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场域“跛行”对关联场域的影响
场域理论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就是场域斗争的关键。换而言之，新闻与关联场域之间，也无时不处在变动之中，新闻场域作为联结社会的中介场域，对于其他场域有着重要的相互影响。那么，在上面的功能格局下，电视新闻场域对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呢？以下从观众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思想场域分别讨论。
1.对观众场域的影响
当“娱乐”功能几近成为新闻吸引观众的唯一手段时，“何不娱乐处之”的“泛娱乐化”就可能演变为新闻场域的慢性自杀：电视媒体对娱乐进行赢利的依赖，渐渐演变观众对浅层信息粗俗化的“药物依赖”，剂量的不断增加成为媒体套在自己脖颈越来越紧的枷锁，浅层、感性的享受快感有如毒品依赖直至无力自拔；另一方面，观众养成以“好看与否”作为信息消费的唯一评判标准时，就是新闻场域单一化的开始。而如此单一的新闻场域，会使“媒体在未来存在的一个很大危险，……电视把文化档次往下压，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29]大众文化在文化场域的兴盛，固然对政治场域有待更新文化资本以松动，但同时也分散了大众对体制深层思考的注意力，丧失了社会转型期间凝聚全民共识、消除信仰危机的可能。
大众对新闻其他功能的冷漠，正如前文分析《新闻调查》个案时提到的那样，一些记者对受众信息接收习惯的态度是复杂甚至是“恨铁不成钢”，一知名的编辑激愤之下，在她的博客上以《大众媒体就是伺候群氓》为题宣泄：“我对我的工作产生怀疑——有意义吗？……大家在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上思考，鸡同鸭讲永远没有沟通的可能。当你的努力换来的是荒谬，这事情，还做个P！”[30]“群氓”来自于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作品《乌合之众》，指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这种精英主义的心态，自当有所商榷。但新闻场域和受众场域“低俗化”的相互指责，使得是“有什么样的媒体，就有什么样的受众”，还是“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有时确实是一个“鸡与蛋”的难题。如何面对这个难题呢？古已有之的思考或许能有所启迪：冉有跟随孔子到卫国，见到人声鼎沸，言行粗俗，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问然后如何，孔子答“教之”。[31]只有当经济富足了，人们才会对“形而上”的问题感兴趣，才会对自己的精神追求有所自省和超越。于是，对经济场域施加良性影响，使其稳健发展惠及民众，似乎成了解决文化场域困境的必由之路。但经济场域，又是如何呢？
2.对经济场域的影响
每个场域都应有自己的自主逻辑，经济场域也不例外，但这不代表其他场域的影响就不应和不会存在。换而言之，任何一个场域都不会存在于真空中，而其他场域的存在，对于该场域的自主逻辑，影响是必然的，但有正面、负面之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平竞争、契约意识是经济场域的主逻辑，但在当下中国政治场域作为社会元场域的背景下，政府“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已成为经济场域建立自有逻辑的主要障碍[32]。而新闻场域监督功能的萎缩，除了破坏了普遍意义上消除经济场域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诈骗、毁约等价值之外，在当下中国则使经济场域在自主进程中失去了一位有力盟友，其危害程度，可从东亚国家近30年的“价值观”被迫转向中管窥一斑。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他们认为，“亚洲价值观”作为亚洲人民传统的行为准则，可以引导人民服从政府的领导，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有助于政府解决民族矛盾、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环境，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如人权观、个人主义则会使民族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由“亚洲价值观”出发，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政府要求新闻媒体也贯彻与之相应的“亚洲新闻观”，即新闻媒体必须与政府合作，督促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政府所倡导的各种发展项目，实行所谓的“发展新闻学”。
然而，1997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表面上，危机发生的导火线是金融机构的烂账、呆账，房地产行业的重复建设。实际上，人们都清楚，专制与腐败及其暗箱操作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人们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民主与改革的呼声中，一些国家在政府的管理层次上引进民主理念，建立监督机制。媒介也重新推祟新闻自由的理念，开始了从体制到经营方式的转变。新加坡新一代的领导人甚至鼓励市民不再做“臣服”的市民，而要做社会的积极参与者。[33]
“裙带资本主义”的权力、血缘和人情、金钱的“三位一体”，在亚洲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34]，在中国则表现为历史悠久的“贪渎文化”[35]和当下的“权贵资本主义”[36]。因此，充分发挥新闻相对独立的监督功能，对于厘清当下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界限含混不清的弊端意义深远。然而，令人忧虑的是新闻场域所剩不多的监督力量，自身也往往被经济场域所束缚，笔者曾工作过的一个栏目，在揭露一起湖南某上市企业的弊案时，制片人不得不先向广告部打电话了解这个企业是否投放了大量广告，以小心揣摩能够播出的概率。
新闻场域除了不能对经济场域起到足够的匡扶作用外，两个场域内部的部分行动者还会在对经济资本不择手段的惯习一致下相互利用：前者为后者用虚假新闻或“软广告”粉饰形象，为垄断集团等增加象征资本；后者为其输入经济资本，以满足物质需要。“有偿新闻”成为新闻场域和经济场域连接不良力量的毒瘤。
