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来的一桶桶水被集中倒进一个大水缸里，待沉淀之后就直接喝了，塞蒙说附近寨子里的村民也都喝这样的水。尽管也有好心人送来了净水器，实际上也起不到什么净化的作用，净化后的水依旧泛黄。
不知道在谁的指导下塞蒙搞了一个净化水的土装置：把石子和沙子沉进一个水泥砌成的小池子里，经过简单的过滤之后，水就可以直接饮用了。我俯下身，用双手捧了些水放进嘴里，一股土腥味瞬间令我产生某种恶心得想吐的感觉。
我问塞蒙，是否也和孩子们一样喝这样的水。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自己很惭愧，每次都喝自费买来的矿泉水，但他实在无力为所有的孩子们购买矿泉水喝。
我和同去的几个朋友每人拿出10美元交给了塞蒙，以表达对孩子们的同情和对塞蒙本人的支持。在募集簿里，刚好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北京同仁的签名，他也为这些贫困的孩子捐献了宝贵的5美元。
还有比被警察敲诈更糟的么
之前一天，我、小谷子，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金边租了两辆摩托车前往郊外的一个景点玩。不大走运的是，还没出城就遇到了在街头“查车”的警察。他们专门对没戴头盔的摩托车进行处罚，尽管我们四个人全都戴了头盔，还是不幸被拦住了一辆。警察一上来，先检查驾照及护照。但不幸的是，租车的时候，我们的护照已经抵押在了车行。这一点警察当然清楚，骑摩托带我的小兄弟刚好又没带驾照。警察用流利的英语对我们说：“无照驾驶罚款50美元，否则没收车辆。”我和小兄弟用中国话嘀咕道：“咱俩就假装不懂英语吧。”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警察先生就立马用汉语问：“你们是中国人？”我们一看人家不仅会说流利的英语，居然还能操着熟练的中文，就不得不低头认罪了。没得跑儿，接下来就是罚多少款的事了。
警察打开一个小册子，上面用我们看不懂的高棉语印着一二三四等若干条款，在其中一条的下面，用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符号手写着：50。开车带我的小兄弟一看要罚50美元就紧张地说我们没带钱，警察接过话茬说：“那你们找找，看身上有没有10元钱。”说实话，我一分钱都不想给，就又改用英语对他说：“我想给中国大使馆打个电话。”说着，就掏出了手机假装拨号。没想到这招不灵，警察没好气地说：“那就到警察局去解决吧。”说话间，小兄弟已经掏出了2美元。警察本想接过那2美元，可又把手缩了回去并问我：“你看看身上有钱没有。”我说真的没有。说完，我就偷偷地拿出相机给警察拍了张标准像。没想到，警察一边说着“不许拍照”，一边试图夺我手里的相机。我连忙大声喊：“No！”警察见我要跟他们急，就改口说：“那你必须把照片删掉！”在警察的监视之下，我无奈地把那张宝贵的，本可以当成证据的照片删掉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兄弟又从口袋里摸出了5美元，警察一看又多了五块钱，就满意地拿过那7美元，爽快地把我们放了——既没有发票也不给收据。
此时的我并不想马上离开，就问警察：万一在下个路口再遇到别的警察怎么办，因为我们身上的钱都已经给了他，所以他最好还是给一个收据。这个警察没想到我们还要罚款凭证，就无奈地说前面已经没有警察了，让我们放心地走。吃了闷亏的我此时并不想走，而是想再逗一逗他，于是又说：“那万一要有警察呢？你务必得给我们写个收据。”这回，我和警察完全颠倒了个位置，变成我逼他了。警察这下终于变得“诚恳”了些，他温和地说：“你们就放心吧，前面真的不会再有警察了！”想到我们还要赶路，况且还有另外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很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于是没有和他继续逗下去了。
当天晚上，在网吧里遇到了一个生活在金边的广东人，我把被警察敲诈的遭遇讲给他听，没想到这个家伙惊讶地说：“咳，本来是给一两个美元就可以搞定的啦，怎么给了那么多呐！看来你们几个太像外国人了（我心想你自己不也是外国人吗），警察都以为外国人会更有钱一些的吧。”
这里有仁慈的地产商
泰国的人均“鸡的屁”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首都曼谷的消费却比北京低。那天无意间逛到曼谷市中心一条并不繁华的马路上，误打误撞地进了一家价格极其便宜的露天咖啡座。我扫了一眼咖啡座的价目单，咖啡等饮品的价格仅在人民币4元到6元之间。这么实惠的价格，如此浪漫的露天座椅，岂有不坐下来喝上一杯的道理？
