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报界对于哈钦斯委员会“反复抨击的系统性危机”愤愤不平，将此视为内行遭到了门外汉的批评（转引自布兰查德，1977：108），但他们却不能不考虑自己公众形象岌岌可危的后果。这关乎其职业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关乎其经济利益。他们担心李普曼在1920年的预言成真，这位激进的改革派警告经济上排外的发行人：“如果发行人……既不面对现实又不加以处理，那么总有一天，在愤怒的公共舆论的激励下，愤怒的国会将用一柄斧子来给新闻界做手术”（转引自布兰查德，1977：87）。报界对于政府干预历来敏感，他们必须努力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且，报纸作为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商品，它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如果失去公众的信任，那就等于失去读者，失去了读者，就失去了广告商；失去了广告商，就失去了钱。
报纸开始调整自身行为，这可以看作是其对社会责任论做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是欣然领受，而是部分妥协。新闻界努力的表现之一是新闻批评得到重视，1949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探讨各报进行自我审视和批评的必要性，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称要“将我们的持续性自我审视进行得更为有效和更负责任，以适应目前和未来的情况”（转引自布兰查德，1977：122）。到了1950年，这个特别委员会就成为了监督新闻界责任的永久性机构。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新闻界通过开展新闻批评成功地将其结构性危机纳入了媒介自律的规范之内，而回避了结构性改革的本质问题，显示出媒介专业主义话语的强大包容能力和消解能力。
媒介努力的表现之二是在报道实践上的调整，他们将解读模式作为对委员会5点计划的积极回应。1953年，《纽约时报》的一位副总编辑即指出（转引自Roshco，1994：80）：
“所有适宜刊载的新闻”如今不仅应该包括实际发生的事件内容，同时也应包括事件发生原因的说明，他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发现——而且如今也接受这种想法，那就是：不仅新闻事件本身具有重要性，事件发生的导因也非常重要——至少和事件本身同样重要。过去的报道大多都只照顾到新闻事件表面的事实——也就是‘焦点新闻’（spot news，即纯新闻），极少真正地去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场种族冲突、一次监狱暴动、一个景况堪虑的贫民窟——甚至一桩谋杀案，都有其深植于一般习俗、传统或地区经济条件的社会背景，这些社会背景一向存在，而且可以被发觉。在我们看来，去把这些背景因素挖掘出来，似乎应该是记者的责任。
然而，恰如媒介将“负有责任”置于“自由”的前提之下，将“社会责任论”作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修补一样，解读模式也是对信息模式的修补，是将解读材料嵌入信息模式的一种报道模式。所以解读模式既是应读者需求而生，同时它又是报纸权衡利弊，对现实妥协的结果，信息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曾任职于《纽约时报》，二战后，成为美国著名广播评论家的艾默·戴维斯（Elmer Davis）所描绘的优秀的报纸及优秀的广播者的困境：它们必须在一条横亘于峡谷间的钢索上努力地保持平衡。在钢索的一边是谬误的“客观”理念，另一边是未能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合理的事实与记者或编辑的臆测之间，清楚划分界限的所谓“诠释性报导”。这也就使得许多人宁可只死守着那些最不引人争议的客观事实——只管直接引述胡济阁下(John P.Hoozis)说的话，不必考虑他是不是在扯谎（转引自Mencher，2003：55）。
报纸安然渡过了这次由结构性矛盾引发的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报纸自身的努力和妥协，还因为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和社会责任论都未能就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哈钦斯委员会也承认想不出新闻自由在哪一种社会状况下能不受到威胁。一方面，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途径，政府干预显然是口双刃剑，委员会对此十分谨慎，他们寄希望于新闻界和人民来医治这些痼疾；而另一方面，委员会又认为治疗目前的这场危机也不见得需要动大手术，从委员会开给政府、媒介、公众三方的治疗方案来看，的确没有针对报纸结构性矛盾的大手术（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2、50－62）。在不改变报纸体制的情况下，对报纸寄予如此高远的期望确实有点不切实际，这也就难怪阿特休尔认为，要求作为操纵经济和政治命脉的私人营利机构的媒介有明确承担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的职责，在逻辑上看是可笑的（阿特休尔，1989：218－219）。
由于报纸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没得到解决，它与报纸的发展就一直如影相随，而报纸也在这一结构性矛盾而引起的张力中不断地寻找着平衡。报道模式也因此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报纸新的平衡点的显现和外化。只要商业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存在，报纸就会像钟摆一样不停地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而随着这种摆动，也会有新的报道方式产生，但这种报道方式能否成为作为新闻报道常规形式的报道模式，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报业的组织特性，否则也就只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热闹，实则主角早已内定。
三公共新闻：报纸向公共性的一次回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公共新闻，公共新闻还有“市民新闻”和“社区新闻”的别名。名称如此之多，主要是因为公共新闻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伊·罗森（Jay Rosen）曾试着为“公共新闻”下了一个定义（Rosen，1999：22）。作为一种日常报道方式的“公共新闻”，它要求新闻工作者：
1.在报道中将视人民视为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采取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改善公共讨论环境，而非对它的被破坏袖手旁观；
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能被人们关注。
但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它重描述而轻抽象概括，并未划定公共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倒更像公共新闻的原则与目的。作为一套理念、一项运动和一群记者的实践（Voakes，2004，35），公共新闻还在发展中。正因为如此，杰伊·罗森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将“公共新闻”视为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而更确切的说法是实践对理论的作用（Rosen，1999：21）。之所以这样说，罗森想强调的即是公共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报道方式，是现有理论所无法涵盖的，而它却可以丰富现有的新闻理论。罗森亦多次指出，记者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地扬弃和修正公共新闻的某些理念（转引自Voakes，2004：25）。
