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系统”建立在营养链（物种链）之上，各种物种构成了在体内传递和集中营养的过程。在营养链上，物种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同类关系——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动物的物种和物种之间是异类关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比如猎者和猎物。
“人类系统”建立在财富链（职业链）之上，各种职业构成了在体外传递和集中财富的过程。人类既在营养链上又在财富链上。在营养链上，人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同类关系——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财富链上，人类的职业和职业是异类关系——主体和从体之间的关系，比如雇主和雇员。
动物在物种与物种（猎者和猎物）之间“异类相食”——摄取营养，在体内构成营养链；人类在职业和职业（雇主和雇员）之间“异类相取”——摄取财富，在体外构成财富链。任何高一级的物种或职业总能从低一级的物种或职业那里摄取一定比例的营养或财富。摄取的方式，对动物来说是“吞噬”，因为营养在体内传递和集中；对人类来说是“剥削”，因为财富在体外传递和集中。
营养链是先天的，任何物种只能相顺于营养链，不能相逆于营养链——在狮子面前，羚羊没有可能造反；而财富链是后天的，任何职业既能相顺于财富链，又能相逆于财富链。在财富传递和集中的过程中，相顺性行为叫“剥削”，相逆性行为叫“剥夺”——“异类相夺”。“剥夺”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小规模的剥夺，比如绑架、抢劫和谋杀等；另一类是大规模的剥夺，比如起义、革命和战争等。
个体（作为动物的人）是职业（作为人类的人）的载体。如此，职业和职业之间的“异类相夺”往往会转化为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同类相残”。谋杀是如此，革命也是如此。如此，动物和人类的一大区别为：动物在营养链中“异类相食”——动物的天敌是异类，所以，鼠总得防着点猫；人类在财富链中“同类相残”——人类的天敌是同类，所以，人总得防着点人。
人类是一种嗜好“同类相残”的动物！如此，人类的世界惊恐万状，犹如美标洁具的一则广告所描述的那样。
广告位于当天报纸的要闻版，与广告同一版面的新闻是“斐济兵变”、“巴以冲突升级”、“塔利班与反对派激战”、“萨达姆向西方挑战”和“西方在南联盟内部进行挑拨”等。
画面：一个女人在浴缸里泡澡。
主题：美标，等你回家。
正文：外面很紧张，与我们无关。
显然，美标的广告很微妙，特别能够激发人们的安全需求。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安全的感觉如此具体，或许是个四合院，或许是扇防盗门，或许是口大浴缸……
为什么人穷时，钱比命重；人富后，命比钱贵
1996年5月23日傍晚，中国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被绑架。当晚，绰号“大富豪”的世纪悍匪张子强孤身一人来到深水湾李家豪宅，说要“借20亿港币”。李嘉诚答应只给10亿港币，并表示先将家里放着的4000万港币现金作为“诚意金”。张子强一听，笑道：“10亿港币就10亿港币。3天内必须交齐。款付齐，我立即放人。这4000万港币讲起来太难听了，‘4（死）’总不是个好兆头，3800万港币吧。”如此，张子强向李嘉诚勒索了103800万港币，创造了世界绑架史上赎金的最高纪录。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绑架、抢劫、谋杀……
因为“剥削”和“剥夺”呈正比关系：剥削现象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剥夺现象越严重。挪威和朝鲜的犯罪率特别是剥夺性犯罪率很低，因为贫富差距很小，当然，前者是富国，后者是穷国。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少数人不满意，那么会引发小规模的剥夺行为——绑架、抢劫和谋杀等；如果多数人不满意，那么会导致大规模的剥夺行为——起义、革命和战争等。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30为安全，大于0.40为危险——可能发生动乱。
