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想法，他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两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的问题。”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一次，为了多征兵巩固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男子全部应征，魏征坚决不同意。他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举了三个例子。太宗虽然觉得言词尖刻，难听刺耳，但心中仍很高兴，认为魏征忠于朝廷，是以精诚之心辅佐自己以信义治国，于是便下令停止执行征召中男入伍。同时奖赏魏征金瓮一口，以资鼓励。
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去了。”还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太宗听了这番话肃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他直言不讳地对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一次，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魏征就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魏征和唐太宗相处17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治道而纳谏，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所能享受的最大哀荣了。魏征成为唐太宗预防自己犯过的一面明镜，这充分体现了魏征在唐太宗治理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魏征以直谏著称，但并非不讲究进语艺术，他有时也能以文才雅兴暗喻讽劝，委婉地开导太宗，使其醒悟改过。贞观十一年，太宗到洛阳巡视，魏征随百官同行。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又带群臣泛舟积翠池。太宗指着两岸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宫殿园苑遍布京都，结果官逼民反，身死异乡。而今这些宫殿、园苑尽归于我。炀帝亡国，与佞臣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魏征立即回答道：“臣等以宇文述等佞臣为戒，理固当然；望陛下以炀帝为鉴，则国家太平，万民幸甚！”唐太宗一听魏征之言，觉得很有道理，主张君臣共勉。他又要求群臣赋诗助兴，群臣恭请太宗先赋，太宗略一沉思，立即朗声吟道：
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天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这首诗，太宗命名为《尚书》，他以《尚书》中的骄奢淫逸的昏君为例，指出他们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是由于作恶多端，咎由自取。那些克己俭朴、勤政爱民的明君，尽管在历史上不多，但却名垂千古、青史流芳，这就在于他们注意修养，不断做好事，为民谋利所致。太宗此诗，通过咏史，抒发了自己立志做一个“克己明君”的襟怀。群臣一听，齐声赞颂。太宗要求群臣逐一赋诗，魏征当仁不让，立赋《西汉》一诗，他朗诵道：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籍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这首诗，魏征以西汉初年几个有作为的皇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为例，说明帝王贤明，勤劳国事，既建武功，又修文治，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魏征希望太宗向刘邦等帝王学习，既“受降”于秦王子婴，建灭秦之武功；又礼遇儒生叔孙通，开文治之基业。太宗聪颖过人，一听此诗，便知魏征暗含讽意，他激动地说：“魏征忠心耿耿，不仅以奏疏谏我，而且赋诗时，又以礼仪开导于我，真可谓知古德的忠直之臣。”
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很高。有一次，他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相比，哪个更为贤良？”岑文本说：“诸葛亮才兼将相，魏征不如他。”太宗却说：“魏征以仁义之道辅佐我治国，希望我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就此而言，诸葛亮也不能同他相提并论。”可见，在唐太宗的心中，魏征的才德是何等之高。
◎故事感悟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就会因太多主观因素而蒙蔽双眼，做出错误的判断。要想弄清真相，就要多听取他人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魏征直言敢谏、持正不阿，他的才德之高是公认的，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史海撷英
良臣与忠臣
贞观元年（627），魏征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文苑拾萃