公共新闻并非始于学界理论的指引而是源于业界的尝试，它始于一家报纸的试验，随后又有其他媒体跟进。《维奇塔雄鹰报》(Wichita Eagle)在1990年当地州长的竞选报道中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报纸报道的重点不像通常的选举报道那样放在竞选活动本身，诸如候选人的活动和得票变化等，而是把候选人的施政纲领与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报道。该报在这次选举报道中一共讨论了10个问题，每个问题都配以详细的背景分析，连续在星期日的报纸上以名为“他们的立场”（Where They Stand）的专题形式推出，报纸将两个竞选对手的不同观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报道。为了选择这10个问题，报纸进行了民意调查，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该报的目的非常明确，即“给读者以机会在最大程度上了解竞选者在与堪萨斯人利益相关的每一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告知竞选人：“你要说对于核心事件最有意义的内容，我们将报道它并会持续报道它”（转引自蔡雯，2005：14）。
1993年，一家名为《夏洛特观察者》(Charlotte Observer)的报纸在报道一场当地种族冲突时，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族裔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相邻地区的居民们进行了采访。报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开始选派代表组成代理机构，专门讨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采取措施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1994年《威斯康星日报》(Wisconsin State Journal)编辑弗兰克·登滕（Frank Denton）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院长助理埃塞·撒尔森（Esther Thorson）合作进行了一次关于州长选举的报道试验。这一报道活动由多家媒介和社会组织合作进行，包括《威斯康星日报》、威斯康星公共电视台(Wisconsin Public Television)、威斯康星公共广播电台(Wisconsin Public Radio)、伍德传播集团(Wood Communications Croup)等。他们合作发起名为“我们人民/威斯康星”(We the People/Wisconsin)的活动。在该活动中媒介发起关于在选举中提出的各种公共问题如公共卫生改革、财政赤字等的讨论，他们组织普通市民参加市政会议，并追踪报道公民讨论；并且，媒体通过对选举的报道，对公民进行教育，使公民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竞选中真正值得他们关注的事。媒介将给公众的忠告印在报纸的社论版上，甚至还编印了名为《选民的自我防卫手册》的小册子。
这些都是公共新闻的范例，此后不久就有若干报纸开始跟进进行公共新闻报道。据“皮尤公共新闻研究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收集的资料显示，从1994—2002年，提交研究的公共新闻项目共有652项；据麦迪逊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1994—2002年间，至少有1/5的美国日报，即1500家日报中的至少322家已经尝试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报道（陆银味，2005：250）。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中，很多媒体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做“赛马”式的报道，只关心竞选人的活动和得票变化，而是提供更多的版面和时段让公众讨论在选举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税收政策、社会保险等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论题，比较布什和克里的不同竞选主张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公共新闻也得到了某些基金和组织的赞助和支持，比如皮尤公益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还有奈特—里德(Knight Ridder)集团已故总裁詹姆斯·巴藤在内的公司领导的支持。其中，“皮尤公共新闻研究中心”通过为公共新闻报道项目提供基金、举办研讨会和为优秀的公共新闻报道设立“詹姆斯·K.巴滕奖”（James K.Batten Award）而大力促进公共新闻的发展。公共新闻的报道内容也有所拓展。威斯康星大学的列维斯·夫雷兰德（Lewis Friedland）及其同事考察了600余个公共新闻项目后发现，早期公共新闻报道主要是与选举有关，而后扩展到社区问题，一般是社区的长期规划或者是诸如种族关系、青年或移民等特殊问题，而最近几年的公共新闻又增加了基于网络技术的公共地图和互动项目（转引自Paul S.Voakes，2004：31）。
虽然公共新闻并无一个通行的定义，但就其报道实践来看，它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和大体一致的操作手法。公共新闻的目的就是媒介通过报道带动公民讨论和促成社区问题的解决，并且，媒介以此“重获公众的信任，重建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从而以一种更根本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Rosen，1999：22）。
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公共新闻的报道手法大致有这样的特点：
1.事实选择上，要选择那些与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使是早期的竞选报道，报道选择的事实也都是与选民自身生活有关、能引起选民兴趣的话题。为了寻找这样的事实，公共新闻强调记者要直接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去，记者要走进社区，与居民沟通交谈，寻找居民关心的话题。媒体会采取民意调查，邀请焦点小组做访谈等形式来确定哪些问题是居民最关注的，随后媒体会进行采访调研试图解答这些问题。除了组织报道外，媒体会经常采取赠送礼物、举行聚会、发起各种论坛、召开公民会议等形式吸引社区居民的参与。
2.事实呈现上，要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和表达出民众的观点，报道他们对公共事件的意见、建议和愿望，并且要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语言上，要做到表意清晰。菲利普·梅耶强调公共新闻报道要易读，“事件座标”要清晰，以便于选民在做选择时对事件有明晰的认识（Meyer，2000：42－43）。并且，公共新闻报道要注意做到富于人情味，因为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吸引公众的兴趣，使其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