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范式”的内在规定性思路，我们对开展媒介教育较早和发展较为成熟的主要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后存在的主流“模式”进行探讨与分析。尽管国外存在对“模式”的研究，但是我们并未发现“媒介教育模式”概念的准确定义。我们认为，媒介教育模式是指特定的媒介教育研究或推广机构对所研制和使用的符合本区域要求的媒介教育理念、方式、标准、目标、评价、原则等方面要素的系统性描述。根据上述定义，结合中国媒介产业发展与基础教育发展状况，我们提出中国媒介教育之“辨析—发展模式”。其实，在某种范式规定性下，可有多种模式并存，模式的名称则是对其理念或突出方面简约的描述。
第一节外国媒介教育模式解析
西方发达国家媒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显然对各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模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在范式的内在规定性下，对媒介教育的理解各异，在实施过程中侧重了不同的方面，由此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模式。
一、加拿大“批判—识别模式”
通过对加拿大媒介教育历史进行追溯，可以发现，在其范式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安大略省媒介教育为主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与其“文化遗产范式”、“新素养/个人反应范式”、“文化批判范式”三个范式的变迁密切相关。显然，安大略省继承了英国的批判思想和意识，文化研究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美国强势的媒介文化对加拿大所形成的剧烈冲击，又使加拿大人产生了文化身份识别危机，“什么是加拿大人”？“什么是加拿大文化？”时常成为加拿大政府、媒体、文化教育界等相关领域和公众关心的议题。因此，“批判—识别”模式也即是“批判意识”和“文化识别”双重内涵在媒介教育领域的体现。
1.“批判意识”的根源与影响
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是加拿大媒介教育的“第二个春天”，其批判意识也逐渐形成。根据李月莲博士的研究，加拿大媒介教育中批判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批判性思维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消费运动以及美国的批判教育学运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英国学者莱恩·马斯特曼的著作以及他本人对加拿大的访问都有力地推动了加拿大媒介教育模式中批判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来自美国的影响最为突出，主要是美国批判教育学运动的影响。
批判教育学中批判性课程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批判性思维。美国教育学者Gerald M.Nosich在其《学会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批判性思维教学指南》一书中给出了批判性思维的三种定义：
A罗伯特·英尼斯（Robert Ennis）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考，着重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
B马修·李普曼（Matthew R.Lippman）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熟练的、可靠的思考，因为它对背景很敏感，依赖于标准，并且是自动快速的，所以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判断。
C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批判性思维是当你在思考的时候，考虑自己的想法，以使自己更好地思考。
美国专门的批判性思维基金网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是这样定义和阐述的：批判性思维是这样一种模式，思维者在对任何主题、内容或问题进行思考时通过其进行熟练的分析、评价和重建来促进自身思维质量的提高。批判性思维是自我定向的、自我约束的、自我监视的和自我矫正的。
Nosich认为，批判性思维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首先，批判性思维是反思性的，它不是盲目从众的，人云亦云的；其次，批判性思维需要标准，“批判性的”和“标准”来源于相同的词根，意思就是“判断”。譬如：criterion、critic，这两个单词前缀都是cri-；再次，批判性思维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解决真实问题时才能得到锻炼；还有，批判性思维需要有理智，思维有时也会出错，但须保持理智以便修正和自我调整思维。
众所周知，批判性思维的源泉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其实，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提倡在大、中、小学校中都开设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以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其精神。学者们一致认为，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更广泛、更灵活地运用各种思维技巧，其中，学生不仅需要学会在课堂中运用批判性思维技巧，更需要学会在生活中运用各种思维技巧。尤为重要的是，它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只是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治学的技巧来传授，也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来影响学生。此外，不少学者还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直接联系起来，他们主张：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动力和基础，开发人的批判性思维就是在开发人的创新思维。有的学者干脆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并列起来，交替运用。在他们看来，培养批判精神就是在培养创新精神，没有对已有知识的批判就没有创新。但也有学者认为，创新思维更侧重想象力、直觉判断的发挥，而批判性思维则更注重逻辑分析和判断的作用。
