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担任州县官吏长达20余年，始终以父母官自律，体恤民间疾苦，为百姓办好事。他清白廉洁，除俸禄外，不接受任何非法钱财。他常常因生活费用欠缺而变卖家产，以资弥补。他两袖清风，政绩卓异，惠及地方，因此深受百姓爱戴。
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黄溍被朝廷提拔进京做官。
至正八年（1348），黄溍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他凭着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笔法，尊重史实，从不曲意逢迎，再一次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
黄溍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在京城断断续续为官20年，“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不阿附权贵。
◎故事感悟
“黄君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染”是时人对黄溍的称赞，也是黄溍为官“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的真实写照。黄溍为官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正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
◎史海撷英
大元民族政策
在封建制度里，贵族处于最高统治地位，当蒙古族侵占其他国家建立政权后，就出现了包括蒙古族贵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贵族并立的情况，这产生了全国该由谁统治的问题。大元为了国家稳定和维护蒙古贵族在全国的统治权，采用民族分化政策，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元朝在民族文化上采用多元化政策，尊重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并鼓励国内各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大元还包容和接纳外国文化，甚至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做官、通婚等。欧洲著名历险家马可·波罗曾是大元的重要官员。
当时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
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族等。另外，蒙古高原周边的一些较早归附的部族，也属于色目人，如汪古部等。
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属第三等。
南人为第四等，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人（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区的人民）。
早在大元成立前的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攻占中原后，有位大臣提出将当地汉人驱赶后把中原变成蒙古人的大牧场。但成吉思汗的谋士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可以向汉人征收大量税收为由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因而该提案没有实施。
◎文苑拾萃
元曲四大家
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因此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但历史上还有部分人认为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有关、郑、白、马。”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悼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
元代钟嗣成的《录魂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推马致远，以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
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励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激烈《曲谈》中则认为“关、白、马、郑诸家”。
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字筹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主持正义的钟炌
◎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新书·修政语上》
钟炌（1583—1650），号昭明，字淑贤。江西分宜山泗村人。天启年间进士，授中书，考选户科，初任中书舍人，后历任户科、礼科、吏科给事中，太常大理少卿、大理正卿、顺天府尹、吏工二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钟炌是明朝有名的硬骨头。钟炌在县、府读书时，便以德行和文章著称，受到分宜县令徐聘和知府黄鸣乔的赞赏。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钟炌考中进士，曾担任过中书舍人、太理寺卿、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入仕后，钟炌办事缜密，为官正直。
明熹宗不理朝政，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趁机专权。魏忠贤网罗亲信，结党营私。从内阁、六部到各省总督、巡抚衙门，都有魏忠贤的死党，其中太监有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多人；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有掌管锦衣卫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杀反对派，号称“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内外呼应，号称“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要害部门。
魏忠贤大肆消灭反对他的“清流”和正直官员。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魏忠贤以皇帝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士人心中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均遭厄运。
同年，魏忠贤清洗了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
天启四年（1624），声势浩大的倒魏风潮一过，魏忠贤立即疯狂反扑。先迫令主张魏忠贤自动引退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接着将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大臣罢官。这样，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落入阉党控制之下了。