根据统计，中国香港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453增长到2006年的0.533，是发达国家及地区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所以，中国香港的绑架、抢劫、谋杀现象特别多。“大富豪”张子强一伙多次抢劫，比如，1991年7月12日在启德机场抢劫解款车，车上有港币3500万，美元1700万，总价值1.7亿港币，成为中国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劫案。之后，张子强一伙试图将中国香港十大富豪逐一绑架一回。于是，在李泽钜之后，于1997年9月29日又绑架了中国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勒索赎金6亿港币。
按照张子强的说法：“人穷的时候，钱比命重；人富了之后，命比钱贵。”因为任何需求在满足之前，显得很重、很贵；在满足之后，变得很轻、很贱。如此，没钱人，倾向于“以命搏钱”——以安全为代价满足财富需求（安全需求轻，财富需求重）；有钱人，倾向于“以钱换命”——以财富为代价满足安全需求（财富需求轻，安全需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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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赚了钱喜欢“臭显摆”，中了彩喜欢“躲猫猫”
2009年10月8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09118期开奖，河南安阳一位彩民一举获得88注一等奖，中了3.599亿元，创造了单张彩票获奖金额的最高纪录。于是，数百家媒体的记者蜂拥而至，想一探“彩王”的究竟。然而，“彩王”始终“躲猫猫”。直到10月27日，“彩王”悄悄地领了巨奖之后，又在记者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然而，为什么赚了钱的人都喜欢“臭显摆”，而中了彩的人却喜欢“躲猫猫”？
当年，雄孔雀让达尔文犯了难，拖着长长的尾巴，还到处“臭显摆”，一遇天敌，跑无法跑，躲没地躲，完全有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然而，如果运用“需求心理学”原理，这种现象很好解释。雄鸟和雌鸟在数量上各占50%，然而一夫多妻制的结果为：没有寡妇，却有光棍。如此，对不愁嫁的雌鸟来说，安全需求大于繁育需求，所以长着暗淡的“保护羽”，有利于“躲猫猫”——隐匿于环境；对只愁娶的雄鸟来说，繁育需求大于安全需求，所以长着靓丽的“繁殖羽”，有利于“臭显摆”——凸显于环境。
赚了钱的人，社交需求大于安全需求。因为赚钱，无论经商或打工，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炫耀现在，既可证明过去，又可预示未来，以便在社交活动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何况，所炫耀的不是现金而是实物，比如手表、汽车和房子等，不容易被勒索。然而，中了彩的人，安全需求大于社交需求。因为中彩，无论体彩或福彩，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何况，有了现金，特容易被绑架。所以，赚了钱的人都喜欢“臭显摆”，中了彩的人却喜欢“躲猫猫”。
赚了钱的人是猎者，中了彩的人是猎物。当年，在生命进化过程的早期，既没有猎者（主动的追击者）也没有猎物（被动的躲避者）。如此，与植物一样，没有神经系统的原生动物和海绵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安全需求，只有存活需求和繁殖需求。节肢动物，或者更为原始的软体动物，进化出了完整的神经系统、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特别随着眼睛、耳朵的出现，动物具备了一种有距离的反应能力，于是出现了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的场面。如此，动物出现了猎者和猎物的分离——存活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分离。
存活需求是为了促使营养交换过程的持续，而安全需求是为了防止营养交换过程的中断。两者的分离取决于器官的分化：猎者有猎者的特定器官，比如哺乳动物的利齿；猎物有猎物的特定器官，比如软体动物的盔甲。拟态，可以让动物很好地隐匿起来，从而满足安全需求。竹节虫就像一根幽雅而静谧的竹枝，尺蠖好似一枝谦逊而卑微的树丫，而从侧面看，枯叶蝶就是一片挂在枝头神情颓废的枯叶，正欲随风飘散。
在营养链中，动物隐身——隐匿营养平台；在财富链中，人类藏钱——隐匿财富平台。俗话说，钱财不露眼。一旦有钱，就怕贼惦记。
人类的安全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器官为基础的营养平台的安全，另一类以工具为基础的财富平台的安全。两类安全紧密相连，对财富平台的危害常常引发对营养平台的危害，比如，勒索不成被撕票。
