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利:利用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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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历代名商巨贾(7)

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人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得以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了江苏兴业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中,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

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

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了。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此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银行就可得到发展壮大。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委托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阶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

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直到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就传遍了上海。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已有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银行家陈光甫当时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

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纱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到30年代初期,当日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首脑人物之列。

20年代初期,中国的旅游业还处于空白,其时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如英国人经营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通运银行”等皆设有旅行部。这些银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设有旅行部,包办中外旅客一切旅行业务。这些旅行部还发行旅行支票,时人称为“通天单”(在当时军阀割据地币制不统一情况下,可通行使用)。当时政府对旅游业素不注意,更无人想到收回此项外溢之利权。

1923年夏,颇负盛名的金融家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睬,乃废然而退,转往通运银行购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的旅行社,并即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带至船上阅读。

当时全国教育会第九次会议定于10月22日在昆明举行,各省代表均须集中上海经香港转越南乘滇越铁路前往。陈不愿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吃苦头,故致电他的上海银行总行,嘱即与该会议主管人员接洽,包办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车船食宿,与会人员都称便利。上海银行即于那一年8月设立旅行部,并呈请交通部准代售铁路车票。当时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国铁路联运会议,素无先例的申请案经过讨论,随即遭到洋人代表的反对,中国代表则对这种与洋人争权的新鲜事物竭力支持,最终通过。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的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1924年,陈光甫针对当时通用银元携带不便,在各地又须“贴水”(兑换当地钱币时的损耗),银行钞票有流行区域限制等困难,故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1927年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开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

陈光甫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甚大。

◎故事感悟

陈光甫创造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多个“第一”,他的“小小银行”也创造了一个奇迹。企业最初多大并不很重要,要看会不会经营。陈光甫把小企业做成了大事业,因此被称为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史海撷英

废两改元

清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等外国银元大量流入我国。受此影响,清政府也开始在广东铸造银元,此后各地仿效滥铸,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因银两名目繁多,计算手续繁复,而银元相对来说单一方便,所以商民乐意使用。民国建立后,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定国币为银元。北洋政府铸造的国币,是带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1915年,这种银元成为上海金融市场的标准银元,取代了龙洋的地位,龙洋行市随即取消。1919年上海金融业又取消了鹰洋行市。但是在实际的商品交易时,银两银元通用的情况使很多商人利益受损,所以“废两改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不稳定,国内铸币权不统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废两改元”才真正地实施。

1928年3月,经济学家、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的马寅初提出《统一国币拟先废两用元案》,力陈银两制的种种弊端,建议废两用元,进而统一国币。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提出了包含十项内容的《废两用元案》,决定在半年内完成上海造币厂的建设,开工铸造新银元后,于1929年7月1日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