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外，郑观应也很注意对垦殖业和农牧业的投资。光绪七年（1881年），他与唐廷枢等人一起集资13万两，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该公司买沽塘荒地4000顷，开垦种植和放牧，耕植用西法的机器进行，经营得颇有成效。
正当郑观应积极经营轮船招商局并初见成效之时，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和中法战争。一向以救国为职志的郑观应在强敌面前自然是积极抵抗，并亲身前往军营从戎。
光绪九年（1883年）末，在好友王之青的推荐和郑观应本人的自荐下，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将郑观应调往广东军营听候差委。在广东军营，郑观应先是奉命赴香港与港督交涉，将被港督扣押的中国购自德国的25尊大炮提运回广东。接着利用他在南洋一带的亲朋关系，到南洋侦察敌情，并密约那里的壮士联合袭击法国侵略者。他先到越南的西贡，把那里的敌情作了较为详尽的调查，之后又赴新加坡、泰国等地联络抗法志士共同投入御敌斗争。最后虽因种种因素，未能实现预定计划，但郑观应毫不灰心，回到广州后，继续为保卫疆土、抗御强敌而四处奔走，多方筹划。
光绪十年（1884年）秋，法军大力攻掠台湾，郑观应又被委派办理援台事宜。他援台的主要工作是办理转运，即利用他与中外商人的关系，到香港租轮船运军队和粮饷，以有效接济台湾抗法战争。与此同时，他还曾向彭玉麟请求，亲自带兵千人，作为牵制敌人的一支力量。然而，正当他为抗法斗争四处奔走，欲一展才华于军事较量场时，太古轮船公司却借故诉讼将他拘禁于香港，使他受到很大的挫折。
甲午战争期间，郑观应认识到先进科技的重要性，决心振兴实业，挽救祖国的危亡。因此，他对轮船招商局的命运十分关注。由于战争的关系，招商局的船继续在北洋和南洋行驶有被日舰袭击的危险，如果停驶则不仅经济上损失太大，也会贻误转运粮饷军需。在这种情况下，郑观应提出换旗保产的主张，即把招商局的船旗换为某一外国的旗帜，以便安全行驶。经招商局内部多次协商和盛宣怀的支持，决定委托外商代理换旗。几次与外商交涉，最后将海轮的大多数交给了德商信义、礼和等洋行，明卖暗托。战后即全部收回，从而既保全了招商局的产业，又未受过多的经济损失。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以轮船招商局帮办身份从事的最主要一项工作是经营汉阳铁厂。汉阳铁厂系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建，是一个官办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当时也是东亚最大的钢铁厂。由于厂址同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运费昂贵，经营管理不善，以及销路不广等原因，该厂投产后亏损颇巨，不久就维持不下去了，只好招商承办。这个“商”即是盛宣怀。盛宣怀深知郑观应的经营才干，把整顿该厂的重任交给了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郑观应担任了汉阳铁厂总办，同时仍保留他在招商局的帮办职务。
郑观应上任后，根据汉阳铁厂的经营现状，提出了整顿与发展的对策。他认为，要使铁厂维持下去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营业，必须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觅焦煤，选人才”两件事。当时铁厂不时停工，主要是由于冶铁所用之焦炭价格太贵且常常接济不上，所以郑观应首先抓焦炭问题。经过对铁厂所用三种焦炭的调查，郑观应发现开平焦炭和英国焦炭虽较为合用，但价格过高，不可常用；萍乡焦炭价格低廉，质量却时好时差，系因冶炼不精所致。郑观应决定以使用萍乡焦炭为主。他派人在萍乡矿附近设厂炼焦，以保证焦炭质量上乘，满足炼钢铁之需，也保证焦价的低廉稳定。郑观应的这番努力很快初见成效，到1896年秋冬之交，焦炭来源基本上得到保证，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原来开一座炼铁炉尚虑接济不上，此时却能两炉并开，
在“觅焦炭”外要数“选人才”重要了。郑观应首先了解了厂内外国技术人员的情况，发现他们水平并不高，便决定当他们任期届满时可任其离去，另聘高水平的外国技术专家。他还在厂里设立了学堂，培养和训练中国冶炼人才。该学堂把学习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所招收的学员上午读书，下午进厂实习操作机器。郑观应这样做是想用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逐渐取代厂里的洋工匠，为发展民族工业服务。
由于郑观应善于经营和具有抓住主要问题予以解决的才干，他领导下的汉阳铁厂很快有了较大的起色，走上了正轨。
郑观应在政治上找不到或提不出更好的救国方案，但在经济主张上却本能地始终维护商民的利益，提出比较适合民族工商业发展要求的意见。这集中体现在他要求政府将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一事上。由于民初以来政局变幻莫测，军阀混战不断，商民的铁路利益荡然无存。这在粤汉铁路尤为明显。该铁路商办其名，官办其实，亏损极为严重，股票价格大跌，股权难保，严重损害了商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收归国有才能保全商利。郑观应积极奔走，说服政府要员，持续多年终于使粤汉铁路陆续收归国有。
郑观应一生经营商务达六十多年，除独资开设过揽载行一类的商务机构外，没有独自开过一个工厂，但却是很多工厂、矿山、交通等企业的股东。他的经济收入除薪俸外，主要源于这些股份，所以称不上是大富翁，但在商人阶层中却以其经营实践和才干居于领袖地位，颇为世所瞩目。
◎故事感悟