为什么50岁前，用健康换金钱；50岁后，用金钱换健康
——健康需求
一位穷人在把肾脏卖给一位富翁后说：“你除了健康，什么也不缺；我除了健康，什么也没有。”
人生似乎就是一场健康与财富之间的交换游戏。年轻时，用健康换取财富（拿命换钱），因为此时“健康需求”轻、“财富需求”重；年老时，用财富换取健康（拿钱换命），因为此时“财富需求”轻、“健康需求”重。所谓成功人士就是：50岁以前，有能力用健康换取财富；50岁以后，有机会用财富换取健康。所谓失败人士就是：到该用财富换取健康的时候，虽然有了能力但是没有了机会。许多人，为了一辆劳斯莱斯而“劳死、累死”了。
当一个人失去一笔财富时，很惨——人还在，钱没了；但是，当一笔财富失去一个人时，更惨——钱还在，人没了。破产的定义是：一个人已经失去了一笔财富；病危的定义是：一笔财富将要失去一个人。
健康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满足生命免遭内在因素损害、阻止或中断营养正常交换的欲望。
健康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健避病（趋乐避苦）。
为什么过去“没钱”只吃窝窝头，现在“有钱”才吃窝窝头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巴风认为，一般哺乳动物的最高寿命，相当于生长期的5~7倍。比如，狗的生长期为2年，最高寿命为10~14岁。人的生长期为20~25年，最高寿命为100~175岁。
据统计，全球人均寿命1900 年为31岁，1950年为49岁，1975年为59岁，1999年为66岁；中国人均寿命1900年为24岁，1950年为35岁，1975年为65岁，1999年为71岁。《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全球人均寿命最短的国家是津巴布韦，为36岁；最长的国家是日本，为82岁。
然而，无论穷国和富国，都很难达到人类的最高寿命，为什么？一是因为太穷，二是因为太富。
根据国际肥胖大会的资料，近几年全球因富裕而胖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因贫困而饿死的人数。早在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肥胖国”，第一“三高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第一“三病国”——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太多的财富使人们可以恣意享受美味佳肴，于是，肥胖、三高和三病统称为“富贵病”。
对植物来说，有可能旱死，也有可能涝死；对动物来说，有可能饿死，也有可能撑死；对人类来说，有可能穷死，也有可能富死。为什么会如此？
吃这吃那，吃多吃少，主要取决于“趋乐避苦”原则。同样一种东西，吃得多，味儿差；吃得少，味儿好。因为吃得多，味蕾的敏感度变低——快乐度变低，于是“倒胃”，以此鼓励少吃；相反，因为吃得少，味蕾的敏感度变高——快乐度变高，于是“开胃”，以此鼓励多吃。如此，通过趋乐避苦（喜新厌旧），多吃的，少吃；少吃的，多吃，于是各种营养便平衡了。
与动物一样，人类通过“趋乐避苦”在体内达到“趋利避害”。然而，“乐与苦”在调控体内的“利与害”的过程中，常常失灵。
对消瘦的厌食者来说，饿了不感觉饿——即便体内营养已经太少，却对此没有太多的痛苦感；对肥胖的嗜食者来说，饱了不感觉饱——即便体内营养已经太多，却对此仍有太多的快乐感。与厌食症、嗜食症类似的是偏食症。有人对荤食特别“馋”——有特别的快乐感，即便体内此类营养已经太多；有人对荤食特别“腻”——有特别的痛苦感，即便体内此类营养已经太少。肉是酸性食品，菜是碱性食品，荤多素少导致血液中的酸碱失衡（酸多碱少），容易得癌。
19世纪末，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流行一种被称为“脚气病”的多发性神经炎，导致上万人死亡。1907年，荷兰军医艾克曼发现，“脚气病”起因于嗜吃白米，只要改吃糙米，就能治好。这最终导致了1911年维生素的发现，引发了一场吃的革命——由感性（趋乐避苦）到理性（趋利避害）的革命。于是，人们在膳食结构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来调控营养，比如，荤素、细粗、熟生的搭配。
过去的中国，穷人吃窝窝头，富人吃白馒头。如同过去的西方，穷人吃黑面包，富人吃白面包。穷人吃的纤维粗，口感差；富人吃的纤维细，口感好。然而，粗细两种营养，应该平衡摄取。如今的中国人，过去都吃粗粮的，现在部分吃细粮了；过去都吃细粮的，现在部分吃粗粮了。过去吃窝窝头是因为没有钱，往往在家里吃——满足存活需求；现在吃窝窝头，是因为有钱，常常在饭店吃——满足健康需求。
在满足健康需求的过程中，“趋乐避苦”是目的，“趋利避害”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