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班的时候，生物钟调节不过来，松弛下来的弦一时适应不了紧张繁忙的工作状态，因而对上班产生了恐惧心理。
因此，专家认为，假日的最后一天就要把节后繁琐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梳理一下第二天上班该做的工作，提前安排工作日程，联系同事，谈谈新的工作计划，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中来，以免一上班就陷入应接不暇的忙乱之中。
不愿意面对压力、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贪图舒适和放松不是罪过。长假之后人们害怕面对上司、同事、客户等种种人际关系及工作压力都是正常的，这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勉强和责备，通常调整几天，很快就能重新适应。
实际上，出了问题才来想解决之道并不是上上策，专家认为，未雨绸缪才是解决问题最聪明的做法，所以，为避免遭遇“节后综合征”，自己要学会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自然过渡。
主要做到这样几个方面就可以了：淡化节日；假期生活要过渡；假期充电学习；适当运动。
4.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我们为什么会说假话
你的孩子对你说他没吃曲奇饼，尽管他的嘴巴边上全是暴露真相的饼干渣。你打电话给你的老板说你请个“病假”，一边打电话还一边挤出一声咳嗽。你们两个都在撒谎，但这一样吗？
说谎的孩子会被大灰狼吃掉——我们从小就知道说谎是不对的，成长的过程中却逐渐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生活中永远选择说出一切真相。谎言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掩饰？逃避？还是一种蹩脚的自我保护？听听心理学家们是怎样解释的吧！
美国麻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费尔德曼曾经说过：“人类是一种爱讲大话的动物，而且比自己所意识到的讲得更多——平均每日最少说谎25次。”
这个数字有没有吓到你？我们真的如此擅长说谎吗？如果你就在此时此刻抓住身边的人们问一问：平时你是否经常说谎？相信得到的答案大多都是否定的，而且还会有很多人特别强调“除非是出于善意的考虑”。
但事实呢？心理学家们一致同意：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向别人撒谎，很多时候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而大部分的谎言都是出于礼貌的应对，根本谈不上是否恶意。就好比“你这样穿一点也不胖啊”“改天找你喝茶啊”“我今天不能来了，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打不通”等等。这些不大不小的谎言，基本上可以归类为我们每天待人接物的必需礼貌用语。
无论我们是两岁还是62岁，撒谎的原因大都一样：为了摆脱麻烦、得到好处或者是为了让我们在别人眼里变得更好。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提出这样的疑问：孩子的谎言和大人们的谎言有何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撒谎行为会发生何种变化。
发展心理学家们正在努力通过人们的行为举止来理解说谎。神经学家们则在探究我们编造谎话时究竟是大脑的哪个区域被激活。从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会当着你的面谎称不曾打碎花瓶，到是否可以采信小孩子在法庭上的证言，研究结果可能会给出一些答案。一个有趣的新研究显示，和成人相比，孩子们的撒谎行为可能来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大脑区域。
包括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授、儿童问题研究所负责人李强（Kang Lee）所作的研究在内，众多研究表明，说谎标志着正常的成熟。
发现孩子说谎的父母和老师们“不应该感到恐慌——他们的孩子也不会变成病态说谎者。”李强说。他在过去15年里的研究课题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撒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更多的谎话，以及哪些因素可以减少说谎。“孩子说谎标志着他们到达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李强和他经常合作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同事维多利亚·塔尔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将孩子带入一间安装有隐蔽摄像头的实验室。测试者告知年龄从两岁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受试者，不要偷看放在他们背后的一个玩具（这个玩具通常是紫色毛绒恐龙Barney）以此诱使他们撒谎。然后，测试者离开房间一分钟，表面上是接电话，实际上是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去偷看玩具。而孩子们是否偷看则被录像带记录了下来。
对于儿童来说，偷看的诱惑是巨大的，因此有90％的儿童在实验中都偷看了玩具。“即便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引诱。”李强说。
测试者回到房间后询问孩子们是否偷看了玩具，研究显示，在两岁的孩子中，大约有1/4的人会撒谎说他们没有看过，3岁的孩子有一半会说谎，而到了4岁，这个数字是90％。
这个趋势在孩子们大约15岁前都成立。而到了15岁，几乎所有在实验中偷看过玩具的人都会说谎。好消息是：在15岁以上的孩子里说谎者的数量开始出现下降。而到了17岁，说谎的比例减少到了大约70％。
研究人员还调查了为什么某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爱说谎。他们发现，这和更为高尚的道德观或者和宗教成长环境无关。相反，那些拥有更优秀的认知能力的孩子们更爱撒谎。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神经心理学家肖恩·克赖斯特说，这是因为要想撒谎，你必须在头脑里保留真相，而这包含了几个步骤的大脑思维过程，比如整合几方面的信息以及操控这些信息。
说谎而且是成功说谎的能力被认为与大脑某个区域的发展相关联，该区域负责所谓“执行能力”，也就是更高级的思维和推理能力。那些在包含执行能力的测试中表现更好的孩子们，也会说更多的谎言。
5.为什么我们当了兵还想当将军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3年，监狱长满足他们每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3年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已经孩子成群。最后走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3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表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斯来斯！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这就是自我选择效应。
在新的制度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两个概念：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它的意思是说，制度变迁（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如果要转向其它的道路，就将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也告诫我们，在选择时应该慎重。
