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新闻场域获得了象征资本的“媚俗的媒体知识分子”，回到改变了思想场域后又继续破坏思想场域内部的自主逻辑和关键资本——通过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揭示真相和真理的能力，在通常会改变思想场域的行动者原本自主逻辑下应当的占位，使得一批被媒体打上“著名专家”标签的“媚俗知识分子”，在公众视野中实现“象征资本”——“经济资本”的循环，与电视新闻场域构成事实上的“共谋”关系。
长此以往，思想场域的自有逻辑面临动摇：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底色浮上表面，成为今天社会通行的价值三原色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世上已无为德雷弗斯挺身而出的左拉，也无为反战而做牢的罗素”。[48]此外，电视新闻场域“娱乐化”的风潮所主导的公众审美兴趣，也会对思想场域内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正如曾经写出在美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作者拉塞尔·雅各比的哀叹，“公众的阅读趣味无可救药的丧失也在腐蚀着公共知识分子”。[49]
电视新闻场域对思想场域的负面作用，又会反作用于自身，进而伤害到其他社会场域。布迪厄在其《关于电视》和《自由交流》两书中，曾对此分析：现代的新闻媒介已经成为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一道屏障或一个过滤器，所谓的名牌主持人和大牌记者以一种肤浅的思想模式和弱智的时髦话语冒充精神生活的全能智者，他们以哗众取宠的“直击报道”和不负责任的“热点评述”而自诩为“社会观察家”和“评论家”，他们是文化假想和思想假相的最大制造者。[50]
这种状况使已经在“教育”功能萎缩的电视新闻场域雪上加霜。电视媒介在商业环境下的传播特性，已经容易造成“盲情的媒主”取代“知理的民主”：在知识、信息、理解不足的情况下，凭借刺激的镜头、快速的剪辑、刻板的陈见和泛滥的煽情，迫使社会进行非理性的决策；而不是对关于事实的信息的充分、全面的了解，然后以此为基础的，理智、冷静、程序化的理性决策[5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对思想场域缺席下的新闻民主参与功能和大众的民主能力极为失望。在亲眼目睹了民众和舆论被政治宣传操控下的“一战”狂热后，斥责民众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要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52]李普曼的观点或许偏激，但要最终防止、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依靠健康、自主的电视新闻场域和思想场域的联手，即记者和教授的汇合到一起，他们把专业知识转为向观众有的放矢的“社会理解力”[53]。而现在的电视新闻场域和思想场域，显然努力的路还很长很长。
小结
“参差百态乃幸福之源”，罗素在评价空想社会者莫尔《乌托邦》时说，“必须承认，莫尔的乌托邦里的生活也好像大部分其他乌托邦里的生活，会单调枯燥得受不了”[54]。与此相同，如果所有的电视新闻子场域都只被鼓吹履行一种功能，比如“教育”或“启蒙”，那么这也是一种不现实而且专断的意识形态。所以，以各种功能为取向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对于传播双方都是“幸福之源”。但当下中国电视新闻子场域的问题是，并不在于分化，而是缺乏在新闻场域自主逻辑统一下的“参差百态”，由于制度安排的严重缺失，电视新闻各子场域最终呈现出的状态是“结构性功能失调”，而作为社会的中介场域，这种功能失调必然会传染到其他场域。
第三节 重组——对未来电视新闻场域关键资本的思考
从1992年至2007年，15年的时间里，电视新闻场域一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旧的子场域像是没落的贵族，新的子场域则在喧嚣中登场。资本的交换，惯习的生成，场域间的相互作用，没有一刻停止过，电视新闻场域的下一个15年，又会是怎样？
一、对未来一段时间电视新闻场域的判断
对研究而言，没有什么比预测将来更难得了，但人的悖论在于，就是始终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而引上帝发笑。所以，以下将继续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未来一段时间电视新闻场域做一预测。
本文已有的分析表明，政治场域一直是对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影响最大的关联场域，它掌握了电视新闻场域采访、编辑、评论、播出的一切权力，成为后者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在目前的“半商业化”经费体制下，以观众场域“大数法则”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场域，成为电视新闻场域经济资本的控制者。所以，以上两个场域所握有资本的未来态度和趋势，将决定电视新闻场域将来一段时间的变化。
目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场域对于电视新闻场域的态度，是基本放开私人领域和经济、艺术、文化等非政治领域的信息传播，而对与政治场域自身认为与之不一致的文化资本，则不予放开，比如新闻场域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有文化资本。这一态度服务于政治场域内部行动者“长期执政”的指导方针。所以，政治场域一直严守能够控制新闻场域的社会资本，不会主动放开。虽然早在1978年11月13日，林春、李银河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新闻立法的议题就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政治场域始终没有把新闻场域的社会资本进行转换。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场域的态度，会因为社会情势的变化，被动地放开对电视新闻场域社会资本的控制，疏解上述电视新闻场域的困顿吗？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转型研究基本在三种思路下解析：第一种思路沿用现代化理论模式，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主要归因于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日益成熟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维护自己的经济效益、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努力则成为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第二种思路强调政治精英的作用，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解释为政治领导人有意识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或者是体制内改革派官员与温和的社会反对派领袖结盟的结果；第三种思路则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寻找政治转型的动力。[55]
