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任南广学务部主任的战琦同志以前曾多次参加过艺术类招生工作，熟悉艺术类考试的流程。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南广学院一楼的办公室里(当时南广还在江宁中学内)，战琦详细地给我讲了一下艺术类考试的各个环节要做的事情和考前须做哪些准备。再加上我从其他老师那里得来的一些信息，我就开始摸索着准备艺术类考试所需的各种材料，如易拉宝、横幅、报名表、考生须知、招生简章、胶水、曲别针、收据、图章、签字笔等。艺术类考试报名开始后，招办的电话就整天响个不停了。
由于各个部门人手都比较紧张，学院就采取临时措施，让各部门派人来招办轮流值班。但由于是临时值班，有些同志对相关的招生政策不熟悉，在回答考生问题时解释不准确，有时还会形成误导，反倒会增加麻烦。后来确定抽调图书馆的戴怀鑫和学务部的刘小青两位老师来帮忙，情况才好了起来。这两位年轻同志对工作高度负责，非常敬业。当年参加艺术类考试的学生近万人，每个人的数据有十几条，对她们俩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整理完这些数据和表格，是一种海量的工作。她们每天坐在计算机前，一坐就是一天，晚上还自觉加班，经常到深夜。那段时间几乎每天中饭和晚餐都是我催促她们去吃，那么大的工作量，她们两个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抱怨委屈的话。让我非常感动。记得有一个生源大省的招办当时把该省报考南广考生的信息搞错了。时间紧，我们只好一个一个打电话去核对。三个人打电话打了好几天，深夜12点打电话去，先给人家道歉。就凭着这种干劲，2005年4月底之前，我们按时把艺术类考生的合格名单上报到各省招办，胜利完成了任务。
2005年和2006年夏天的录取工作是在北京校本部完成的。当时南广还没有接通中国教育科研网的主干线。网上录取必须在教育网完成。2005年6月，我和当时已在招办工作的刘小青、李正芳从南京到北京，加上当年从北广毕业准备来招办工作的刘瑞亮和与他同时毕业准备到南广学务部工作的张馨月，组成了一个录取工作小组，接受许学峰同志的直接领导。工作地点设在动画系的机房，是曾在南广任副院长的廖祥忠同志提供的。机房里没有座机电话，由于时间紧，来不及安装电话，我就把自己的手机报给了各省招办作为工作电话和对外咨询电话。我的手机就成了当时招办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上班时间电话一分钟都不得闲，这下可惨了，几天下来耳朵疼得厉害。那年录取期间，我的手机费达到每月六千多元。由于当时只想着怎样完成任务，对手机辐射可能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完全抛到了脑后，一点都没有顾及。直到耳朵疼起来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也需要进行劳动保护的问题。从此以后，我用手机打电话必须带上耳机。如果不用耳机，直接用手机接听的话，耳朵就会疼。尽管如此，对于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我都做到认真倾听、耐心解答。
录取期间招办的工作是极端忙碌的，每个夏天都要有几个晚上通宵夜战。2005年的录取工作尤为艰巨、特殊。按照惯例，传媒大学本部的录取工作要到外地去进行。那一年是在北戴河，南广也跟着去了。由于人手少，领导只让带着刘小青和张馨月过去。去了之后才知道录取工作要在那里全部进行完毕。校本部每个学院去三位领导，加上校领导和招办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几百人的录取工作。南广要录取近两千人，工作量大一倍多，却只有我们三个人，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小张工作很努力，但她那年大学刚毕业，临时被拉过来，对招生工作完全是陌生的。所有做表格的任务几乎都落在了刘小青的肩上。我们三个人那几天每天都在连轴转。有一天晚上12点我们结束工作回房间休息。我刚躺下一会儿就听张馨月来敲门，说刘小青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马上找了车，把刘小青送到了附近一家小医院。在医院输了几个小时液，疼痛止住了。在医院里，刘小青一边输着液，一边担心地念叨着“那些表格怎么办呀”我安慰她说别担心，安心治病，自然会有办法的。但实际上我非常担心，如果她倒下了，那些千头万绪的表格，有着很强的连续性，谁能接下去呢天亮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驻地。我赶紧整理了一下材料，去开会向校本部领导汇报工作。会议8点钟开始，9点钟结束。我又连忙回去，想接着刘小青昨天的工作继续整理报表。我坐在那里，盯着那些表格发愣的时候，刘小青过来了，说，“这些表格我熟悉，我来吧！”她又坐在了计算机前，接着工作起来。刘小青这种工作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其实，在南广招办，具有这种精神的远不止刘小青一人，戴怀鑫、蔡慧、刘瑞亮、李正芳，每个人都很敬业。我多次向南广的院领导反映过，南广招办这班人马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南广招办的风气很正，工作都是抢着干，没有推诿扯皮的现象。
从2006年开始，南广招生工作由负责教学的副院长丁海宴老师分管，这时人员配备基本上齐全了，分工也比较明确，大家对业务也都比较熟练了。艺术类考试除了与校本部同时举行的几个考点外，又自主增加了郑州和济南考点。丁海宴老师亲自带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举行艺术类考试。由于山东和河南都是高考生源大省，加上我们宣传组织有力，这两个考点考生踊跃报名，报名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济南考点报名第一天排起了足有一公里的长队。当然，其他考点的情况也不错。比如，我连续三年带队到武汉考点，每年报名现场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一年甚至出现了争抢报名表的情况，幸亏有当时任中传招办副主任的李高强老师出面调动中传的老师，才维持了现场秩序。这些都显示出南广学院在广大考生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吸引力。
南广招办的工作受到了刘继南校长的直接关心和支持。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刘校长亲自和我们一起修改2006年南广招生简章。刘校长十分关心南广的学科专业建设。南广向江苏省教育厅递交的所有专业申办报告都经过刘校长审定。一个学校的招生简章是考生获取这个学校信息的最直接的渠道。因此，招生简章上的信息必须明了、准确、权威。为了整理出一份高质量的招生简章，我自己在2005年招生简章的基础上增删修改之后，又请当时校本部文化贸易研究所的闫玉刚博士反复推敲，然后把稿子交给刘校长审订。刘校长请校本部一位深谙学科建设的校领导，加上我和闫玉刚，四个人一起逐条讨论简章中的专业介绍文字。对于每个专业的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以及学生就业范围都详加讨论。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不时打电话与各专业负责人商量。只有几页纸的专业介绍，几乎是字斟句酌，整整一天时间过去了，才改了一半。于是晚饭的时候四个人在饭桌上继续讨论。直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把所有的专业介绍都过了一遍。刘校长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深入细致的、过硬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了当时刚刚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闫玉刚。一位对中国传媒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会对一份专业介绍下这么大的工夫，大大出乎小闫的意料。这些年，闫玉刚同志在工作中一直刻苦扎实，与刘校长这种精神的感染是分不开的。其实，刘校长的精神也就是通过多年以来每日每时从不间断的一件一件事情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南广工作的这三年中，我被刘校长这种精神浸润着，我希望我从她那里得到的这种精神的财富，足够我一生的享用。
我爱南广，我爱方山下那片红瓦绿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