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就算在商务的辉煌时期，出版业中也都一直存在着“理想型”和“商业型”的模式之分。前者以繁荣文化为己任，后者则完全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在谋利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中甚至也不乏迎合部分市民低级口味、不顾社会影响的逐利行为。一些小店为了赚钱也没少出版淫秽低劣的书籍，如1916～1920年间，黑幕小说一度成为出版的宠儿。但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注重自身品味的出版群体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在当时都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始终是引领中国出版的“旗舰”。吴相在其专著《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中归纳出了百年商务的两点精神：一是在文化理想的支撑下追求长久的社会价值；二是在理想与现实及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追求合理性原则。他指出，商务在与时俱进中曾遭遇工运、新文化运动、民主运动等时代潮流，但商务群体有一个在社会动荡、“无地自由”时代里的进退之道，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平衡之术。[7]所谓“合理性原则”、“进退之道”、“平衡之术”正是那个时代的出版人于纷繁尘世中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的鲜明写照：他们也有面对现实的艰难和彷徨，但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执著了，在现实夹缝中挣扎拼搏了，他们没有坐而观望，甚至随波逐流，而这正是当下出版人所真正缺少的，也许还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真正的出版职业精神是什么？一是良知。出版说到底是个关涉人的事业，从业者是人，表现的内容与人息息相关，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可以说出版是最人性化的，也是最容易影响人的，且对人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的行业。这样一个行业充当着社会教化者和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其从业人员起码要做到有良知。如果说缺乏一定的文化功底和品味只是做不了一个好编辑，那么缺乏起码的良知是根本做不了编辑的。记得有人这样感慨，作为一个编辑，如果你根本不会向自己的孩子推荐手头这本教辅，那怎么就能推荐给别人的孩子呢？这是一个出版人良心底线的问题。二是挚爱本业。这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敬业的概念，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消瘦，也以为快乐。”[8]的确，书业是个耗时费力而物质收益却又并不丰厚的行业，且编辑历来都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不论要名还是要利，做出版都绝对不是一个上算的选择。惟有真正挚爱这个行业，愿意为其掏空自己一切的人，才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而一旦有了对这个行业的真诚而强烈的爱，自然就会有责任心，自然就会有好的从业风貌和职业态度，自然就能做到诚信，做好服务。爱能生衍无穷，因为爱出版，出版的一切也就有了根基。三是意志和执著。出版具有的文化特征注定了它必然是个需要悉心滋养和培育才能出成果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从来就应当是一个冷静、低调、有定力的群体，否则面对密集繁复的文化现象、文化信息和来自于大千世界的百态诱惑，实在是太容易一不小心就头脑发热迷失了自己。因此出版职业精神中不可不强调的一条就是意志和执著，少了这股子劲儿，出版是无法立于长久的。
出版职业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上述三者刚好分别充当了出版职业精神体系中的底气、筋肉和骨架，是这个体系中最基本的、无可替代的因素，应该特别加以强调。
三、创新是出版精神的灵魂
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和创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出版自身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创新的元素。首先，出版是人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反映，而客观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和开放的体系，作为这个体系的主观映像，在一段历史长河中，出版整体必然是呈创新发展的态势的。其次，就是对于相同的客观世界，作为独立个体的创作者所产生的映像也有着千差万别，这种差异再经过本身也存在差别的编辑群体的加工制作，便以更加不尽相同的内容呈现出来，这是出版最本质也是最直观的创新。最后，图书出版还有一个载体创新、形式创新的问题。由此可见，创新的元素几乎贯穿了出版始终，是出版得以上升发展的内驱力所在。可以说，创新就是出版的灵魂。
出版创新的重要性已经谈得很多了，以至于大家都有些麻木。可是麻木的感官背后存在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出版一直没能很好地发掘作为内容产业所具有的创新特征和优势。著名作家余秋雨指出：“长久以来，‘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9]的确，西方出版业几乎一直走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如活字排版从中国传到欧洲后对宗教改革的推动；出版对14～17世纪人文主义的传播等。而中国尽管最先拥有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等与出版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但实际上却没能充分发挥这一难得的优势。1773～1782年，在乾隆帝的亲自领导下，纪晓岚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这可谓我国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就在《四库全书》编纂成形的这十年中，欧洲诞生了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认识了人类的呼吸系统和呼吸机制，了解了心脏的自助功能，建立了近代人类学、昆虫分类学等新兴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文字研究上时，欧洲出现了黑格尔、康德、席勒。也就是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巨大反差，我们就向着古老而细节的极致深入研究进去，而别人就在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发现。1831～1832年，当中国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修《康熙字典》时，在欧洲，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问世，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余先生对此评价说：“创造，对于中华文明的僵死和复兴都具有终结性的意义。无创造则死，有创造则兴，这是毋庸置疑的。”[10]
然而就是发展到了现代，中国出版在创新上的作为依然不尽如人意。有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的新出比都在70%以上，进入90年代后，新出比尽管有一定程度下滑，但仍基本保持在60%左右。[11]一般认为，图书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图书出版在品种达到一定规模后，新品种仍大量出现或维持一定规模，其实说明的是很多新书品种都不再是原创性作品。由此可见，我国的出版是在以规模数量维持生计，创新意识薄弱，创新能力有待发掘。
当前出版最紧要做的已不言自明：把出版创新真正地提倡和推行起来，越早行动则成本越小。出版创新的真正内涵是什么？一是勇于开拓进取、推陈出新的“发现”境界；二是善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扬弃品质；三是敢于“拿来”的有容乃大的情怀。只有真正把创新贯穿到出版实际中，中国出版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发展内力、拥有光明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唐颖：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2004级硕士生。）
注释：
[1]杨健：《用企业文化打造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出版广角》，2005年第7期。
[2]聂振宁：《培育出版的精神》，《中国编辑》，2006年第1期。
[3]《图书出版与人文精神的舒展与弘扬》，www.7boke.cn/blog/user/maer/archives/2006/506.html。
[4]张绪山：《西方人文精神传统与近代科学思维》，《光明日报》，2004年7月6日。
[5]陈益民：《沧浪之水何时清——坚守出版理想的困惑》，《中国编辑》，2005年第1期。
[6]李继峰：《出版业如何才能超越媚俗》，《编辑之友》，2005年第3期。
[7]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叶辉：《编辑名流十大魅力》，《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8期。
[9]余秋雨：《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编辑学刊》，2005年第6期。
[10]余秋雨：《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编辑学刊》，2005年第6期。
[11]根据《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社，1978～2005年版）中我国各年图书新出比数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