这家露天咖啡座只有一个服务员，也只有区区两张桌子，客人们往往要与陌生人拼桌，不过，这反而为陌生人之间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点了一杯地道的冰摩卡，喝完以后忍不住又要了一杯。在我的询问之下，这里唯一的女服务员向我讲述了露天咖啡座的来历。
这唯一的服务员其实也是这家咖啡座的店老板。我询问这家店的租金是多少，她告诉我说，在这里经营是免租金的。听了她的回答我更觉得好奇了。女老板说，咖啡座占用的地方是属于背后这栋大厦的。大厦的主人把整座大楼包给了一家房屋中介，由这家中介公司负责出租和管理。中介公司希望在大厦门前的空地开一家小咖啡馆，这样既可以为整个大厦增色，又方便了租住在大厦里的客人，于是决定把门前的这块10平方米的空地免费承包出去。女老板本人原来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钟点工，有这个机会就承包了这个露天咖啡座。
也许因为免租金，所以这家小小的露天咖啡座才得以把饮品的价格定得非常低，反过来，极其实惠的价格又为小店聚拢了不少人气。渐渐的，大厦里的很多租户都成了这里的常客，路过此地的行人往往也愿意在这儿歇歇脚。
说实话，如果没有免租金的优厚条件，这位女士是没有资本和胆量在这条稍显僻静的路上开店的。而没有了租金的压力，这个原本属于打工一族的中年女人得以用较少的投资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也许她现在还仅仅是一个缺乏实力的小老板，但谁又能断定，将来的某一天她不会成为一家连锁咖啡屋的主人呢？
在此，我们不得不钦佩免费承包这块空地的房产中介公司。正缘于他们的慷慨，曼谷的这条马路上才会出现这样一家小小的露天咖啡座。也许只要多一个免租金的修鞋摊，我们的社会就能少一个失业者；多一个小报摊，就会少一个为谋生而发愁的失意者；只要多一个自食其力的创业者，就少了一个在街头游荡的小流氓……富人的财富来源于社会，回报社会并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哪怕只是在你开发的商业街的街角边上，默许一个手捧鲜花的卖花女存在。
当人民不再厚道
去老挝之前，总以为这个佛教国家的民众相对来讲比较厚道，可仅仅一天多的行程就改变了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首先，进关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都遭到了索贿，每个人都被要求奉上不名所以的20元人民币小费给海关人员。稍稍幸运的是，大概我们几个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没被要求交那20块大洋，我准备好的质问之词也没能用上。
过了海关后，长途大巴竟然被检查了两个多小时。这样的效率倒是很有当地特色，缓慢的节奏让人急不得恼不得。在这两个小时的无聊时间里，我们在一家兼做餐馆的小卖部消费时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找零。譬如，老板明明告诉我们一瓶饮料的价格是4000基普（当时1元人民币约等于1245基普），可我们付了5000基普以后他们却不找给零钱。我们还以为老板忘了找零钱的事，也就没说什么，权当是小费了。可到了另外一个小镇又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一家小卖部买水的时候，本该付8000基普，可给了老板1万基普以后老板也没有要找零的意思，这让我们从心底产生了某种情绪。不过，考虑到老板娘那亲切的笑脸，我们也没好意思索要那块八毛的零钱。
听一个经常往返老挝与昆明的浙江老板说，你务必提出找零的事来，当地人才会把零钱找给你，不然的话当地人都不大愿意主动找零，尤其是零头不大的时候。有意思的是，那位年轻的浙江老板在车里现场教大家用老挝语说“找钱”——一时间车厢里响起了老挝语“找钱”的声音，场景甚为好笑。
到达名城朗勃拉邦时天已大黑。找旅馆找得十分辛苦，既要便宜还得能上网，这两个要求放在一起似有两难之嫌。几乎苦觅了一晚，终于发现一家符合要求的，只是开始明明说好价格是10美元，后来一个工作人员嘀咕了一句很像日语的话，价格就涨到了15美元。知道这回我们一定被当成有钱的日本人了，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人，人家也不好再改口，还是坚持15美元。我们也只好将就。去取行李时准备搭乘“三蹦子”——一种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不远的路程，司机张口就要3万基普。我们豪不犹豫地还价到1万基普，司机起初假装不同意，我们拿起行李佯装要走，狡猾的司机生怕到手的生意黄了也就赶快答应了。其实就这区区400米路程，收取1万基普的车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