3.对政治场域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说，新闻场域总体上仍属于政治场域的一部分，因此，新闻场域的作用就有了些“左右手互搏”的味道，也就决定了力量往往最终消失于无形的结果。这一局面，加剧了一些社会学者所担心的社会“定型”：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结成利益同盟，成为“几块大石头”，而大众则成为无力反抗的“一盘散沙”[37]，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格局就此成立，政治场域的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
历史地看，中国政治场域的惯习，基本延续了晚清以来“冲击—反应”模式[38]的被动变革：当外来力量难以抵御，内部忧患无法压制的情况下，政治制度变革才有实质性进展。换而言之，这或许是文明历史长久国家的通病——文化的“内卷化”[39]：旧有的习俗、习惯参与社会复制与精致地定格各种秩序，成为制度创新的一种负机制。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权力集中、计划运行、整齐划一的“三角形”稳定结构，但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取得瞠目全球的成就时，哈耶克就指出，由于“知识分立”和价格、利润、创新等指标无法在不同人的认识中达成一致等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尽管看起来美好，但难以持久。[40]它的增长，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模仿，而当模仿的潜力开始耗尽，计划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就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没有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也就失去了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41]所以，1978年政治场域的变革，是伟人打开了历史之门，更是政治场域的情势使然。[42]
90年代以来，经济场域改革后的潜力已基本释放，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使政治场域在宪政框架下，由权力的“向上负责”变为“向下负责”改革滞后的弊端更加突出。但是，如何在较小社会成本下实现政治场域的进化，始终是一个难题，胶着的状态，已经延续有年。
一般说来，政治场域的权力让渡，无非两种途径：暴力革命与和平让渡。前者社会成本巨大，而且无法挣脱集权—革命—再集权—再革命的死循环；后者，社会成本较小，而且可能形成利益平衡的良性机制，但难度很大，却又成为唯一合理之选。
如何实现政治场域内部行动者的权力和附着其上的利益让渡，先后有经济学家如杨小凯等，建议以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金钱赎买的办法来弥补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的利益损失。[43]但这种“尊重既得利益者”的办法即使合乎经济学家的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效率观，但在伦理上很难服众，至少不符合罗尔斯所说的在保证自由的前提下向弱者倾斜的“机会公平”[44]。因此，这种办法要说服公众应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剩余的办法，只有一种选项——在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充分沟通的前提下，相信人们在不利环境下的现实理性，不同程度地相互妥协，选择一条社会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办法和经济学家倡议不同的是，作出更大妥协的应当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已经利益受损的大众。实现这一办法的关键在于，“使各个方面都获得某种在场，至少应该获得在场的感觉。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在场的政治’”[45]。而民主的在场，就需要新闻场域——包括受众最广泛的电视新闻场域——“沟通”功能的正常存在。
“沟通”功能的正常运转，才能提供“妥协”所需要的“参与感”，进而有利于各方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潜在力量、了解时代发展格局和“不妥协”导致破局的沉船后果，向政治场域内部部分不足够理性的行动者施以服从大局的压力，最终改变各场域的力量对比，直至形成社会共识。换而言之，社会的“和谐”，在利益冲突面前很难通过教育实现，更多是依靠各集团、阶层力量均衡之后人们的理性选择。因此，媒体“沟通”功能的缺席，对政治场域的利益让渡和制度创新以及为“大国”真正“崛起”奠定制度基础，都极为不利，更遑论新闻场域成为政治场域的一部分，其他场域对之信任度无疑大打折扣。因此，走出政治场域改革的“死胡同”，电视新闻场域的“沟通”功能不可或缺。
4.对思想场域的影响
电视新闻场域和思想场域都属于文化场域，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密切。电视新闻场域“娱乐”功能的大行其道，和“教育”功能的日渐萎缩，从两个方向对思想场域的自主性造成冲击，并最终影响到电视新闻场域等其他场域。
电视新闻场域“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使思想场域中秉持严肃思考和严谨表达惯习的知识分子在屏幕上很难立足。而思想场域中那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行动者，却容易适应日益商业化的电视新闻场域要求，而成为“媚俗的媒体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46]
这种惯习造成的局面是，“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结合下，9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严肃的、批判的公共空间的真实消亡，另一方面却是虚假的公共生活的空前繁荣：遵循商业逻辑的媒体知识分子活跃其间的公众消费文化的膨胀和以技术专家面貌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为主宰的媒体盛况”。最终，“严肃的知识分子退入学院，公共空间就为一批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占领了。……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达，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的秩序合拍”。[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