魏忠贤见时机成熟，便大开杀戒，先后制造了“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
魏忠贤假传圣旨，逮捕杨涟以及支持杨涟的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追赃为借口，将六人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六君子之狱”。
魏忠贤又以“欺君蔑旨”的罪名，将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七君子之狱”。
钟炌在朝廷任职期间，正值明熹宗重用大宦官魏忠贤，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宦官专政。
魏忠贤勾结明熹宗的奶妈客氏，掌握朝廷大权，专横跋扈，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残害忠良，妄图窃取帝位。
钟炌是个耿介硬汉，没有丝毫媚骨，不肯像依附魏忠贤的朝臣那样向魏忠贤作揖下跪，不愿与魏忠贤同流合污。后来，钟炌终于受不了朝廷上那种腥臭的空气了。于是，他挂冠而去，过起了隐居生活。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
崇祯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早就看透了魏忠贤的狼子野心，登基刚三个多月就雷厉风行地惩治阉党，将魏忠贤罢官流放了。
魏忠贤畏罪自缢后，崇祯下令将其戮尸示众。全国上下人心大快，钟炌也重返朝廷。崇祯十一年（1638），钟炌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有一天，有个巡抚发现奸人梁四为非作歹，交法司一审问，事情涉及内侍邓希昭。去恶除奸是御史的职责，身为左都御史的钟炌，经过与有关部门会审，决定依法将邓希昭治罪。然而司礼内监曹化淳与东厂宦官王之心同邓希昭是一丘之貉，他们利用职权，袒护同党，借复审为由，改变供词，要为邓希昭翻案，还威胁钟炌和一起参加审理的刑部侍郎张承昭，说：“如不改变原判，就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钟、张二人真理在手，毫不畏惧，坚持原判，继续照样上报。结果，崇祯说他们“忤旨”，将他们二人同时罢官。
钟炌观点明朗，态度坚决，当东厂宦官王之心以祸福来威胁他改判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是法官，只知道依法行事。如果为了铲除大奸，安定社稷，不幸死了，也没有遗憾！”
钟炌归故里后，见明王朝大厦将倾，再也无心出山做官了。
◎故事感悟
在钟炌近20年仕宦生涯中，一贯为官耿直，办事公道，以严驭吏，以宽洽民。崇祯皇帝也曾在敕命中称他是“洁己奉公之选”，并褒扬他“使吏部有清贞独立之名”。如此政绩和赞誉，足可见钟炌为人为官刚正不阿，其品质令人钦佩与崇敬。
◎史海撷英
钟炌减赋
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占据袁州等三府，暂借粮一年，陈战败，“黎伯安妄将借征册籍抱献明太祖希赏”，后成“岁额”。至正二十二年袁州残将欧普祥遣子纳降时，又误将袁郡亩田纳粮3乡斗（每斗3升）报为3官斗（每斗10升），造成袁郡税负特重中的独重。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户部向省加派辽饷亩田派银3厘5毫，后续加至亩田9厘，江西按原税粮石数加派，原税负越重者，加得越多，造成袁民不堪重负，饥寒交迫，逃亡接踵。钟炌怀以公正与怜悯之心，邀集在京袁州籍官员袁业泗等6人，向皇上秉笔呈报《减派辽饷公疏》。《公疏》陈词激烈：“袁民拊膺莫可奈何，嗷嗷一郡，膏血已尽，骨髓俱竭，向犹称贷饶家，今家家疲于竭泽，遍闾里皆萧条，即贷无可贷也，”“每岁万千之金，从何而出？”“然剜己之肉，谁无不平之鸣”。他以无所畏惧的气概，一针见血地揭露与抨击元末乃至明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掠夺。后经皇帝御批“照亩均派”。从此，袁郡（分宜等四县）每年减纳赋税银1.2万余两。
◎文苑拾萃
《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时任礼部尚书，再次提出修历建议。是年崇祯批准并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1629—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一代直臣郭琇
◎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晋书》
郭琇（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即墨城郭家巷人。清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清康熙十八年（1679）授吴江县令。处事精明干练，善断疑案；征收田赋时实行“版串法”，以杜绝吏役舞弊自肥之风。在任七年，“治行为江南最”。清康熙四十年（1711），郭琇曾多次以病请求辞官，康熙皇帝以“思一人代之不可得”为由予以拒绝。翌年，郭琇因具报苗民起义情况不实，遭权臣借机排斥，被罢官。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病故于即墨。
清康熙九年（1670），郭琇考中进士，出任吴江县令。他精明干练，善断疑案，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政绩为江南第一。
后来，郭琇升任江南道御史，上《参河臣疏》，弹劾河道总督靳辅在户部尚书佛伦的支持下，治河措施不当，致使江南地区困于水患，百姓怨声载道。康熙见了奏章，勃然大怒，靳辅被罢官，佛伦被降职，郭琇升任佥都御史。
接着，郭琇又冒着丢官丧命的风险，上《纠大臣疏》，弹劾势焰熏天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揭发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污受贿等罪行。
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由于对康熙忠心耿耿，在平定三藩时立了大功，因而成为康熙的股肱大臣，官升武英殿大学士。不料，小人得志，忘乎所以，明珠竟骄纵起来。
康熙二十七年，明珠53岁大寿，文武百官都来给明珠拜寿。明珠府上热闹非常，明灯高悬，达官贵人鱼贯而入，传呼之声不绝于耳。酒席上山珍海味，凤肝龙胆。明珠身穿一品官服，端坐中堂，满面红光，接受一批又一批官员的大礼参拜。
将近中午时，门上传呼：“御史郭大人到！”
明珠心里一动，想道：“都说郭琇刚正不阿，遇事敢言。今天也能来给我祝寿吗？”
郭琇进了中堂，递上一个红包。明珠认为这一定是礼单，便叫下人收下了。郭琇接过一杯酒，一饮而尽，回身便走，旁若无人，走出大门而去。
明珠见状，心里犯起疑来，忙叫人将郭琇的礼单呈上。明珠将礼单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顿时脸色铁青，汗下如雨。原来，这哪里是礼单，竟是一篇弹劾他的奏章。
原来郭琇进京后，了解了明珠的所作所为，于是详列他的罪状，上书弹劾他。然后，又将奏章的副本用红纸包好，直奔明珠府第，明珠看到的正是郭琇所上奏章的副本。
康熙见了郭琇的奏章，下令将明珠罢官。
不久，郭琇便遭到明珠余党的诬陷，被罢官回乡。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路过吴江县，见当地建有郭琇的生祠，百姓都称他为郭青天。这使康熙深受震动，便有了起用郭琇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