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做奴才的只能说：“臣什么也不要，只求能得个恩典，回家种地去。”
所以哪支部队破了金陵，它就要作好被朝廷大规模裁撤的准备。曾国藩大集湘军猛攻金陵，说明他早有退意；李鸿章到了金陵城下却按兵不动，说明他志向高远。至于曾国荃，一勇之夫，不懂权谋，朝廷也不忌惮他，日后大可做个闲官，享受他的威风富贵去吧。
天王洪秀全的死，太平天国都城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运动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它的失败却直接因为一系列的内讧和分裂，以及后期撄城自守、被动防御的消极思想。可以说，太平天国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话说回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两句从《史记》里摘出来的名言太深刻了。
眼下太平天国这只狡兔真的死了，对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条走狗是藏是烹，就要听凭大清朝廷的发落了。
攻克金陵时，曾国荃像个土匪一样狠狠地抢了一把，把无数金银财宝运回了老家，之后曾国藩开始大裁湘军。转眼工夫，那支曾经震撼了中国的强悍的湘军竟像个泡沫一样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曾国藩这样做意思很明显。军权一向是朝廷看得最重的东西，绝不可能交给汉人，所以如果不裁撤湘军，曾国藩的人头八成难保。
另一方面，湘军军纪败坏，打完仗之后往往像强盗一样到处抢劫，到攻克太平天国都城之后这种疯狂更是达于极顶。像这样一支腐烂透顶的军队，如果要维持它的存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公然造反。
曾国藩当然不打算造反，像他这样的能臣朝廷倒也需要，只要他老实乖巧，肯主动交出兵权，朝廷仍会给他官做，这样一来，曾国藩既能荣耀体面又可以继续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交出兵权对他个人和他最亲信的一群手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时局对曾国藩是如此，对李鸿章是不是也如此呢？
总的来说差不太多，但也有区别。
虽然淮军的军纪和湘军一样败坏，但淮军和湘军有两点区别，一是李鸿章和淮军将领们立的功劳相对小些，还不至于功高震主；二是淮军相对而言比较现代化，装备更好，训练更规范，所以这支军队可以在被裁掉大半后保留一些精华，作为正规军为大清朝廷掌控，以这种形势保存下来。
灭了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封了一等肃毅伯爵，赏戴双眼花翎。等将来放下淮军之后，他大可以当个总督，他手下的幕僚和将领可以去当巡抚、布政，当提督、总兵，该做事的做事，该享福的享福，这么着上上下下就都满意了。
当然，这只是常理。可眼下的大清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很多事不能以常理来论。
就在曾国藩按常理老老实实地裁了湘军之后，捻军势力忽然在中原各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了。
捻军起源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捻党”。这股势力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捻党的势力得到了发展，但由于清廷疯狂的镇压，捻党一直只能以小规模分散的方式隐蔽活动，不能形成气候。到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各地的捻党也开始公开活动。尤其是安徽等地太平军所过之处捻党四起，集结成捻军，开始与清廷抗衡。
当湘军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时，远征西北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率兵回援，在湖北、安徽交界处与捻军会合。但不久后天京陷落，严重打击了太平军的士气，紧接着又在这年十月，安徽霍山黑山渡一战遭到惨败，精锐损失殆尽，扶王陈得才自杀，其他人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遵王赖文光和手下的几千人马。
