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语言节目主管人员的个人倾向
在对外广播的管理系统中，语言的使用游离于当地标准之外，因为管理者不了解海外听众的要求，也不了解该语种的播讲风格。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欣赏习惯不同，对节目内容和播讲方式有不同的要求，作为电台的管理者，不可能对此有详尽的了解，因而也不能对某一语言具体广播业务进行指导。大的国际广播有几十种语言，电台的管理者只能把握大的报道方针原则，对于具体节目，包括语言的标准、播出风格，只能由各语言部的负责人自己去把握。电台负责人不可能听懂各国语言，也不可能对节目内容之外的东西进行准确判断。节目的实际控制权是在各语言部主管手中。这些人有些是通晓该语言，又有广播背景的专家；有些只是语言专家，对广播电视并不精通；还有一些是通宵大众传播，但不懂语言的管理者。这些人的个人意志会直接影响人员的选择，从而间接决定节目的播出风格和节目质量。不同背景的主管在对人员的判断上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华语台的播音员无论从语音、嗓音或表达方式都难于让听众接受，却依然能作为播音员而存在的原因之一。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许多对外广播机构都使用本国血统人员担任语种负责人，对外来的移民并不信任。对于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员更是存在偏见。因此，长期以来，熟悉华语的华裔在海外华语国际广播部门中不能获得较高地位。这种情况在最近一些年有了改变，由于国际广播不够景气，一些国际广播中的华语部门，也启用熟悉目的国家情况的华裔担任负责人，如澳大利亚的澳洲广播电台。
4.政治因素
与一般的广播不同，各国有政府或国家背景的对外广播主要目的是进行宣传，传播自己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念，尽管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不同，但是在理念上都渗透着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上的对立和冲突，会直接影响到播音员和主持人说话的口气，形成明显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播出国与目的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不仅影响节目内容，也影响到播音风格，国家关系的转变也会在对外广播中体现出来。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例，在两国关系良好的20世纪50年代，对华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音风格是亲近中国听众的，当时的播音员中有一些是来自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破裂后，前苏联的对华广播风格变成了严厉的指责和叫嚣，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开始改善，前苏联的华语节目播音风格才有了改变。美国之音的情况也与此相似，长期以来，美国之音的语言风格在所谓“客观”、“公正”、“严肃”中，或多或少流露着居高临下的大国傲慢态度，收听美国之音的中国听众，通常不会有亲近的感觉。一旦两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播音员的口气也会随之产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国内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最为明显。
政治因素之所以能对播音风格产生直接影响，与对外广播的特殊地位紧密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广播代表着国家利益和政府观点，并不需要依靠播音员和主持人个人魅力来吸引听众。在这一点上，对外广播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与国内电台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身份有所不同。
5.节目定位
海外华语广播的对象是中国国内听众，虽然海外广播力图吸引更多听众，但听众的不同兴趣迫使这些台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听众，将自己的节目定位于特定的目标群体。这种节目定位会造成播音风格的变化，以成熟知识分子作为目标对象和以青年学生作为目标对象的电台，其播音风格并不相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的澳洲广播电台，采用轻松活泼的播讲方式。以对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为目标群体的美国之音，则采用较为冷淡和客观的播讲方式。两者形成明显的风格差异，各自都有自己的听众群。
除了上面的因素，海外对华广播的播音风格还受到所在国文化习惯的间接影响。尽管华语在媒体所在国家并不是母语，与所在国母语之间似乎有着天然隔阂，但如果这些播音员使用本地语言进行日常交流，又从事华语播音工作，实际上是处于运用两种不同语言的双语状态。本地语言习惯中那些具有非语音作用的声音因素，如发音的音高习惯、音色特点、节奏特征等，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华语发音中，使华语带有本地语言的某些声音特征。当地人对于这种逐渐融合的发音变化通常并不敏感，但对于国内的中国听众，他们会明显感觉到发音味道的不同。
四、对外广播的播音方式
海外对华广播应当采用何种播音方式才能吸引中国听众，这是许多媒体都在考虑的问题。通常，人们用大众传播学的接近理论来指导播音，认为在发音和表达方式上应当尽可能接近对象国的目标群体，因此，海外电台多使用目标国纯正发音作为标准，使用国外雇员似乎是各国国际广播的习惯做法。实际上，过于接近目的国广播风格的播音方式，并不一定会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因为收听海外广播的听众心理与收听国内广播的听众心理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在收听国内广播和收听海外广播时的心理状态也不一样。收听国内广播时，他希望播音员和主持人是他身边熟悉的朋友，它希望对方能和自己一样，他希望能与对方有心理上的交流。在收听海外广播时，听众往往怀着对异国的好奇心，在心理上本能地产生一种期待，认为对方应当是与我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也包括了发音和表达方式。一旦听众发现对方与自己相同，会由于心理预期的落空而失去新奇感，失去兴趣。播音员和主持人的独特表达方式实际上起着一种声音标记的作用，听众会根据这种标记去判断和认识这个电台，一旦这种声音标记不明显，听众的判断也会出现偏差，得出“不像国外电台”的简单结论，影响收听兴趣。海外华语电台，在对国内广播时，应当选择与自己“海外”身份相当，与国内播音有所不同的播讲方式。
对海外媒体来说，适当的播音风格可以接近听众，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因此，尽管他们不像商业电台那样绞尽脑汁，变换花样去吸引目标听众，但他们也在追求能吸引更多听众的播音风格。中国国内收听海外广播的听众过去多是获取新闻信息，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是他们的第一需要，对播音的要求并不高，没有人像要求国内广播那样要求海外广播的播音员。但发音良好，表达清晰生动，具有专业素质的播音员可以从侧面显示该台较高的专业要求，透露出追求质量的严肃态度，从而增加听众的信任感，有助于信息的有效传播。
既要有专业素质，又要有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海外广播的风格定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现在的情况是，许多海外华语广播播音风格或者与中国国内广播过于接近，虽然具有专业素质，但缺乏个性特征；或者专业素质太差，不具备职业播音员的基本素质，距离中国听众的预期距离过大。
