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信息的传递，它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向，从而形成政治系统内外不停的交换与运动。它借以运动的载体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通道，阿尔蒙德（Almond，Gabriel Abraham）形象地认为它是“政治稳定的血液循环系统”。对新中国而言，在《焦点访谈》类节目大规模出现以前，很长时间的政治沟通事实上局限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沟通：依靠大众传媒、官方文件、工作组这三种严密的组织系统来完成。其中，大众传媒除了依托如《新闻联播》这样的主要管道进行宣传、动员之外，还承担着采写内参的任务，比如新华社编写、按照密级和阅读范围分层的《红头内参》、《内参编辑》、《国内动态清样》、《清样附阅》、《国际参考》、《参考资料》、《报道参考》、《大内参》等。
这样的“秘密沟通”体制，虽然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自下而上的信息，但由于实际上营造了一个内外有别的“信息金字塔”。比如《新闻联播》看似高居位置的顶层，实际上处于内容上的底层，公众对负面信息的了解甚少，只有依靠“小道消息”这一容易泛滥却也容易扭曲的信息途径交流，造成的后果，一是正统渠道信息在社会中信度不高；二是群众开始用弱者的抵抗方式——形成统治默契，用“假语言”应付上层的信息搜集，玩装模作样的政治游戏。“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现在（1978）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尽管《焦点访谈》中也有某些为中央推行政策作舆论造势的节目，并且比例有上升之势，但显然为《焦点访谈》赢得巨大声誉的是其为国人提供了政治沟通自下而上的公开、平等的信息管道。从这一点上说，《焦点访谈》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新闻改革上升到一个新台阶的标志，当之无愧。然而，当《焦点访谈》面对平均每天500多个热线电话、1000多封电子邮件、500多条手机短信、300多封来信时，这样一事一报式的“舆论监督”，难免要生杯水车薪之叹了。
“技术治理手段”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焦点访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开发体制内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其间一些节目给人或是题材“焦点”不热、或是分析戛然而止、或是方式简单粗放的感觉了，同时也是对于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这样触及社会问题背后潜在的根源问题，以及提升公众的思考能力方面却乏善可陈的原因所在。比如，当批评法院贪污时，追溯不到法院的经费并非独立拨付，而是挂靠的各级财政，而当地方财政紧张时，问题就容易出现，这涉及到公检法的是否具备独立经济依靠，进而保证独立地位的制度不足。这样的结果是，往往板子打在“坏事”、“坏人”身上，即使题材一再重复，也要在片后评论中强调这是“极少数人”。如此缺陷，连内部的有识之士都直言不讳：“《焦点访谈》——只有污点，没有焦点；只有名栏目，没有名记者；只有政策思维，没有媒介立场；只重社会责任，鲜见专业理想”。
依附于行政权力的舆论监督也很容易被行政权力下的“潜规则”制约。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7月在广电系统内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说情风”现象“很严重”和“严重”的选择率，广播为25.6％，电视为37.4％。“说情风”的压力来自多方面，如党政领导机关、企业、媒体关系户、朋友老乡、本单位领导等等。另又据2005年9月17日新华社报道，“控负”——常被一些政府部门负责新闻宣传的干部挂在嘴边，含义是“控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负面报道”：
为了“控负”，他们常常“无可奉告”或干脆不接电话，甚至使用“拿不上台面”的手法：一旦记者采访的内容稍有涉及负面的东西，他们便“贴身”跟随，明为“协助”采访实是干扰采访；在媒体中培养“眼线”，在本单位负面新闻曝光前获得消息，以便有时间动用各种关系去“灭火”；用金钱、贵重礼品收买记者等……
而《焦点访谈》受制于“说情风”的困扰，已经随着《中国青年报》对央视门口“两条队伍”的报道而闻名，监督类的报道比例受此拖累一降再降，也成为主创者多次向上级反映的主要内容。
在我们所访谈的广播界从业者中，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现在监督口径有收紧的趋势，昔日的一些较有锐气的栏目和媒体，当下有钝化的迹象。“有的时候真出不了，触及不了，你无法触及，你就觉得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手在阻止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当然是现状了，特别是做批评报道的时候，任何记者都是这样的。”来自课题组对电台新闻从业者的访谈。作为个体，有的广播新闻工作者认为，只能随着国家形势去适应。个别的有什么期盼，好像没什么用。对于新闻专题、舆论监督报道、批评报道而言，广播新闻从业者认为十多年以前最为宽松。
行政权力运行中的“潜规则”又直接催生了舆论监督中“潜规则”的出现，这在底层级媒体中更为明显。对于《焦点访谈》而言，顶级的垄断平台、核心权力的庇佑，使得它在监督中对广告市场的占有率这样的商业利益考虑并不过于看重。但对于一些身处“说情风”和“广告费”夹缝中生存的底层级媒体，“舆论监督”在媒体经营者眼里就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并且，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至一线记者身上之后，又产生了种种分化：一部分人在接触选题之初，就开始做“能否播出”的判断，久而久之，对舆论监督选题敬而远之，甚至其中的小部分人采用“既然不能战胜它，就加入它”的策略，利用制度缝隙做“掮客”，孳生了大量媒体腐败的寻租行为；另一部分人则深感束缚过多，与自己入行的期望不符，干脆改行；只有不多的一部分人能够长时间地坚守，采取变通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新闻理想。
“潜规则”的渗透能力颇为惊人。作为一档舆论监督栏目，《新闻纵横》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们制作播出的《假药流进北京城》、《调查东方大学城黑洞》，以及早期制作的《江苏打假暗访实录》、《霸州枪击案》、《寻找小良》、《对黄淑荣的精神病调查》等节目，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栏目也一直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对重要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和背景分析，对社会经济领域的事件做调查性报道为理念。但实际运行中也难免杂音。如2005年10月9日的报道《破解蓝领紧缺之困》，围绕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制造、机械、加工领域中存在的专业技术人才紧缺问题进行了报道，充分肯定了“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的成功经验和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但整个报道还是让人感觉像一则“软广告”。报道中这样说道：
