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散骑常侍
汉有散骑，为皇帝侍从，又有中常侍，性质同。东汉省散骑，改以宦官任中常侍。魏文帝并散骑与中常侍为一官，如称散骑常侍，以士人任职。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资深者称祭酒散骑常侍。魏末增加员额，新增者为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令员外散骑常侍二人，与散骑常侍共同轮流值班，称通直散骑常侍。魏、晋散骑常侍与侍中共平尚书奏事，多是显职，散骑常侍本隶门下，南北朝属集书省。梁曾另设散骑省，旋省。隋属门下省。唐太宗曾以散骑常侍为散官，旋省去，去复置为职事官。高宗显庆二年（657），分为左右，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属门下省；右散骑常侍二人属中书省，职掌同为规谏过失，侍从顾问，并无实权，而为尊贵之官，常作为将相大臣的加官。宋不常置。辽属门下省。金、元不设。
散骑常侍在曹魏时职能与东汉的中常侍职能相近，都是高才英儒担任，接替了西汉时期尚书直接接受皇帝诏书执行临时任务的权限，与东汉中常侍负责诏狱相仿，像东汉中常侍审理李云、杜众谏阻案件一样，在魏明帝时期，曹睿把谏阻的张茂也下散骑审理，张茂在审理中遇害，造成巨大影响。
柳彧当朝正色匡风俗
◎览镜徘徊，老我成翁双鬓白；挥戈慷慨，平生许国寸心丹。──黄钏
柳彧（生卒年不详），字幼文。隋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其七世祖柳卓随晋室南迁，寓居襄阳。父柳仲礼先为梁将，后败归北周，北周灭北齐以后，举家复归本土。
柳彧隋朝时任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隋文帝也很欣赏他的倔强质朴，勉励他说：“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并赐钱十万，米百石。
隋朝丧乱之后，风俗颓坏，柳彧竭尽全力匡正。应州（今山西应县）刺史唐君明为母服丧期间，迎娶雍州长史库狄士文的从父妹为妻。这种违犯封建礼教的行为，虽纯属道德规范的范畴，但在礼律并重、相互融为一体的《隋律》中，是属于“十恶”重罪中的“不孝”。柳彧认为“丧纪之重”为“人伦之先”，而且“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因此，他上弹章措词严厉地劾奏唐君明、库狄士文，请求将他们“禁锢终身，以惩风俗”。另外，京都大邑百姓，每逢正月十五都玩角抵之戏。柳彧认为闹元宵、戏角抵有伤风化，而且“昔者明王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因此他奏请皇帝诏令全国，禁止这些习俗，并提出对那些胆敢再犯者，按照故意违抗敕令论罪。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文帝的支持。
柳彧就是这样采用“以刑辅德”的手段来匡护法纪、砥砺风俗的。在执行过程中，哪怕是违忤了皇帝的意旨，柳彧也坚持己意，绝不回头。文帝固然欣赏他的这种刚直，有时也忍受不了，有一次就因他执意违拗圣意而罢免了他的官。只不过没过多久，文帝就又命他官复原职，认为他“正直之士，国之宝也”，因此文帝还常鼓励柳彧说：“无改尔心！”
尚书右仆射杨素曾灭陈平叛，功高爵显，是权倾天下的当朝显贵。杨素残忍无情、傲慢自负，是一个能伺机取胜和工于心计的机会主义者。因此，朝中“百僚习惮，无敢忤者”。有一次，他犯了些小过错惹恼了文帝，被敕令送御史台推审。但他根本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大摇大摆地到御史台径自坐到御史台长官柳彧的坐榻上，神色十分倨傲。柳彧自外走进时，看见这种情形，心中早知他的用意所在。但他既没顺承阿谀，更没有被杨素显赫的声名和地位吓倒，而是整理衣冠，端端正正地举着朝笏，沉声说道：“奉敕治公之罪！”杨素见此情形，急忙知趣地起身侍立，柳彧据案而坐后，决意要杀一杀他的嚣张气焰，不仅没有让他坐下，而且令他像寻常待罪之囚一样站到庭院中听候审讯、辩问事状。如此举动，虽只是有关礼节上的小事，但却无形中树立了宪司不可轻侮的形象，维护了法律的威严。但杨素却怀恨在心，随时都想报复，只是文帝正信任柳彧，一时无从下手。
开皇十七年（597），柳彧持节巡察河北五十二州，上奏黜免了200多位贪赃枉法不称职的官员，“州县肃然，莫不震惧”，文帝为此嘉奖他。到了炀帝时，柳彧终究被杨素中伤，被远徙敦煌，直到杨素死后方奉诏回京，死在路途跋涉之中。
◎故事感悟
作为一位刚直不阿的执法大臣，柳彧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审案公正廉明，使权倾一时的杨素也为之震动，在无形中树立了宪司不可轻侮的形象，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这种正气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
◎史海撷英
一对圣人