郑观应被称为“商业立本”的实业家。他经历了中国较为动荡的年代，列强的入侵、国家的落后，让他痛定思痛走上一条“商业救国”的道路。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创办实业，并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人才。他用行动为祖国和人民的富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史海撷英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问题成为“洋务派”与“守旧派”的主要分歧所在，最终洋务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洋务派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洋务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比前期涉及范围更广，成效也更大。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强，更没有保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文苑拾萃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式出版。书中封面题为“首为商战鼓与呼”。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必须得向西方学习。
与时俱进的商人
◎非通变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国。——康有为
经元善（1840—1903年），原名高泉，字莲珊山（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笔名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浙江上虞五驿乡（今驿亭镇）驿亭人。其父经纬是上海富商，因接济军饷功，清廷授主事加员外郎衔。
经元善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商人和提倡社会改良的实业家。他从经营钱庄起家，后进入洋务派企业，并从事各种社会改良活动，名噪一时。
经元善出身于一个旧式绅商家庭，其父经纬自幼贫寒，后赴上海经商。由于善于经营，到19世纪40年代已成为拥资数十万的上海富商。经纬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格，经元善年龄很小时就被送入家乡的私塾读书，钻研四书五经。1858年，17岁的经元善被父亲招到上海，开始学做生意，并跟父亲进行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以此接触了上海的官场和绅商阶层。1865年，经纬病故，24岁的经元善以长子身份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仁元钱庄和所捐来的知府衔。从此，他独立走上经商的舞台，开始了闯荡上海滩的生活。
之后的十几年中，经元善多次捐款救助灾民，并结识了洋务企业的骨干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人，也结识了大富商胡雪岩、陈竹坪等人，还与清廷要员李鸿章、刘坤一相识，并得到朝廷11次嘉奖。
1880年，郑观应力荐经元善加入洋务企业，他亦有“提倡商务”、“为民兴利”的思想，遂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入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驻局专办”的商董会办，开始涉足洋务企业，成为洋务派商人。
在织布局，经元善一心想通过自己的活动，“收回通国利权”，发展私人资本。他为织布局设计了登报招集股份的办法，刊登招股章程，把预算情况公之于众，以解除商人对投资织布局的顾虑。声明若织布局“万一股份不齐，事机中辍，即将所收顾本和利息如数归还”，又将“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在国内外36个城镇公开设立股份代收处。经元善的这种做法，既能保证商股本息不受损失，又通过把商股户名、银数及收股庄名公之于众的方式，对官僚暗中侵吞商股起到一定的阻止作用，故大受商人的欢迎。招股章程一经刊出，就有不少商人踊跃认购，400万两预定股本很快满额，遂将股本增至500万两。
经元善的招股方法，在洋务派企业中属于首创。它改变了以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那种“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旧式集股方法，开始突破商帮亲友的狭隘范围，把股票发至社会，这在当时颇有进步意义。不过，这种有利于商人的举动，惹怒了织布局内的官方势力。官方代表戴恒、龚寿图等人唯恐商股力量过大会危及到他们的利益，故竭力反对登报招股。经元善因与他们“道不同”而遭诽谤，便于1881年愤然离开织布局，退居家中。
在家中闲居不久，经元善又在郑观应、谢家福的推荐下进入洋务派的另一企业——中国电报局沪局，被李鸿章委任为会办。为给电报局筹集资金，经元善沿用织布局登报招股的办法向商人募股，但他个人一开始并未投入多少资金。出于商人追逐利润的本性，他还想看看有无赢利的可能再做打算。当看到电报局在商办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获利，他开始大量投资入股。
在经营管理上，经元善提出“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举”，即重人治不重法治的主张，特别注意挑选精通业务、认真负责的人担任各级管理人员，并革除一些无德无能的冗员。他还很注意改善服务，摒弃衙门官气。为方便顾客，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每天14个小时，从早晨7时至晚上9时，并降低了拍报费用，规定除洋文报费照旧外，华文报费从原价每字3角降至每字1角，地名、住址、店名、人名五字以内免费。他又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亲自“以一身而兼仆役之事”。在他精打细算的苦心经营下，电报局开始扭亏为盈，开办一年即获利近2万元。
此后的20年中，电报局的业务突飞猛进，成了洋务派企业中最成功的一个。该局的电报网遍及全国各行省和主要商业城市，电报费年收入额比开办之初增加了数十倍，达115万余两，实际拥有的资金已大大超过了股本数额。取得了这些成绩，经元善并不满足，他还想自办电报材料厂，以免电报材料从外洋进口，从而摆脱外商控制，加速中国自己的电讯事业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他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