我们如果选择了某项职业，在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积累起这项职业的专门技能，如果半路出家转行，必然经过一个艰苦的“换羽”过程，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当然，人们是否转行的决定依然是权衡转行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的）所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面临成千上万的雇主，因为他的可塑性大，而一个有十余年经验的技术员面临的雇主可能只有几千或者几百乃至几十甚至几个，因为（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使）他们具备的能力越来越专业化，要重塑他们就需要花更大的成本。
我们也看到，频繁跳槽的人们的工作都不十分稳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跳槽的成本常常不大，也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富于变化，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相对就弱一些——然而他们也难以成为某一领域的有大成者。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跳槽者需要用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制度乃至工作知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不小成本，而跳槽的收益常常需要机会，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从前周国有个想当官总当不上的人，年纪大了头发白了，在大路上哭泣。
路过的人就上前问他：“为什么哭啊？”
老人一边哭一边回答说：“我几次想当官都不被看中，自己可怜自己年老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就哭啊。”
路人奇怪地问：“你求官怎么就一次都没求到呢？”
老人回答说：“我少年的时候，学的是文，道德文章学好了，准备去当官，国王喜欢用年老的人。用老人的国王死了，后来的国王又用武将。等我兵法武功学好了，用武将的国王又死了。少年的国王刚刚登基，喜欢用年轻人，我又老了，就这样没求成一次官。”
由这个故事可见，跳槽虽然有它的好处，可以带来新的感觉、新的生活，但如果因为环境的变化而频繁跳槽行为并不可取。
作为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形成的对世界、对人的看法可能影响人的一生，也即更易发生“选择”效应。一棵树在幼小时要扶正它是容易的，当它长大还想扶正它就很难了，因此注重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是最重要的。
选择效应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种选择，“破罐子破甩”也是一种选择。“浪子回头金不换”则说明了要改变选择效应的作用，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选择和接触那些能够带来的好影响的人，选择和从事那些能够更好地创造我们未来的工作。
6.好人难当——对别人好为什么反而得不到回报
你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怕得罪人，从而违背自己内心的观点去附和别人的意见？你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想讨上司的喜欢，从而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而只是一味点头？
这些看似聪明的做法，其实不一定就能帮你在人际交往中增加分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西格尔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观点对某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时候，如果他能用这个观点使得一个“反对者”改变其原有意见而和他的观点一致，那么他更倾向于喜欢那个“反对者”，而不是一个从始至终的同意者。简而言之，人们喜爱那些在自己的影响下改变观点的人，甚于喜爱那些一向附和自己观点的人。显然，人们通过和某人辩论、使某人改变观点，而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和有成就的。
这一发现被称为“改宗效应”，它使我们明白：那些没有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之所以会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他们不能给别人一种挑战后的成就感；而不少敢于坚持自己观点，有独立想法的人，最终总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以及由衷的喜爱。
朋友喜欢唱反调，或者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人不一样。可是偏偏，他的办公室里常常聚集了一批人。一个东西，别人都说好没有用，只有他说好，才是真的好；一件衣服，别人都大赞也没用，远远比不上他一个人的小赞；一篇文章，得到了90％以上人的肯定，如果没有他点头，那么，当事人心里总是疙疙瘩瘩。大家似乎都以征服他的意志为最高境界，尽管都知道他的肯定性表达总是很稀缺。
这天，同事李早早来到办公室，在电脑上展示新家的装修图，在朋友到来之前，大家的吹捧声不断，可是李不为所动。朋友姗姗来迟，看了一眼，没说话，被逼急了，终于说，“恕不评论”。于是整个下午，李都试图说服这个反对者。别的无数肯定者，权重都不及这个反对者。可是，无论他怎样找角度，找论据，就是改变不了朋友的心意。而越是改变不了，朋友的意见就显得越重要。显然，策反一个异己者远远比降服一百个追随者更有劲。
想起读书时的一个女孩，她着实称得上是美女，追随者无数，可就是那个故意和她作对的男生，入了她的法眼。于是，她处心积虑要降服这个男生，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是我不够出色还是他眼界太高？反正，无论什么原因，都足以引起她的好奇。等她终于胜利收兵，却发现自己未见得有多喜欢这个男生，只是他的忽视引起了自己的好胜心而已。相信很多恋爱中的男人都用过类似的伎俩吧，当正面攻势不能吸引一个女孩的时候，换个角度，让自己进入刁难者的阵营，当这个阵营比较稀缺的时候，反而容易胜出。
我们总是喜欢历尽艰辛的征战，却鄙视不战而胜的果实。心理学上有一个研究，叫做“改宗的心理学效应”，说的是，在一个问题对某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时候，如果他能使一个“反对者”改变意见而和自己的观点一致，他宁愿要那个“反对者”，而不要一个“同意者”。简而言之，人们喜爱改变观点者甚于喜爱一向忠实于自己观点的人。
有没有发现，当你发表一个言论，下面全是沉默或者附和的时候，其实你未见得有多大成就感，但是，当有人激烈反对，而你又当众收服了他，那种挑战与成就感，总是让人觉得意义非凡；
当你的另一半对你言听计从，你说什么对方听什么，其实你并不感到欢欣鼓舞，相反，当你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双方的意见都可以推倒重来，这样的关系，会更加让你感到倾心（当然，有些大男子主义或者女权主义除外）。
显然，当你批判那个反对者，并诱使他改变观点时，会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当这种假想的能力变成事实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而之前，那个说出“可怕观点”的人，就算最初令你不悦，可是旋即就会被这种成就感所淹没。到最后，你会因为恋上这种成就感，而变得比较重视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