近年来，曾被寄予希望推动改革的新生中产阶层，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压迫下，难以继续形成规模，“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成为社会学界的焦点课题之一。[56]有研究亦指出，中产阶层作为和草根阶层的直接接触者，很容易成为“仇富心理”的牺牲品，在调整利益差距的高税收、低福利政策下削弱力量。[57]而另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在增强，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新兴中产阶层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58]
而对于第二种路径，有研究认为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精英一旦转型就会成为彻底的输家，亦难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所突破；[59]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面，对社团注册的严密监管，和表达途径、权力来源的不足，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格局。所以，许多学者研究认为，随着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一部分知识精英形成新的结盟，重组了对社会的控制力。有关“改革的动力是否耗尽，改革已经或正在走向死亡”的话题成为2002年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60]
无论改革是否真的停滞，但改革的脚步将会越来越艰难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因此，电视新闻场域的社会资本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产生的结果是，社会对于政治场域的信息需求，将离开了电视新闻等管控严格的传统大众传播场域，进入互联网这一相对开放的公共平台。虽然2005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监管内容做了界定：“本规定所称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但技术进步使禁止事实上无法完成，例如借助一些动态的境外服务器代理软件就可以完成连接，“只要……就可以”成为网络上信息寻找和发布的规律。近年来，网络催生了一些在知识阶层和网民中比较有影响的网站、论坛，虽然关闭了一些，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和传统新闻场域平行的舆论场域。
因此，对于一些以宣传为功能定位的电视新闻子场域，面临观众流失的趋势而“空转”，而以“教育”和“沟通”为功能定位的电视新闻子场域，则会在受众分流之后更加剧原有的弱势。
更加不利的是，在未来的经济资本方面，无线传输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宽带的普及，将会使网络媒体在广告收入上严重威胁此前严重依靠政策、技术双重庇护的电视媒体，虽然电视媒体也纷纷触网，但由于政治场域把对其内容的控制必定延伸到网络上，并且网民对官办媒体的“刻板印象”，可以预计这一办法不会改变电视新闻场域围绕经济资本竞争将更加激烈的未来，这也必然会更加剧类似《新闻调查》子场域的生存压力，而把《南京零距离》类子场域推到更加商业化的境地。
所以，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双螺旋”压力结构，将会成为决定未来一段时间电视新闻场域面貌的DNA。电视新闻的子场域将会在目前的状况下更加恶化，内部行动者对新闻场域自主文化资本的坚持也将迎来更大的考验，电视新闻场域自主逻辑的建立前景并不乐观。换而言之，电视新闻场域和整个社会结构一样，也将在场域和行动者惯习的相互建构中，呈现在现有基础上“定型化”的趋势。
二、重组——对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改革的不成熟思考
不记得肖伯纳在哪里说过，“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社会，非理性的人总是坚持让社会适应自己，所以所有的进步都得靠这些非理性的人”。虽然不尽全面，但在不利环境下主动“不理性”地选择坚持和进取，也是一种真正面向未来的理性态度。所以，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是一种责任。
1.社会资本的重组
按照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观点，旧制度往往因为运行多年已经形成了制度惯性及由此派生的路径依赖，这种新旧制度间的轨道转换，需要足够的推动力才能实现制度变迁。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行政权力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实现权力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和权力本身的特性，它又极容易导致腐败。据此，制度变迁推动力要面对的阻力分成两种主要构成：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直至接近新旧制度交替的临界点，局势并不明朗，由此对判断、选择何种制度更为有利较难达成共识，这时对于制度变迁的阻力来自于争议带来的客观阻力；第二种是外界环境渐趋成熟、社会共识基本达成，此时旧制度下的强势集团抵抗利益重新分配而产生的主观阻力。
为使电视新闻能够成为一个自立、自为的场域，电视新闻场域未来的社会资本，即涉及新闻的采、写、编、评、播出的权力，显然需要新的赋予主体。在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普世价值下，社会资本的授予方自然应来自法律。电视新闻场域作为新闻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对前者的社会资本调整事实上即是对后者的调整。
但正如已经分析的那样，政治场域的惯习决定了这一重组过程不会自动完成。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由社会强势集团主导、并且为强势集团利益服务的。但是，对于谁是社会强势集团，并非永远不变，强与弱始终是一个相对概念，两者可能力量非常接近，并有可能随外界条件变化而发生转化。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弱对立集团之间的不断争斗，直至斗争结果证明谁更属于强势地位，但尘埃落定之后往往是满目疮痍，社会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但在现代历史上还存在另外一种结果，即一般认为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认为名义上的强势集团，会“主动”选择利益未必能得到增进，甚至有可能还会较前有所减损的制度变迁。比如台湾蒋经国政权在1988年解除报刊杂志审查制度（报禁）时，其政权并未到马上就要垮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