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个个都像神。李白是“诗仙”、“酒仙”，杜甫是“诗圣”、“酒圣”。鲁班本是一个著名的能工巧匠，神化后被木、瓦、石等土木建筑行奉为祖师爷，并住进了庙宇。关羽身后，因为忠义而荣升为“关帝”、“关圣”，端坐神龛，既是战神，又是财神。而希腊神话中的神，个个都像人。智慧女神，雅典娜，勇敢而善良，不过有点小心眼，不愿别人比她强。酒神狄俄尼索斯，放纵而狂野，和大街上的一个醉鬼没什么两样。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喜欢将现实升华，于是有了“人的神化”；西方人喜欢将幻想凝华，于是有了“神的人化”。
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利益，人们需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意志——主宰，比如孔子和上帝，从而产生了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宗教中的主宰，被视为一切快乐和利益的缔造者和仲裁者——通过制定和灌输价值观念实施仲裁。有人试图扩大权力差距，于是提出了“神授君权”；有人试图追求缩小权力差距，于是提出了“天赋人权”。总之，通过一种想象中的力量，人类首先实现了“主民”，之后实现了“民主”。
意志是快乐和利益的设定。意志分为有神的意志和无神的意志。信仰，是对某种意志的崇拜、信奉和景仰，表现为主张、主义和信念等。信仰，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意志。
信仰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追求某种意志崇拜的欲望。
信仰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神避魔（趋褒避贬）。
为什么经商的喜欢“8”，当官的喜欢“9”
子孙煮“长寿面”，祝福老人寿比南山；娘家送“抬头面”，祝愿新娘舒心如意。朋友之间，钟是不能送的，否则是“送终”；夫妻之间，梨是不能分的，否则将“分离”。在字里行间，人们捕捉着吉兆和凶兆。为什么？
原始社会，自然对个人形成了压迫；现代社会，社会对个人形成了牵制。自然和社会对个人来说都成了一股异己的力量，似乎个人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利益和弊害都受制于这股异己的力量。最终，这股异己力量幻化成神灵——上帝或真主。神灵信仰，是对一种被视为决定着人们一切快乐和利益的意志——主宰的崇拜。
宗教、迷信是神灵信仰的表现形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有组织、有理论、有系统的信仰活动，后者是无组织、无理论、无系统的信仰活动。在中国，有关吉凶的说法就是迷信，比如，“左眼皮跳为吉兆，右眼皮跳是凶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信仰，不管是宗教还是迷信，其核心都是快乐或痛苦、利益或弊害。无奈的人们喜欢把利益的获取或弊害的遭遇视为神灵的奖赏或惩罚——降福或降灾。最后，神灵的降福或降灾，又变成了个人的好运或厄运。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某些东西成了吉祥的预示，而某些东西成了凶险的征兆。
如此，干什么事，人都喜欢讨个“好彩头”。因为信仰，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转化为“趋褒避贬”——具体表现为“趋吉避凶”、“祈吉禳凶”。所谓吉兆和凶兆、吉物和凶物、吉日和凶日，是人们通过事物之间某种臆测的联系（比如语音的相似性）而对快乐或痛苦、利益或弊害做出的某种诠释或预期。“吉”是善、好的意思，属于褒扬；“凶”是恶、坏的意思，属于贬抑。讨个“好彩头”是人们对某种快乐和利益的祈求，是另一种形式的“叩头”或“祈祷”。
在广东，数字“3”与汉字“生”（生财）谐音，数字“8”与汉字“发”（发财）谐音，于是成了吉祥数字。因为迷信认为，声音相同，功能相同。为获得数字中为88888的车牌，有人愿意花费166万元的天价。2002年，第一辆正式进入中国的宾利汽车，标价888万元。北京奥运会可不能玩砸了，于是选择在2008年8月8日晚8时举行开幕仪式。
在中国，经商的喜欢8，当官的喜欢9。经商要“发”，当官要“久”。当年，阎锡山、冯玉祥与汪精卫联合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并任主席，兼陆、海、空总司令和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他于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在北平举行就职仪式。
为什么有人只求“活”，有人宁愿“死”
当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宁死不屈，留下了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临刑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壮丽诗篇。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明翰在被国民党杀害前，气宇轩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有人趋生避死——“只求活”，有人趋死避生——“宁愿死”，为什么？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利益有时是矛盾的，比如，甲方因为营救落水的乙方而牺牲了。甲方的快乐和利益可能是乙方的痛苦和弊害，反之亦然。于是，为了鼓励利他主义行为，一个社会需要通过信仰——最高等级的意义，褒扬某些痛苦和弊害同时贬抑某些快乐和利益。比如，褒扬“死”贬抑“生”——将“死”褒扬为“牺牲”、“就义”，将“生”贬抑为“苟活”、“偷生”。正如古人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如此，“趋死避生”（趋苦避乐、趋害避利）的行为转化为“趋褒避贬”的行为，就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取义”就是“趋褒”。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将利他主义升华为一种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信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为：“头可断，血可流，……不可丢。”