魏征劝驾
唐太宗到九成宫居住的时候，有宫女要回京城，住在县城的驿站里。不久右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珪也来了，县吏按照规定让宫女们搬走。唐太宗知道这事后很生气，说：“李靖那些人也太霸道了！当地官吏为什么偏袒李靖而怠慢我的宫女？”就下令查处那些人。魏征劝阻道：“李靖他们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宫女只是给皇上皇后打杂的奴婢。要论各自的职守，两者根本没得比。再说李靖等人因公外出，各地官吏要向他们打听朝廷的纲纪，回来后，陛下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他们当然应该和下面的官吏见面。至于宫女，除了要供给她们饮食之外，官吏没有义务去参见她们。如果以这种罪名处罚他们的话，恐怕对陛下仁德的名声不利。”唐太宗这才息怒，宣布不追究县吏和李靖他们了。
刚正不阿二贤人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柳浑（714—789），字夷旷，一字惟深，本名载，柳悛六世孙，襄阳人，唐代名相。少孤，志学栖贫。举进士，为监察御史。魏少游镇江西，奏署判官。后为袁州刺史，迁左散骑常侍。拜宜城县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著有文集10卷，其中《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柳浑与张延赏同朝为相，两人都是刚正不阿的人。
柳浑，襄州人，很小便死了父亲，但他贫而好学，后来考中进士，作了监察御史。因他刚正不阿，又被提升为宰相。
张延赏和柳浑可谓同病相怜，3岁时父亲去世，但他勤学好问，博通经史，通达政务，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出任河南尹。他忠于职守，简政薄赋，疏通河渠，招抚流亡百姓，几年后使中州大地渐呈繁荣景象。对此，朝廷特下诏褒奖。这时，因安史之乱已经平定，朝廷罢免了河南一带的拥兵将帅，将军队集中于东都洛阳，封张延赏为东都留守，兼管当地驻军。张延赏在东都任职五年，政绩考核为一等。东都任满后，张延赏被召回京城任御史大夫。时值奸相元载执掌朝政，张延赏因不愿阿附元载加害忠良，不久被排挤出京，担任淮南节度使，兼扬州刺史。
那时，元载专权，同平章事王缙阿附他，两人都是巨贪。元载妻子王氏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还有王缙的弟弟和妹妹，争收贿赂，形成一个垄断朝政、迫害忠良的集团。但张延赏却不阿附元载，反而洁身自好，与元载作对。
因张延赏在地方官任上政绩突出，唐德宗召其回朝中担任宰相。但此时的张延赏已经积劳成疾，不能有大作为了。和他同朝为相的柳浑为人耿直，有话就说，不被喜欢稳重的唐德宗所喜欢。出于关心，张延赏派一名亲信去劝柳浑说：“相公一向德高望重，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就可长保相位了。”柳浑一听，竟脱口而出：“请先生代我谢谢张公的好意，我的头可断，但我的舌是不能禁的。”柳浑刚正不阿出自天性，因此有话就说。
后来，柳浑终因多言无忌，得罪了唐德宗而被罢相。而张延赏不久也病逝了。
◎故事感悟
张延赏和柳浑不畏权贵，不阿谀奉承，敢于直言进谏，表现出了持正不阿的崇高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
◎史海撷英
贤相柳浑
柳浑幼孤，有巫人给他看相说，“此儿相贱，且短命，若为僧、道，可缓死。”家人欲从其言。柳浑说：“不读诗书，去当术士，不若速死。”于是发奋求学。天宝初年（约742），举进士，任单父（今山东省单县）尉，后迁衢州（今浙江省衢县）司马，曾一度弃官隐居武宁山。不久，被召回朝廷，拜监察御史；柳浑生性放旷，不愿在朝廷做事，想求外职，“宰相惜其才，留为左补阙（有缺额即补）”。
大历初，魏少游镇江西，柳浑为判官。开元寺僧与酒徒夜饮，失火，却归罪于守门人。人均知此系一冤案，不敢言。唯柳浑与同事崔祐甫为守门人鸣冤。自此，柳浑以公正闻名当时。后为袁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宜春）刺史。崔祐甫辅佐朝政，荐柳浑为谏议大夫（从五品），不久为尚书右丞。
朱泚作乱时，柳浑隐匿于终南山。朱泚以宰相官职相引诱，浑未就。贞元元年（785），拜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有一次，皇帝（唐德宗李适）命玉工制作玉带，误伤一锷（犹今之带扣版）。工人害怕，至市上买他玉补上。皇帝一看，不是同类，认为有欺君之罪，欲将玉工处死。柳浑说：“以法律，误伤乘舆器服，罪当杖。”由于柳浑执法公正，玉工被杖打六十，得免一死。
韩滉自浙西入朝，皇帝委以重任。人虽有议论，均未直言。浑事无巨细，一概过问，有时竟超越自己职权以外。浑虽为滉所推荐，但也恶其专政，对滉说：“先相国因处事偏激，不一年而去任，今公奈何又蹈前非！”滉悔恨，其威稍减。
后来柳浑与吐蕃订盟约于平凉（今甘肃省辖县）。有人认为，此约可保百年无事。而浑却跪谏说：“吐蕃人面兽心，不可信。”皇帝变色说：“浑，儒生，不晓边境之事。”果不出柳浑所料，夜半，邠州节度使飞奏朝廷，吐蕃反，“将校皆覆没”。次日，皇帝慰勉柳浑说：“你是一儒士，竟知万里以外的敌情，可嘉。”于是柳浑更受人敬重。
◎文苑拾萃
《旧五代史》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907年朱晃代唐称帝到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旧五代史》共150卷，61纪，12志，77传。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了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