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裂——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
按照场域理论的逻辑，场域与内部行动者的惯习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因此，新闻的各类子场域形成之后，它的影响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将通过“关系束”来形塑场域中的新闻人“惯习”，“惯习”又会同时反形塑它所在的场域。上一章的电视新闻子场域个案分析，虽然对电视新闻人不同的惯习系统做了初步展现，但仍不能完全涵盖和集中反映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惯习的总体图景。因此，本节的目的是尝试在个案分析方法之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做更宏观的特征描述，以对当下的电视新闻业做出社会效用的评价。
每个内部行动者的性情系统千差万别，这给勾勒内部行动者的惯习图景带来困难。因为，尽管场域理论认为场域对每个内部行动者的性情系统都有“收敛”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场域烙印的惯习系统，但显然，每个内部行动者的惯习仍然必定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要对中国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予以总体描述，必定在准确性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仅包括所处子场域的差异，还包括媒介等级差异，职务差异，从业者的代际差异带来的文化差异、价值倾向差异，其他还比如个体的人生经历差异、成长期家庭背景差异、自我期许等，毕竟每个人同时分属不同的场域，这些都给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与偏好带来了影响。但是，始终因为“人是目的”的理念督促，促使笔者最终仍不十分自信地以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的构成、差异，对电视新闻人的惯习群像做粗线条勾勒。
一、文化资本的差异
当下电视新闻人的文化资本构成中，职业理念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对职业的理解又和当下电视新闻人存在的三个明显代际特征关系紧密。由于中国电视业的快速发展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达到“第一媒体”的巅峰，新世纪后遭到网络媒体的强力挑战，这使得中国电视在人员进入上有着较为鲜明的“三大群体”的代际特征：80年代的电视新闻人主要来自从电台、报纸转来的新闻同行以及转业军人，目前多进入50岁的年龄区间，可以把他们看做当下电视新闻人的第一群体，他们进入新闻业多是组织分配，其时的新闻业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权力色彩。一位老电视新闻人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时，不无留恋地说“每次采访回来时汽车的后备箱都是满的，都是被采访单位送的土特产和礼品”。笔者入行时的搭档是属于这一群体的一位老记者，他的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记者见官大三级”，但是见到确实有点级别的官员，行为又免不了决定于在部队时养成的强烈的等级和服从观念。这一代人的新闻职业观念基本来自于更老一代从业者的指导和长期以来政治场域的熏陶，并且保持得比较一贯，这一方面由于电视新闻工作整日奔波于新闻现场、时间受制于琐碎的技术性工作，用来文化资本更新的学习时间较少，也与现代新闻观念更多的是传播于高校，而在一线新闻单位政治场域影响力更大有关；
伴随着电视业井喷式的发展，90年代进入电视行业的新闻人，这一群体的人员构成更为复杂，既有90年代前期从各个行业招聘、选拔而来，也有90年代中后期从中文、哲学、新闻等专业涌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目前的年龄段在30至40年龄段，构成了电视新闻人的第二群体。日趋灵活的电视媒体的用人机制，使这一群体入行与此前的进入者不同，他们更多是主动选择，他们的文化资本构成更为斑驳复杂，并且对新闻传播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职业期待。
新世纪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从业者，以新闻院系的毕业生为主体。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新闻院系专业的泛滥，另一方面和电视台竞争压力增大、降低人力资源薪酬成本有关。这些包括“80后”在内的从业者，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下，构成了电视新闻人的第三群体。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新闻教育尽管观点并非一致[1]，但多元的信息来源，使他们更倾向与接受新鲜观念，文化资本比较统一而且现代。但是，虽然对新闻工作在现实中所受的约束有所了解，然而进入工作岗位后，现实仍然会很快地消耗掉他们大部分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热情，对他们年轻的心理而言，最大的困扰是如何面对学校中培养的惯习在现实工作中的冲突，电视新闻场域的惯习仍然处在形成动摇、游移当中。
对电视新闻人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除了表现在代际因素外，还有其他比如地方整体的文化氛围相关。比如，比较闭塞的内陆省份与沿海省份、经济特区的电视新闻人，在新闻职业理念的活跃程度就有所不同。[2]当然，以上的区分并不具备个体的绝对意义。
这样的代际特征和文化资本差异，发生在短短的20年多时间里，使得中国的电视新闻场域和其他一些传承有序的行业不同，电视新闻领域内从业者对于职业理念的认知存在代际的割裂和混乱。“割裂”表现在部分年龄较大的领导者和部分年龄较小的从业者对新闻的基本理念存在鸿沟；“混乱”则表现在部分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特性、定位缺乏明确的答案，完全机械地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对于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心存迷茫。
例如，电视新闻人职业理念的分裂，使“工具论”“喉舌论”“公器论”等观念同时并存于各级电视新闻媒体中。在不同理念的指导下，电视新闻人对待同一新闻事件时报道的惯习也不尽相同，虽然“观点的自由市场”鼓励这种交锋，但在政治和经济多重场域的侵入下以及观众多年来被电视诉诸“感官主义”[3]的收视惯习，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从信息泡沫中脱颖而出。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危险抬头和“大国崛起”的盲目乐观即属此例。
“如果我们知道了驱使行为的动力，我们不但可以理解一个人目前的行为，我们还可以对一个人如何在变化了的境况下行动作出合理的推测”。[4]但在电视新闻场域中，最终决定行动者惯习的，还不仅仅取决于文化资本的特质，因为在一个还远未独立的场域内，文化资本往往是最为脆弱的一种。
二、社会资本的差异
