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外国记者及中国记者300多人参加。该团团长为宋子文，团员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无党派人士胡霖。《大公报》驻伦敦特派员萧乾在报道中写道：“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举行完毕后，记者即分访由伦敦、纽约及巴黎来此的名记者，他们都一致承认，这是任何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中最满意的一个。记者再问理由，其中一位说，招待会之所以显赫一时，因为它既机警而又敢说话。另一位认为这是很民主的，因为宋子文答复每一个问题前，必征询其他代表的意见，甚至有一次说，他不过是各代表团的发言人。又有一位称赞招待会的机断与迅速，虽然遇着些极端微妙的问题，都能很快地致答。……有一个记者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氏请董氏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另一个问题是直接问董必武的：‘这个会对于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董氏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氏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氏再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由于记者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共产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主要机构是驻重庆办事处，举办规模相对较小，举办次数也相对较少。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发布会的宣传作用相当重视，一直密切关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并对其破坏团结、不利抗战的言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3年7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电讯，揭露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无理扣留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八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七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有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1945年3月8日，毛泽东还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中宣部在外国新闻发布会上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言论。
三、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假民主的面目和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舆论支持。周恩来的新闻发布会，议题都是当时时局最紧迫的问题。1945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声明说，“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我们抱着很大的愿望，要同政府和各方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诸多重要问题，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7月，西南联大著名爱国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四天内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周恩来立即在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国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内战，二是暗杀。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宣布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完全撕毁政协决议和一切协定，不顾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举行中外新闻发布会，指出“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并宣告：“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我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纷纷问道：“你们还回来不回来？”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四、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新闻发布会作为新闻与宣传结合的有机样式，仍然受到政府的重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闻秘书工作初步经验的通报》指出，“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座谈会，是团结记者、提高记者、集中使用记者力量之比较好的组织形式。根据内务部经验，其方法系由新闻秘书负责召集、由该部负责人主持，每周末举行一次。会前由部长根据本部需要决定内容，指定与该项内容有关之负责同志于会上发言，并事先审阅发言人之发言提纲。由于方法之正确，与会记者逐次增多，因而有关该部之报道亦显著增多。中央各部门，如能根据其本身之实际情况，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或座谈会，作关于发布重要新闻的说明，当有助于该部门之新闻报道工作。”
我国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一定范围的影响力。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讨论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等国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在近两个月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六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两次晚会招待各国记者。熊向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联络官，负责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外国记者。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作了五条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目；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已经公布、经过授权的事情，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就记录下来，研究后再回答；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记者时，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地结交朋友。就在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熊向晖拒绝了王家松的要求，并于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熊向晖还向周恩来建议说，应该向“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要警惕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派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加强，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新闻发布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中外新闻发布会，介绍判决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同年，发生“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我国政府召开了又一次影响较大的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1980年，中国记协举行了中外记者吹风会，为新闻发布会制度的正式建立揭开了序幕。天津市政府是最早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地方政府，从1981年5月起，他们就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仅1982年一年间就举行了25次，平均一月两次。1983年，中国记协开始组织记者到新闻现场开新闻发布会，把新闻发布会和参观访问结合起来。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国务院会议作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每月一次或两次)举行中外新闻发布会或新闻发布会加以介绍，还可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可由领导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就主要问题作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新闻发布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发实况或录音、录像剪辑。”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对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消息发布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提出积极建议。
2002年12月22日，广东地区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人。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出现了第一篇关于“广东发现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的新闻，来源是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第二天，广州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SARS病例305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跟踪报道。一直到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声称，“在我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4月12日，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宣称：“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4月20日，两人因失职被撤职。直到此时，SARS信息才被完全公开，“非典”新闻发布会每天举行，我国媒体开始全面报道。“非典”事件被称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也称“SARS危机”。事实上，抗击“非典”之所以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和公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沟通，最终得以共渡难关。客观地说，“非典”事件是我国新闻发布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对新闻发布会的迅速发展和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创新、完善，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