独孤皇后因为自己早年失去了父母，所以经常怀念自己的亲人，羡慕那种家庭情谊，她常常让父母健在的大臣代自己向他们的父母行礼问候。皇后经常对公主们说：“北周的公主大多都没有妇德，对她们的公公婆婆不以礼相待，还在宗室之间挑拨离间，这种不孝顺的行为，你们应当引以为戒。”大都督崔长仁是皇后的表亲，他做了犯法的事，按照法律应该判死刑。隋文帝因为他是皇后的亲戚，想免除他的死罪。独孤皇后说：“这是关系到国家的事，怎么可以顾念私情呢？”崔长仁最后还是被依法处死了。皇后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名叫独孤陀，他对皇后心怀不满，用巫术诅咒皇后，事情败露后被捕，应当处死。独孤皇后很伤心，对隋文帝说：“独孤陀如果是做了有损国家危害百姓的事，我是不敢替他求情的。但是现在他犯的罪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我才向您乞求免他一死。”隋文帝看到皇后替他求情，就将他的罪减轻，判处了比死罪轻一等的刑罚。皇后每次和隋文帝谈论政务的时候，她的想法和主张往往和隋文帝不谋而合，宫里的人都称赞他们是一对圣人。
◎文苑拾萃
皇极历
600年，皇太子杨广征召邀请全国的历算专家，集中在东宫，共同商议历法的事情。刘焯也在皇太子这次征召邀请的人员之内，这回他献上了经过几十年研究的皇极历，并且驳正了张胄玄历法的错误。
刘焯在皇极历中给出了一批十分精确的天文数据，他所取的近点月长度值为27.1255日，精度远远地超过前人。对于月亮每天的平均行度，他取13.36879度，与这个数字相应的恒星月长度则是27.321675日，误差为1.3秒，比前代各个历法（误差多为5秒左右）的精度也高得多。
刘焯还最早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和具体数值，这一概念是从他的先辈所发明的赤道岁差概念引申出来的。在计算太阳行度时，计入黄道岁差的影响，比用赤道岁差计算要科学和合理得多，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刘焯阐明和采用黄道岁差概念的出发点。
关于天文表格的编制，皇极历也有所改良或创新。譬如对于月亮运动不均匀改正数值表（月离表）的定量分析表明：他的月亮过近日地点时间的误差为0.47日，达到了历史上比较高的精度；他的月亮每日实行度的测算误差为9.4′，精度高于前代各个历法（误差在10.5′至27.1′不等），以后也只有唐末崇玄历的精度（误差为7.0′）超过了它。可见皇极历的月离表是历代最优秀的历表之一。
窦光鼐舍命查贪案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陆九渊
窦光鼐（？—1795），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改庶吉士。至乾隆二十年（1755）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但官运不好，七年后乾隆帝以其“识见迂拙，不克胜副都御史之任”，将他调离此任。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督浙江学政。
清代乾隆年间，在宦海浮沉的众生相中，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学政大人窦光鼐。他学识渊博，连乾隆也承认其“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但他一生宦途多舛，官运一直不大好，多次被乾隆下谕训饬为“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人本迂拙、不晓事体”，甚至认为他“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屡次被议罪夺职。透出这些极尽讥讽能事的形容词，我们体味出的并不是迂拙无能，而是一位不愿同流合污、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之臣的鲜明个性。
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吞原巡抚王亶望被查抄没收金子的案件时，乾隆下旨清查各府州县仓库钱粮数，当年就查出亏空130万两。虽然经乾隆多方敦促，但在通省大小官员的有意延宕抗违下，限期内难以全数补齐。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报告四年来已弥补96万两，尚余33万两旧欠，请求延缓期限上交。乾隆十分生气，下谕严加斥责，并宣布委派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巡抚伊龄阿前往浙省，彻底清查。随即福嵩及布政使盛住被革职。曹文植等三位钦差都是乾隆时著名的审案能臣，但在浙省长达两个月之久，不仅没贯彻乾隆的御旨，反而有就此了事之心，准备将浙省亏空案草草了结，但平地起风雷，“不识进退”的浙省学政窦光鼐竟使此案急转而下。窦光鼐参奏了浙江各省官员贪婪亏空，而且其数额远远超过三位钦差奏明皇帝的33万两。巡抚、布政使尚且因未能按期补完33万两旧欠而被革职，窦光鼐还说亏空不止此数，这置福嵩、盛住置于何处？将州府县官置于何处？如系属实，必将难脱革职、抄家，甚至诛戮发配的命运，势必遭到他们拚死反噬！更何况三位钦差已奏明浙省亏空只有33万两，窦光鼐此举使他们相当难堪，这不只是脸面的问题，更将犯有辜负重任、徇情失职之罪而遭严惩。因此，他们也十分恼恨窦光鼐的多此一举。这可能就是他们一致讥讽的窦光鼐的“迂拙”吧！