面对危局，赖文光和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等人联起手来迅速组建成一支新的部队，又重新向大清朝廷发起了挑战。这支新军吸取了以前太平天国据城死守、作战僵化以至被敌人步步击破的教训，特别强调机动作战，注重骑兵，避强击弱，来去如风，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
此时大清朝廷眼看太平天国起义已被扑灭，认为捻军兵力较少，后方又不稳固，应该比较好对付，就把湘军、淮军放在一边，又捡起了八旗、绿营那一套旧班底，希望能打几个胜仗，借此重新树立朝廷的威信。
可惜事实证明，八旗、绿营已经彻底烂透，再也扶不起来了。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清廷最著名的将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杀于山东菏泽西北的高楼寨，八旗军士气大馁，再也无力与捻军交战。大清朝廷不得不用淮军换下八旗兵，又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调了上来，统一指挥前线作战。
曾国藩一走，他那两江总督的位子自然就由李鸿章替他坐了。
这个调动实在巧妙。
淮军是李鸿章的人马，却让曾国藩去指挥，分明是在弱化李鸿章的兵权，两江总督是曾国藩的位子，却让李鸿章去坐，显然是在贬低曾国藩的声势。
这么一来有兵的失了兵权，做官的丢了衙门，曾、李二人又被清廷在不动声色之间耍了一道。
耍就耍吧，在这上头谁也没有办法。况且李鸿章也没工夫想这么多，这时候他正在上海忙着办事。
3.精明总督和浑蛋朝廷
早在马格里那里第一眼看见机器，李鸿章的心就被这些隆隆转动的大家伙给勾走了。只是忙于战事无暇顾及，现在局势初定，李鸿章决定趁着自己还在上海，手里掌握着大笔的银子，赶紧给自己的“炸弹三局”添购机器，扩大规模。
眼下的“炸弹三局”除了苏州洋炮局勉强有几台小机器，其他还全是手工作坊，只能制造炮弹，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想添置机器，在国内买不到，请洋人帮忙出国去订，又怕上这帮人的当。没办法，李鸿章只好吩咐手下人留心，看看能不能在上海弄到几台机器。
很快，苏松太道丁日昌在虹口找到了一家洋人办的“旗记”铁厂。
这是洋泾浜一带最大的洋厂，有各种机器设备，不但能制造枪炮，厂里还有专门的船坞，能修理火轮船和兵舰，小点的火轮船自己就能造。火轮船这个东西可比枪炮复杂多了，这个厂连船都能造，枪炮自然不在话下。厂里有八个洋人工程师，制造洋枪所用的机器、模具他们都能搞出来。洋人开口要十万两，丁日昌还价还到六万两。其中机器值价四万，厂里备的铜料、木材值价两万。
说实话，价钱倒不贵。可是现在不像打仗的时候，银子可以随便动用，这六万两银子李鸿章从哪儿凑出来呢？
要说也真是巧，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几个小贪官给李鸿章帮了忙。
原来苏松太道丁日昌在任上立了个规矩：凡商人运货进出上海海关，除应交税款外，海关通事不准另行收费，不得借故留难——简单说就是海关关员不准凭借职权索取贿赂。前不久有个海关通事唐国华正好犯了这一条，结果撞在网上，被丁日昌抓了，后来总税务司赫德替他说情，唐国华也答应交一笔银子赎罪。现在丁日昌正好把唐国华赎罪的银子拿来购买旗记铁厂，不够的部分再由海关方面垫付。
铁厂的事儿说妥了，丁日昌又告诉李鸿章一件大事：“洋商在上海偷偷架设了一条电报线。”
电报可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洋字码变成电信号，“忽”地一下传到千里之外。中国国土广大，讯息传递太重要了，如果有了电报，将来遇有大事全国各地顷刻之间就可以互通消息。
也正因为这个，此事绝不能让洋人插手，他们有了这东西，一旦有事，在上海的洋商和领事馆就能通过电报迅速与外界取得联系，平时也可以用这根电线互相暗通消息。而且如果在架设电线这件事上让洋人占了先手，以后中国人自己办电报，弄不好就要受制于人。
所以洋人私架的电报线不能留，必须立刻拔除。
可派人硬拔，又怕洋人领事馆出来闹事，反而麻烦。李鸿章和丁日昌商量了一下，想出个主意：花几个钱找一帮闲汉，让他们半夜出来把这些电线杆全砍了拖回家当柴烧。洋人来问，丁日昌就只管推说不知道。
拔电线杆的事办得很顺，一夜工夫，洋商竖起的两百多根电线杆无影无踪。洋商来找丁日昌彻查，丁日昌嘴里答应却拖着不办。洋商找领事馆出面索赔，丁日昌以外国人在中国办事“凡载在条约者均可通行，其条约所不载之事，即属于不准之事”为理由，声称“电报”不在条约所载范围之内，洋商私架电线不受官府保护，如有损坏丢失，责任自负。把领事馆的索赔要求驳了回去。
收购旗记铁厂的事也异常顺利。那个通事唐国华答应出银两万五千两，又拉了两个一块儿贪污被革职的小兄弟张灿、秦吉各自出银七千五百两，凑成了四万银子。有了这笔钱垫底，李鸿章又让海关道凑了两万两白银，很快把旗记铁厂搞到了手。
