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关系的理解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认识也是一个尚需理清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国情，人们往往把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称之为新闻教育或传播教育。而它们与Media Education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它们至少存在着下述区别：
1.发展的路径不同：从历史上看，Media Education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是完全不同的。Media Education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甄别模式—文化研究与大众艺术—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超越保护主义（走向新范式）的途径。新闻教育则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报业新闻教育—报业、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教育—大众传播教育的路径发展的。
2.教育的理念不同：目前，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1）以美国为首的“学院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的专业性，由此导致美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新闻、传播等专业院校。（2）以英国为首的“学徒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传播人才的综合文化基础和通识性，由此导致英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重点在各媒体内部，学校主要是打基础。因为英国学界认为，任何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人经过媒体内部的培训都可以胜任该项工作。（3）二者结合模式，如日本。
由英、美两国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媒介教育即Media Education，是以综合文化知识为基础，以Media Literacy为目标的素养教育。他们把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培养称之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即职业媒介教育，并认为这种教育会把Media Education降格成为一种技术培训，且会导致媒介理论的批判性的缺失。因此，他们认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是比Media Education低一层次的教育。而美国历来强调新闻传播类人才的专业培养，对这类教育早有本土的界定和称谓，即新闻教育、传播教育。故当Media Education被引入美国后，它自然会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以示区别。由此，Media Education在美国多被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即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有其道理的。
透过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更为接近美国的“学院制”，或者说，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更多地参照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因此，笔者推测，参照美国的发展规律，当Media Education进入中国以后，它也很可能会单独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并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在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即专业媒介教育（或称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即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素养的方向发展。
教育学对开展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解读
当我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概念有了初步认识之后，如何推进和发展本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无疑涉及各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对于推进本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研究与探讨。
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庞杰特（John Pungente）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计划之后，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1）媒介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2）编写适合老师和媒介教育使用者的媒介教材；（3）有足够的相关师资培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和媒介教育者；（4）制定评估媒介教育成效的标准；（5）成立媒介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媒介教育运动；（6）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媒介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7）发行由教育部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媒介教育指示；（8）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
约翰·庞杰特教授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大致为下述三步：第一步，自下而上地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开展相关工作；第二步，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认可；第三步，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条很好的发展思路，是值得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学习和探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是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我国具体的发展状况来看，情况尚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尚显不足，尚没有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组织。相比之下，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的展开表示出更多的关心，但尚未出台宏观的规划和具体的政策及措施。而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的工作也仅处于起步阶段。此外，中国还有一个具体情况，即媒介素养教育与专业媒介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也需进一步探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推进方法的探讨还没来得及认真展开，各学术团体都在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开展相关工作。其中有两支比较明显的力量，其一来自于新闻传播学界，主要采取的推进方法是传播学的方法，即“考察和研究我国公民以及青少年媒介接触的行为、对媒介的需要以及公民的媒介观念进行媒介教育实验——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媒介教育的政策，以发展媒介教育内容，确定媒介教育方法和途径，并取得一定经验——培训大量师资，制定相应法规、规定或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媒介教育。”其二来自于教育学界，主要采取了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方法。2004年1月，经教育部备案批准中国传媒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置了传媒教育硕士点，并开始下述工作：（1）梳理媒介教育的历史脉络；（2）梳理媒介教育的基本理论；（3）探索媒介教育的学科体系；（4）开展有关媒介教育的实验等。可以预见，在进行上述研究和探讨的同时，传媒教育学科点将会产生出一批相关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媒介教育的发展。同时，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学科点将会培养出两类人才：第一类是本学科内部的梯队人员，他们是本学科发展的核心人员，水平会不断提高。第二类是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将是这一学科领域的未来和国内媒介教育发展的生力军。其中一部分会逐渐成长为本领域研究的专家，一部分会成为媒介教育机构的教师或进入相关领域。当前，我们已经预感到，要想在中国普及媒介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教师已经刻不容缓。
【结语】
当前，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然而，正如大卫·帕金翰在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研讨会上指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还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草根”运动——广大民众的进一步觉醒，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力组织和支持。广大学术界不仅需要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推进方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展开大、中、小学等的相关实验研究。应当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让我们在学习和继承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为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的新文化素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 2003.
张玲：《新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
〔张玲：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