但接到窦光鼐奏折的乾隆却没想到这些，他下诏褒奖了浙江学政窦光鼐的据实参奏，训诫钦差大臣曹文植不要回护瞻徇、将就了事，责令他们彻底清查。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初，乾隆收到了曹文植与窦光鼐分别奏报亏空之事的奏折。曹文植坚持己见，硬说没有亏空，所欠之数比福嵩呈报的还少，只欠27.2万两银。而窦光鼐奏折中弹劾浙省永嘉知县席世维借生监谷输仓备查；平阳知县黄梅借亏空数目科敛累民，并且在母丧之日演戏，大伤风化；仙居知县徐延翰殴毙临海县生员马寅，目无法纪；以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进京，携赀过丰，颇招物议。看到他的奏折后，乾隆立即指令大学士阿桂急速赶往浙江审理。谁知阿桂审理后，汇报说：“查明永嘉、平阳等县实无挪移勒派之事。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之事，查系该县为伊母庆九十生辰，于演戏之夜痰壅猝故。”而且指斥窦光鼐的奏折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阿桂、曹文植、伊龄阿等都是乾隆御前走红的心腹重臣，乾隆帝在奏折上曾公然批示道：“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等上也。”因此，遭到这些人的联合攻击，窦光鼐陷入四面楚歌的困窘之境。他是学政，追查贪案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且听信阿桂等诬陷的乾隆多次下谕旨训饬他“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窦光鼐似乎应识些时务，或暂避一些风头了。但这位学政，真是“拙迂”得可爱，不仅坚持己见，而且“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亲自赶赴平阳访查。乾隆对此极不理解，在奏折中批示道，“今窦光鼐之固执己见，哓哓不休者，以为尽职乎？以为效忠乎？且窦光鼐身任学政，校士是其专责……平阳去省返往千里，该学政必欲亲往访查，而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蹈明季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是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刑部议以光鼐袒庇劣生、擅离职守，例应革职。尚不明乾隆底蕴的窦光鼐在这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搏斗中真是豁出去了。在平阳县调查时，一位名叫吴荣烈的人组织全县几百名秀才，联合写了一道呈文，递交给窦光鼐，用确凿的证据和大量的事实揭发了黄梅罪状。听了大家的控告，窦光鼐义愤填膺，立即拟写了一份奏折，列举了平阳知县黄梅敲诈勒索钱粮的罪行，并指出“该县在任八年所侵吞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20万。且于颁赏老民钱及廪生廪饩亦未给帖。至其母丧演戏，缘欲缓报丁忧，借演戏以便催粮，家人窃物外逃，事遂泄露，邑人皆知。今将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帖、催帖、借票，各拣一纸进呈”。在从平阳返回省城时，窦光鼐对那些证人表示“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也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但在窦光鼐的奏折到达之前，那些极力庇护下属的权臣们却抢先一步在乾隆处告了窦光鼐的状。和阿桂沆瀣一气的巡抚伊龄阿也趋炎附势地落井下石，先是上奏折诬蔑窦光鼐“未到平阳之先，差人招告；既到，则招集生童，发怒咆哮，用言恐吓，并勒写亲供，锁拿书役，用刑逼喝”。乾隆看罢奏本，认为窦光鼐举止乖张，应交刑部议罪，部议革职。但伊龄阿觉得处罚得还不够分量，继续诬奏窦光鼐在平阳县城隍庙多备刑具，追究书吏、生监、平民，一概命坐，及由平阳回省，携带多人，哓哓执辨。乾隆帝阅罢奏折，勃然大怒，下谕旨称：“看来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如此乖张瞀乱，不但有乖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仅予革职，不足蔽辜，窦光鼐著拿交刑部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