记者在蓝翔技校采访时发现，在蓝翔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大厅看见来办理入学手续和咨询的家长、学生络绎不绝；在蓝翔职业介绍办公室坐满了招工的企业代表，他们正等待着学校为他们安排即将毕业的学员。
报道中还出现该校董事长多次出来讲话为企业做宣传。巧合的是，“山东蓝翔技工学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家重要广告客户。尽管编辑、记者花了很大功夫对报道进行“整容”和“包装”，但还是会让听者有所疑惑。如果连《新闻纵横》这样的栏目都无法根除商业利益的侵袭，更多的栏目又会怎样。这样的节目，显然不能归入舆论监督的范畴中，更为突出的是，这一个案来自于一组名为“2005中国企业报道”的系列报道中。而这绝不是《新闻纵横》栏目的个别现象，在全国媒体行业内，“公器私用”谋取自身经济利益，已经见怪不怪。
尽管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完全根除“潜规则”的存在，但如果泛滥程度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就要反思是否在正式制度的供给上出现了不足或者缺陷。有文指出，应尽快增加制度供给：健全法制，使各项改革措施有法可依，尽量减少规章制度的模糊空间。比如对传媒的分类管理制度，对公益事业型和产业经营型媒体进行严格的区分，实施不同的产业发展指导政策；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减少行政审批，推行公开、公正、透明的决策程序；社会监督力量的民主参与。如行业协会、受众团体、独立的民间学术调查研究机构等参与到新闻传媒的变迁过程中。
以上的对策在理论上可以作为较好的尝试处理方案，但制度变迁本身，除非突然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否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我们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出台媒体自由创办的政策或者法律，尤其对于组织架构上较报刊更加严整的广电媒体。因此，广电媒体的监督类栏目自身必须寻找暂时性的解决办法。
在广播领域，近年来兴起了以《阳光热线》为代表的“行风热线”栏目现象。由河北电台与河北省行风评议办公室联合举办的《阳光热线》，开播于2002年6月3日，是全国省级电台第一家在早间黄金时段推出的“舆论监督类”热线直播栏目。节目运行方式是参加行风评议的河北省省直51个部门，每天早上7∶30～7∶50，由一名厅局主要领导带领几位处长轮流到直播间，现场接听全省听众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围绕一个主题，解答政策咨询，受理听众投诉。这档栏目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广播本土化有效服务和借力发挥监督的功能，为政府搭建了一个施政的平台。栏目开播后的两年多时间，全国相继有20多家省级电台开办了此类栏目。在这些栏目背后，政府和媒体两股力量形成了一种合力。政府借用媒体这个平台，实施自己的政务改革和政务管理，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政府的“传声筒”和“T型台”角色，解决了群众很多实际困难，应予充分肯定。但访谈中一些业者反映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没有书记、省长、宣传部长等高层官员的支持，哪个厅局的领导愿意一直到电台做客？领导的更替如何能够不影响栏目的可持续性；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越来越“鸡毛蒜皮”，听众们可能产生收听疲劳，厅局长最后也会产生疲倦感，节目如何可持续发展？
《焦点访谈》自身也在酝酿着调整。例如一种呼声是将“下一个十年”的目标锁定在公共新闻上。他们认同美国北卡莱罗那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梅耶（Philip Meyer）的六个对“公共新闻”的界定：
公共新闻要重新树立公共意识，让大家关心公共生活；新闻媒体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关注时间长一点，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事很快地转向另一事；不能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还要帮助公众看到事实背后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不要只关注极端，关注反常；对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该重视争论的内容而不是热闹的技巧；要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
可见，公共新闻的精神核心是将观众作为公民，并由此作新闻内容和报道方式的选择和操作。而这种取向本身，他们也意识到要面临业务上的难度：需要做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以准确把握公众的观点和需要；如何有效拓展报道的深度，触及事件模本的深层社会成因；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与社会调查成本支付。
然而，像《新闻联播》类、《焦点访谈》类这样的栏目，决定其未来的障碍还不是业务困难本身，而是政治控制的限度这一原本出发点。纯粹地说，由于在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全能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政治中政治控制的限度各异，所以给出什么是合适限度的具体标准是不可能的。但政治形态发展史已经表明，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渐趋清晰已是趋势。因此，这为描述政治控制的合理限度提供了抽象的标准：一是国家活动是否以社会需求为价值取向；二是政治控制的限度是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调整；三是政治控制是否建立了调整限度的制度化结构。
显然，前两条已经在现实中得到相当的回应，而第三条却任重道远。这样的背景为《焦点访谈》的调整增加了不可预见性。以“指示”下达的行政命令决定了决策的不稳定，这也是近几年操纵新闻从业者时而兴奋、时而迷茫心情的那只“看得见的手”，《焦点访谈》更需要时时警惕来自“焦点”的反弹。除了来自决策者这样不确定的因素外，“公共新闻”在《焦点访谈》的命运还有可能要面对来自观众的冷漠——美国的公共新闻实践就遇到如此困境，进而通过收视率传递到经营者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还会反作用到制作者身上，除了努力提高报道切入角度、成片编辑、结构技巧，别无更多办法。另外，作为外来的新闻理念，“公共新闻”在这样一个备受各界瞩目的栏目中能否允许试验，并且同时在编辑部内部众多知识背景各异的主创中间达成共识，得到持续、有力的推行，也将充满疑问。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新闻调查》9年来在政策瓶颈、收视率双重压力下几经调整、挣扎的栏目定位，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