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趋褒避贬三种动力机制既统一又矛盾。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三种行为动力机制中的一种：如果不是“趋乐避苦”或“趋利避害”，那么定是“趋褒避贬”；如果不是“趋褒避贬”，那么定是“趋乐避苦”或“趋利避害”。
请欣赏乔治·路易斯的一个广告案例。
1985年，劫机和劫持人质事件非常猖獗，美国国会和总统发出了忠告，希望美国人不要乘坐希腊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因此，希腊的旅游遭遇了重创。
于是，希腊国家观光组织，以朝圣的名义请到了38位美国各界名人免费出场充当代言人。这38位名人都不是希腊裔，然而，他们分别在14条电视广告中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
“我就要回家了……去希腊！”（I’m going home...to Greece！）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数的人文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腊是自由和民主诞生的地方，希腊是“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希腊，就是他们的家乡。
几个星期下来，广告就见效了，希腊旅游业的低迷状态被惊人地扭转了。显然，此时美国人之所以愿意冒着恐怖主义威胁去希腊，不仅是为了满足享受需求——旅游，而且是为了满足信仰需求——朝圣。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裴特瑞克·亨利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所说：“不自由，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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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善良者上“天堂”，邪恶者入“地狱”
什么是“善良”？善良是对某些行为的褒扬——因为这些行为既给行为主体带来了快乐或利益，又给行为客体带来了快乐或利益。
什么是“邪恶”？邪恶是对某些行为的贬抑——因为这些行为虽给行为主体带来了快乐或利益，然给行为客体带来了痛苦或弊害。
人类社会以“善良”（褒扬）和“邪恶”（贬抑）两种人格观念，调控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快乐和痛苦、利益和弊害互动之上的关系，并通过“奖励”和“惩罚”给予实施。正如中国民谚所说：“赏以劝善，罚以惩恶。”
然而，“奖励”和“惩罚”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性的世俗形式，一类是软性的宗教形式。两类形式各有所长，世俗形式擅长赏罚于今世，而宗教形式擅长赏罚于来世。以下一则奸杀案子告诉人们，两类形式缺一不可。
2003年，河北省武安市警方终于破获了“9·24”系列强奸杀人案，并将奸杀数名女性的恶魔张尹亮抓获归案。31岁的张尹亮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农民，常在外开车跑运输，家有一个貌美的妻子和一双听话的儿女。6年前，他发现“下身”得了一种病，妻子以为他在外面乱来，便不再与他同房。
张尹亮的病不疼不痒的，没什么症状，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然而，跑了多家小医院也没治好。经偷偷打听，这症状竟然和艾滋病差不多。这下把张尹亮给吓蒙了，以为日子不多了，于是为寻求最后的欢愉而决定彻底放纵自己。反正，病死是一个死，枪毙也是一个死！从2002年4月份开始，他强奸了多名女子并将她们一一杀害。
2003年，被逮捕后，张尹亮傻笑着对民警说：你们别忙活了，恐怕没到刑场，我就得死了，呵呵……然而，当狱医告诉他所患只是一般皮疹时，他傻呆了。显然，张尹亮之所以从善人变成了恶魔，是因为在他的心灵里，只怕公安（只有现世的快乐和痛苦），不怕上帝（没有来世的天堂和地狱）。当然，一旦日子不多了，连公安都不怕了。
如此，一个社会完整的调控（奖惩）制度为：既要让人怕“公安”，又要让人怕“上帝”。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在上帝或佛祖看来，死亡只是今世的结束、来世的开始。上帝或佛祖为今世的人们设计了来世的去处：天堂或地狱。今世是好人——与人为“善”，来世上天堂；今世是坏人——与人为“恶”，来世下地狱。天堂是来世的快乐和利益，地狱是来世的痛苦和弊害。天堂，是用来世的快乐和利益奖励现世的善行；地狱，是用来世的痛苦和弊害惩罚现世的罪恶。
“天堂”和“地狱”，只是“褒扬”和“贬抑”的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形式。善良者上天堂，邪恶者下地狱。如此，在上帝或佛祖的监视下，人们通过“趋堂避狱”来实现“趋褒避贬”、“趋善避恶”。
当然，善良和邪恶的标准是不同的，受制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基督教，借上帝之名，推行一夫一妻制。于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人是善良的，可以上天堂；摩门教，衔上帝之命，推行一夫多妻制。于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是善良的，可以上天堂。
宗教信仰的本质，是通过“来世的生活”调控“今世的生活”。如此，最高需求（信仰需求）只是最低需求（存活需求）的另一种形式。
草履虫——生命的最低级形式，在肉体上生死不分、无生无死；人类——生命的最高级形式，在灵魂上生死不分、无生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