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前些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兰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把这项掩护任务交给了林绍良。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以后印尼的第二任总统苏哈托。而当时苏哈托还是这个师的上校团长。
林绍良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这对处于被围困之中的孤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提供安全保护。
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他不仅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出于对他不顾生命运送军火的感谢，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为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古突士镇这个曾经使他发迹之地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此时，印尼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即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进入其他领域。
从1954年起，他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林绍良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予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丰厚的资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即投资1亿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达100万吨。此外他还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林绍良的水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泥产量近1000万吨，约占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5年，林绍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辞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银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此君才华横溢，精通银行业务，便立刻邀请他到中央亚细亚银行供职，并允诺给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绍良慧眼识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该行1978年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而且在新加坡，中国的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的加州、纽约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中央亚细亚银行不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于国际贸易，而且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中国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令自己的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林绍良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于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绍良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林绍良与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的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林绍良正是以这种信念去创造他的事业，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华商，林绍良注定会关注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林绍良积极前往中国内地投资，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及酒店，包括在福州市的一家银行，估计总投资在20亿美元左右。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作为一个难忘故土的华人，林绍良的中国情结始终如一。早在1981年，林绍良属下的中国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内地设立鞋厂。即使在经历了苏哈托下台等多种打击下，林绍良投资的热情依然不减。据估算，光在福清老家，林绍良就投入了1亿美元，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另外，他还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进行投资。仅仅北京朝阳区东坝集团基础设施建设一个项目，投资额就高达160亿元人民币。
三林集团2001年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最引人瞩目的投资就是入主总部在北京的中远置业，并在2002年晋身为上海北外滩土地的一级开发商。林绍良和儿子林逢生从此成为中国内地的投资巨头。
2001年10月，林绍良带团到北京市考察了商务中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投资北京商务中心区的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次年9月，林绍良使出大手笔，即斥资5亿美元，购买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经营的地产旗舰企业——中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的45%股权，从而与中远集团这个中国特大型企业共同成为中远置业的并列第一大股东。当时的报刊评论说，林绍良此举标志着林氏集团开始通过与国内巨头联手，大规模进入中国房地产行业，并将借助于国内资本市场进行战略性扩张。而业内人士认为，这只是林氏集团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扩展业务的开始。
确实如此。2004年11月中旬，林绍良曾亲自到上海拜会了上海高层，并且承诺：“三林集团计划把今后发展重点放在中国，扩大对能源、农业、运输等领域投资，并逐步将上海公司发展为亚洲乃至全球投资管理总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林绍良心以怀故土、造福乡梓的愿望在逐步实现。
◎故事感悟
林绍良称雄印尼，富甲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他身上有许多华人的美好品质：勤俭奋发、坚持不懈、诚实守信。虽然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史海撷英
印尼建国历史
印尼，全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一词源出于希腊文的Indo(印度)和Nusus(各岛)，意为印度各岛。印度古籍称之为“努珊塔拉”或德威安塔拉，意为大洋之间的岛屿。至今仍有人称印尼为“努珊塔拉”。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古代文献中，有时也泛称印度尼西亚群岛为爪哇；欧洲旅行家和探险家则称群岛为大爪哇和小爪哇；当地人称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居民为爪哇人，称东边的小群岛为小爪哇。
荷兰人入侵群岛后，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东印度。19世纪中叶，西欧学者最先将“印尼”用为地理名称。20世纪初，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者开始考虑政治用语。初期使用“东印度”，1922年印尼留荷学生在荷兰成立“印尼协会”。“印尼”首次成为政治用语。1928年“青年誓言”宣布“印尼”为民族和国家的名称之后，“印尼”便被广泛使用。1945年正式定为国名。
身在日本，心怀家国
◎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献给吴锦堂
吴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人。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华侨。
吴锦堂，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
1885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深有感触，意识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东渡日本长崎。1890年在神户创设商号，同时在上海设立洋行，从事中日间棉花、大豆、火柴、水泥等货物的贸易。由于经营有方，短短几年，积资数十万，并开始兴办实业和从事金融活动，成为明治、大正年间日本关西实业界的十大巨头之一。
日俄战争时，吴锦堂认购日本军事公债获巨利。次年，日本宫城等县遭水灾，他出巨款赈济，并帮助神田町农民兴建蓄水池，开垦荒地，得日本政府褒奖，神田町某地命名为锦堂村。他为华侨兴办的慈善机构、商务机构、教育机构，数量多、规模大，华侨受益丰厚。这在当地华侨史上是空前的。
吴锦堂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组织赈济。一开始捐给政府，后来他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以工代赈。赈济范围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其为“万家生佛”。
在积极创业的同时，吴锦堂也热心支持革命活动。自1899年起，吴锦堂就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多次款宴孙中山、宋庆龄及其同仁。1911年加入同盟会，任神户支部长，并腾出宅第，带头捐款供同盟会使用。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十一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与孙中山关系密切。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锦堂等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华侨统一联合会。在之后的四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
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关爱旅日侨胞。他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也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巨额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