海外对中国的华语广播与海外本地的华语广播最大的区别是听众的不同。本地华语广播在当地就可以听到，电台很容易获得听众的反馈意见，可以及时地根据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节目，改进和调整播音风格。播音员也可以自己在当地收听到自己的播音，对自己的节目作出准确判断。针对海外听众的电台就不那么简单了，目标听众距离遥远，分属不同国家，在过去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及时获得听众的反馈，只能依靠听众来信获得收听的反馈信息。如果对方国家对于收听外台有限制规定，听众即使收听之后，也不会写信反馈自己的意见，在得不到反馈的情况下，电台无法有针对性地了解听众需求，改进自己的工作，甚至连自己的广播信号能被哪些地方收听到都一无所知。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海外广播无法根据听众要求调整自己的播音风格。针对中国的西方主要华语广播都经历过这样情况不明的“黑暗”时代。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年代，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甚至多年都不曾有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反馈信件。
正因为如此，当国家关系解冻时，到对方国家实地考察，了解自己的听众，成为华语电台的迫切要求。这些电台的政府背景，也使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当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恢复后，美国之音就借助中美文化协议，派出由播音员组成的考察小组来到中国，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进行交流。前苏联也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恢复的20世纪90年代初，派遣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来华，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为了改进工作，一些海外电台还为节目制作人员提供定期考察机会，了解对象国的风土人情和语言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海外的对华广播需要与中国听众建立反馈关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收听习惯。
海外广播可以提供自己独特的节目内容，可以保持自己的播音风格，具有自己的语言标记，这些都是使自己与其他电台区分必不可少的条件。除此之外，他们的播音应当在语言词汇和发音上与中国内地的普通话标准保持一致，避免各种方言和港台腔调的影响。词汇是听众最敏感的语言，海外华语广播的对象是国内的非特定听众，不宜使用带有方言和地方色彩的词汇，尤其要避免带有台湾国语特点的词汇。在两岸还处于分裂状态下，过多的台湾词汇可能会使人联想到与台湾的关系，使一些大陆听众产生误解。一些海外华语广播媒体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更多使用大陆背景播音员，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削弱台湾国语对节目的影响。
除了词汇之外，一般听众对海外广播的语音的要求并不是十分严格，但规范的发音可以提升电台的形象。由于国际广播的内容以文稿播读的信息类节目为主，在播讲方式上与口语有所区别，应当以规范的普通话为标准，即使在节目中使用即兴表达的对话方式，也应当使用较为规范的正式语体，不适合使用带有地方方言味道的普通话。国际广播的对象是超出某一地区的人群，无法用某一地的地方乡音去迎合各地听众，这与国内广播在谈话类节目中用尽可能接近本地人的发音方式去迎合对方的做法有所不同。
五、国际广播的新变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和各国之间信息传递手段的增强，各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信息的传播也更为及时。在无法限制信息传播的情况下，各国对于信息传播多采取宽容态度，人们从国内媒体中就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没有必要从海外电台获取信息，各国收听海外广播的听众越来越少。
华语国际广播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过去，华语国际电台的命运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宽松程度有重要的关系，当政治较为宽松时，人们很容易从国内的媒介渠道了解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信息，他们对国外报道，尤其是海外电台的兴趣就会减弱。而当他们从国内媒体了解不到最近发生的事件，或者对国内报道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就会利用国外电台进行求证。
与其他国际广播的听众不同，中国听众中有一些人不是为了了解国外的情况而收听国外电台。他们收听国外华语广播是为了了解国内的情况。而一些西方媒体，乐于利用这种报道吸引中国听众。这种由于新闻制度差异造成的国内新闻的“出口转内销”，曾为海外华语广播赢得过许多中国听众。不过，当国内报道禁区逐步解除，人们在国内媒体就可以获得充足信息时，海外华语广播的中国市场就会逐渐萎缩。
现在，中国内地正处在改革开放最好的时代，媒体的开放程度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人们不必再通过国际广播去获取新闻、音乐或外语教学，因此，华语广播也与其他国际广播一样，进入衰落和不景气时代。过去的热门华语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广播电台也都面临收听人数大幅下降的问题。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各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在节目内容、节目形式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积极进行探索。例如开辟可与听众直接对话的交流节目。开办各种服务性的节目，为听众解决个人问题。通过网站开展实时广播或节目点播，通过合作在对象国电台播送节目等。国际广播的这些新变化，对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提出了新要求，与听众直接交流的节目需要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具备即兴表达能力，不仅能播，而且会说。网络传输可以提高传输质量，为听众提供比短波广播质量更高的声音，而未来可能使用的卫星数字广播，则能够提供与激光唱片相当的声音质量。高质量的声音传输，对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国际广播像国内广播那样容易接收，而且他们提供的节目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是中国听众需要的，这些国际广播同样还会吸引中国听众。他们可能会与国内广播在国际新闻和音乐等节目上产生竞争。那时，国际广播才可能重新焕发青春，而华语国际广播的播音风格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参考资料：
1.梅益，1998，《悼念齐越同志》，见杨沙林、姚喜双主编：《把声音献给祖国——齐越的播音生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2.赵玉明，2004，《海外华语广播电视的现状与未来》，《聚焦华语播音》，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