80年代后，批判性思维运动进一步深化，逐渐实现了制度化和课程化。许多高中和大学课程中都开设了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其课程内容一般包括有关归纳分析、演绎分析、推论分析、问题解决、假设测定、可能性和不定性的确立等方面的技能。由此，掌握批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个人成长与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90年代以后，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批判性思维不再是某几项思维技能的开发和利用，而是思维技能的综合利用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因此它既包括有关的思维技能，也包括一系列的人格品质。由此，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综合思维能力的表现，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天然的地理与文化联系，使得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很自然地在加拿大得以流传和推广。1984年，巴里·邓肯与他人合作出版了《批判概念：批判与创新思维的策略》一书，并用于指导媒介教育，继而成为加拿大媒介教育理论体系中批判意识重要的来源之一，为安大略省媒介教育模式的形成乃至全加媒介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是信息”的命题揭示了影响人们理念、生活、改变内心世界的不但是媒介的内容，而是连同媒介形式本身。按他的说法就是“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电影这个形式与它的节目内容没有关系”。这些带有批判性意识的分析，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大量存在，对加拿大媒介教育运动过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月莲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许多安大略省的教师接受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框架。巴里·邓肯曾对麦克卢汉之于《资源指南：媒介教育》一书的主要思想来源表示感谢”。在多伦多大学，作为邓肯的老师，麦克卢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邓肯批判思想的形成。但是，我们认为，在两位学者的思想中，批判地使用媒介并不意味着反对使用媒介，通过媒介教育，可以使媒介使用者更好地利用媒介。
即便在今天，麦克卢汉的思想仍然对人们研究媒介不无启迪。学者何道宽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译本第二版序中写道：“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和技术都是新的媒介，都是人的肢体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都将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思维和历史进程”。我们所阐述的“人—媒”共生的思想与麦氏的思想也不无渊源。
2.“文化识别”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我们在考察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文化贸易关系时发现，20世纪，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两国的冲突就已开始了。在加拿大，既是出于保护本国文化的需要，同时又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杂志出版人对自由党的麦肯·金（Mackenzie King）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连续提出征收关税的请愿。……出版人的第一个理由是，许多美国杂志是淫荡的，不道德的，对加拿大青年的腐蚀性极大，它们所起的坏作用之大与其刊物的有限数量不成比例。……然而，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不赞同的：如果说不道德的文学是个问题，那么自有已经存在的审查法去对付它——关税不是保护加拿大青年头脑纯洁的合适方法。”并且“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加拿大政府日益相信：美国文化产品在加拿大市场进行着不公平的竞争。”有数据表明，加拿大收音机听到的音乐3/4来自美国；加拿大报摊上出售的杂志每5本中，4本来自美国；书店里销售的书籍，每10本中，6本来自美国。1984年，美国占据加拿大进口电视节目的70%。美国在经济和传播技术上的强势，使得其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据了垄断与支配地位。
加拿大历史研究学者玛丽·崴庞德（Mary Vipond）认为，“除了新经济学家以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并不相同。它的产品并不仅仅是商品，而在形成意识、传达信息和培育政治辩论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许多加拿大人深切感受并意识到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媒介产业，或者说是娱乐工业，对加拿大文化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冲击。正如英国学者泰玛·利贝斯（Tamar Liebes）和埃利胡·卡茨（Elihu Katz）所描述的那样，“美国通俗文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全世界。尽管受到捍卫本土文化传统的爱国者们的抵制，美国的电影、流行音乐、歌舞剧、快餐、牛仔裤以及美国广告几乎遍及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每个地方的电视台都在讲述着同样的故事，部分原因是由于故事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从纽约、好莱坞与伦敦进口的。杰雷米·唐斯托尔以及另外的很多人已经用学术性的方式证明了喷气机安装员们从经验中学会的东西——也就是说，旅馆房间中的电视机将不再能够帮助你判断你到底是在拉各斯还是在洛杉矶。”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这种强势文化的传播，使得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消费趋同性的文化产品。
日益扩大的国际自由贸易为强势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与环境，但是，在加拿大，尤其是“英裔加拿大人反对美国大众媒介的文化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在后来几次达到高潮。60年代再次出现过，最近的一次是在激烈讨论是否应该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众所周知，自由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加拿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如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更希望质量好、价格优的产品和服务多出口，而相对弱势的方面则更希望得到保护而不是冲击。由于美国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已在全球拥有明显的优势，美国自然更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方式占据全球更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