电视新闻场域远未独立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还未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尽管有关新闻立法的呼声近30年来一直未绝，但新闻场域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资本来源依然来自政治场域的授权，这也成为新闻场域经济资本来源的先决条件，并最终成为对内部行动者实行直接影响的主要手段。虽然作为个体，电视新闻人的社会资本多寡不一，但从整体而言，因为政治场域的制度安排，还是被分为两个差异显著的群落，这就是“在编人员”和数量更为庞大的“编外人员”。
中国电视台独特的“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运营”，成为编外人员出现的制度根源。以中央电视台为例，1992年，央视频道3个，节目播出量几十个小时，当时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央视确定的编制为2098个；1998年，央视频道增加到8个，节目播出量扩增至100多个小时，编制调整为2503个；2004年，央视频道扩充到15个，每天节目播出量飙升到几百小时，工作量剧增，而人员编制原地踏步。政策和制度性缺陷导致的编制不足像一个瓶颈，使中国许多电视台在用人方面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为弥补人力不足，许多电视台向社会敞开大门，来自四面八方、数量难以统计的临时人员，在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情况下，进入电视台最需要的一线岗位。仍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到2003年5月，编制外用工人数已达7142人，“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
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电视台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这些临时人员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处于真空状态，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始终游走在暧昧的灰色地带，这对整天劳碌、为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的电视新闻人，有些黑色幽默色彩。“短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你没有认同感，……那我为什么要给你要这么拼命，我是在为我自己拼命。当我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自己很多想得到的东西，已经是我靠拼命拼不来的事情，我还继续拼吗？”[5]“没有归属感，对我太不公平了，弄来弄去发现自己才是弱势群体”。[6]“我们为农民工维权，可谁为我们这些新闻民工维权？”[7]
为摆脱“非法用工”的嫌疑，同时规范员工管理，央视在2005年开始启动编外人员的人事制度改革，推动编外人员公司化管理，先后对4500名编外人员实现了公司化管理，拥有了企业聘用人员身份，一年一考核，考核合格续签用工合同，给予保险等用工保障。全国其他电视台也随后陆续尝试。但由于“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根本体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即使是在完成了编外人员劳务派遣改革的电视台，依然存在台聘、企聘两种并行的用工制度。与台聘职工相比，企聘职工的福利、薪酬都存在不小差距，“台聘人员工资比我们高5000，不受考核约束，即不管干不干，这5000都有”。[8]“几年过去，新人换旧人，旧人还未笑，新人依旧苦。很多东西还是照旧”。[9]推行者也承认，“推行劳务派遣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说正式工在地位和话语权上还应该处于强势”。[10]截至2005年底改革完成时，中央电视台本部登记在册人员共计6791人，台聘人员2529人，其中局、处、科级干部为1101人，占台聘人员总数的43.5%，企聘人员4262人，目前政策规定不从中提拔担任处级干部。
而根据管理学中最著名的公平理论——亚当斯公平理论的观点，当一个人作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获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削弱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及其相应的紧张焦虑水平，个体可能会以采取减少投入以达到其所认为的公平水平。并且，员工的不公平感，还会进一步影响到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内部的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很难形成，这对社会先进文化引领者的媒体而言，对企聘员工的心理伤害更为巨大，传递到工作中，自然会对新闻职业的热情和责任感有负面影响。
“临时工”的称谓虽然不再，但缺乏归属感的“临时工”心态却未消除。事实上，在一些电视台内部，企聘人员与台聘人员之间已经出现“我们”“他们”这样隐藏内部分离趋向的指代。有企聘人员向笔者讲述他听到的两个企聘员工的一段对话，让他心酸不已：“听说他们（台聘）要给我们（企聘）发和他们一样的进门证”，“怎么可能呢，那他们怎么歧视我们呢？”
是什么原因，使得整日在屏幕中呼吁、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电视新闻人，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内部却被划为“三六九等”？这种划分又是谁，以什么依据划分的呢？
这一制度能够存续的原因，在于它模糊了我国电视媒体的产权，电视台虽然被以“国有资产”进行管理，但它所产生的问题，和所有垄断型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产权不明”带来的是收益分配的不尽合理。如果说电视台的产权是国有的，那它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应当在上交国有后，面向所有员工公平分配；如果产权是公有的，那么经济收益应当由公众来决定。但事实显然不是，产权不明确的制度缺位，使得从经济收益的支配权看，电视台的产权演变成正式员工集团的私有财产，他们代为管理的结果，是达成集体默契的自我倾斜，尽管在心里认为这确实有违公平，但如果进行调整，又并不情愿，有如“腐败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样，在电视台内部，“在编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政治场域的代理者，虽然许多人也会对来自外来场域的干涉感到不满，但也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又和这项制度绑在一起，于是，政治场域通过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塑造了两个利益阵营，分化了内部一线行动者的合力。因此，“少数人”在制度的名义下，行使“合法的伤害权”[11]，“同工同酬”这一市场法则最基本的要求，却无法在倡导人文关怀的媒体实现。“社会资本”最大，成为目前新闻场域的法则，也为电视新闻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分裂打下了进一步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