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巨子卢作孚
◎只有下大决心，挟大勇气，从我们手上去创造它，创造出一种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互相信赖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社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社会，社会离不了我们、我们离不了社会的关系。无穷的快乐便会从这世界产生出来。──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从自学成才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卢作孚，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宣统二年（1910），他在成都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由于当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1924年，卢作孚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并担任馆长。他在少城公园内主持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教育馆红火一阵，又重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卢作孚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初期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小客轮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合川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还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亲自上船接待旅客，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服务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应接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万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的煤矿公司──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运价，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当时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
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七个轮船公司，接收了这些公司的轮船。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七个公司。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
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信和见势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61%的川江航运业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作孚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最高时达到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如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此外，民生公司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三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舶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