之后，李鸿章把旗记铁厂和韩殿甲、丁日昌二人所建的两个炸弹局合并起来，组成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以前那几个生产炮弹枪子儿的“炸弹局”完全不同，江南制造总局一上来，就开始试制大炮、洋枪、火轮兵船。
这一年，李鸿章又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往金陵，改称为“金陵机器制造局”，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
从李鸿章第一次见到机器，到拥有“制造机器的机器”，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
当然，这还仅是李鸿章在自己治下的两个城市建了两间厂子，要想让新式工业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办这么件大事，李鸿章必须写个奏折向上呈报。
折子递上去不久，清廷发来上谕，对此举大加赞扬，夸了李鸿章一顿之后，又说江南制造总局“应该按照厂里现有的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往天津，交给京营的官兵就近学习，以固根本”。
看到这份上谕，李鸿章差点儿被气吐了血。
这不是胡扯吗！
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哪一台不是费尽心思、东拼西凑才搞到手的，这些机器又哪是那么容易“仿造”的？总理衙门居然让他“仿造一份送到天津”，这只能说明从皇上、两宫太后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所有人，包括恭亲王在内，没有一个人见过机器是什么样。说直白点，全是饭桶！
当然，主子再昏庸毕竟是主子，关起门来骂街可以，打开大门可不能胡说。李鸿章就算把鼻子气歪了，也只能自己用手掰回来。
可这道“把机器设备仿造一份”的命令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只好上折子说“此事有理，马上督促工匠随时仿制，同时从外面购买，但是这些机器沉重复杂，必须穷年累月才能完成，请宽限些日子，免得下面的工匠为了塞责，敷衍了事”，这才混了过去。
这时候曾国藩在前线打了败仗。
曾国藩这个人是个天生的战略家，上任之初就定下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对捻军一边拦截一边追剿。设徐州为“老营”，临淮、济宁、周口为“行营”，划出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河南归德、陈州，江苏淮安、徐州、海州，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十三州府为作战区域，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归德重兵驻防，再设游击之师跟踪追击，以运河、黄河、沙河、贾鲁河为界，想把捻军压缩在沙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围歼。可惜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捻军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突破河防，曾国藩的围歼计划以失败告终。
眼看曾国藩剿捻不利，朝廷大怒，一顿臭骂夺了他的兵权，重新放回两江总督任上。
这一下曾、李二人又换位子了。李鸿章上前线带兵，曾国藩灰头土脸地回来接着当他的两江总督。
其实曾国藩部署的计划是可行的，只是捻军此时兵锋正盛，想挫其锋芒，使之由盛转衰需要时间；另外淮军毕竟不是湘军，让曾国藩指挥淮军，缺少磨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时间。
可清廷偏偏不给他时间，一年工夫就把曾国藩换了下来，而且是正当败绩之时让他灰溜溜地下来，这分明是故意整治他，借机抹去他的战功，进一步挫掉曾国藩的锐气。
西汉年间，刘邦和韩信曾有一段对话。刘邦问韩信：“你最多能统率多少兵马？”
韩信吹牛说：“臣带兵不拘人数，越多越好。”
刘邦又问：“那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忙说：“陛下不是带兵的，而是专门指挥我们这些带兵的人的。”
这大清朝廷就是个“刘邦”。打仗不行，治国不行，洋务不行，外交不行，唯一精通的就是权术，就是把这些能臣们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拨拉得满处乱转，调动得晕头转向，让他们谁也造不了反，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