闻报道虽题材广泛，但内容具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究其原因，罗列出以下各点。
（一）商业利益下的市场营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但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加之是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习惯、风土人情都迥异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因此，新疆在西方媒体眼中，既有异域风情，又具神秘色彩。在美国成熟的商业背景下报业竞争激烈，《纽约时报》也已从过去的“美国第一大报”，日发行量超过百万，衰减到现在的90多万，并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更有甚者，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News Max在2009年7月的杂志封面上刊登了《纽约时报》的讣告，列出报纸的死亡年份。所以，在商业化的竞争环境中，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满足读者猎奇和窥视的心态，《纽约时报》也不能免俗。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1995年第一篇涉及新疆少数民族的报道开始，到“7·5”事件大规模大篇幅的报道，《纽约时报》始终对新疆的少数民族抱有浓厚兴趣。同时，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媒体总是希望以骇人听闻的新闻来吸引或取悦公众，在此诉求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纽约时报》在报道“7.5”事件时，无视事实，歪曲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