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其峻热心公益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
凌其峻（1887—1968），安徽歙县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堂高等科，后留美。1919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私立大学窑业工程科。1921回国后，任上海大厦大学和商科大学教授，1926年至1955年间，在北平（京）先后任仁立地毯实业公司副经理、经理、天津总公司副总经理。自1955年起任北京市仁立麻纺厂经理，并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凌其峻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发奋读书，13岁由沪来京考入清华商科学校，16岁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攻读英文。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于1916年19岁时赴美国留学，攻读制陶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21年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当年回国，兴办制陶公司失败，转而从事教育，曾先后在上海大厦大学和商科大学教授化学与英文。
1926年受“仁立实业公司”董事长周贻春（凌在清华读书时的校长）之邀，来北京任该公司副经理、经理之职，成为著名的民族企业家。
凌其峻公司每年从职工的红股中提取部分储备金，作为退休养老之用，保障一生无忧。
“仁立”主要生产纯毛手编地毯，故女工居多。公司为使她们安心工作，在饮食起居等生活福利上想得很周到。澡堂子、理发馆、卫生医务所、食堂等都开设在工厂之内，很方便。
凌其峻为在职工中大力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公司安排专人组建各种社团，活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是很少见的。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凌其峻依靠工人团结护厂，并将库存毛线分散到各职工家中隐藏，不为敌人所用；还组织夜校讲时事，激发斗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肆搜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凌其峻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位被追捕的地下工作者，几经周折将其送往内地。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政府将北京改名为北平，派来所谓的“接收大员”抢夺敌伪财产，拉拢有社会影响的工商企业家加入其群体，共发国难财。凌其峻也在被争取之中，他大义凛然坚拒不从，清浊分明自保洁白，表现了他的耿直与无畏。
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深受美国教育的影响，灵魂深处扎下了崇美恐美的情感根子，是不难理解的。而凌其峻先生能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一反常态，带头响应政府号召，代表“仁立公司”捐献重金购买飞机，反击美国侵略，充分体现了他思想上的飞跃。
“二战”结束后，美国救济总署以救济为名，将现金和药品分批发往中国。当时作为“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之一的凌其峻，以“仁立公司”的名义代为收转。他廉洁奉公，不沾分毫，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与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
一次凌其峻妻子陪同他查验救济药品库，提出拨一部分给“女青年会”（基督教会组织）。凌其峻义正词严地说，“这需要由红十字会决定，我没有这个权力。”
凌其峻一生的处世哲学严守三个忠字：“忠于人、忠于事、忠于己”。他说，“忠于人，才能获得信任，得到帮助；忠于事业，才能取得创造发展的成功；忠于自己的言行，才能立足于社会。”
◎故事感悟
如此严于律己的操守，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这不仅表现了凌其峻这位知识分子善于自我修养品格的优点，也表现了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可以这么说，公益事业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清清楚楚地透视出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黑与白和公与私来。
◎史海撷英
南苑之战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冲突，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这仅仅是个导火线，而整个平津抗战的转折点是7月28日的南苑之战。当时驻守平津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军队兵力在北平主要分布在南面。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只要门枢在，二十九军就有可能看住自己的南大门，就有同日军周旋的资本。日军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调集了重兵，对南苑势在必得。南苑之战也是整个平津战役打得最惨烈的，连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日军著名的“勇将”一木清直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都不得不对二十九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南苑是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后勤人员很多。当时正值赵登禹的一三二师与原驻守南苑的三十七师换防，三十七师主力已退，一三二师仅仅先到了一个团，正是这时日军发起了进攻（这是由于汉奸的出卖，把二十九军反攻和军事调动全部计划以及南苑的驻防情况都悄悄送给了日军）。由于兵力、武器以及战斗力相差悬殊，加上日军陆地及空中的双重打击，南苑还是失守了。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沦陷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南苑之战时驻守南苑的还有一个学兵团。所谓学兵都是北京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来投笔从戎的。宋哲元舍不得用他们，是想将他们培养成二十九军未来的地方干部。他们的驻地被安排在南苑兵营的南部，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最小的地方。但是，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军首先打击的正是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当日军扑向南苑时，学生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日军在他们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
可是他们的牺牲只不过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而已。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区区600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人留下姓名。
◎文苑拾萃
热心公益·守身如玉
佚名
热心公益为大众，自有百姓做好评。
学者经理凌其峻，身居高位处事公。
“仁立公司”掌大印，严格管理善经营。
把人摆在第一位，搞好福利为职工。
年终实行分红制，提成入股再分红。
部分红利作储备，退休养老并送终。
职工生活得保证，勤于出力心气平。
又有不断加薪制，工资半年可得升。
待遇优厚恃无恐，人员稳定事不生。
福利工作搞得好，桩桩件件不落空。
建造宿舍分男女，单身职工睡眠宁。
洗澡理发不出厂，得病求医免误工。
职工子女幼儿园，食堂饭菜味道全。
娱乐活动大开展，京剧话剧国乐团。
篮球排球各组队，操场修得特平坦。
抗战时期遇艰险，公司受困生产难。
上下动员齐护厂，团结一致渡难关。
尽管财政形势险，共赴国难不减员。
厂里开畦种青菜，免得职工多花钱。
自磨豆腐自供给，养蜂养羊收入添。
保护地下工作者，坚决不做狗汉奸。
接收大员来北平，拉拢名流享共荣。
凌总心中早有数，屡次推诿保自清。
解放之后获新生，抗美援朝立大功。
“仁立”捐资买飞机，保家卫国热血红。
先生一心为公益，自守廉洁身如玉。
生活严肃作风正，公私分明不贪利。
出差报销车旅费，笔笔款项有单据。
国外汇来救济款，代收代发白出力。
巨额资金无人晓，滴水不沾清如许。
救济药品保存好，不让妻子动分毫。
责权两清守公道，私情面前不动摇。
学者风度流异彩，人生哲学堪称高。
全球华侨领袖陈嘉庚
◎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华侨企业家，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中学、翔安一中、集美学村、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陈嘉庚创办。陈嘉庚还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生前曾为东南亚地区华侨领袖，爱国人士。
陈嘉庚1874年出生在福建厦门集美。17岁时，他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直到1904年，他集资7000多元（叻币，下同）创设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时隔不久，又接管了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在三个月内两个厂获利共4万元。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陈嘉庚就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的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橡胶大王”、著名的大企业家、南洋富翁。
作为企业家，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位毕生热诚办教育的教育事业家、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一生生活俭朴，兴学育才却竭尽全力、十分热心。他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他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的。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这里设有文、理、法、商、教育，共五院17个系，是中国当时唯一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不余己力，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亲自指挥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人们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陈嘉庚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受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也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
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其中的代表和领袖人物。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远在海外的陈嘉庚积极组织领导南侨总会在东南亚各地开展募集捐款、抵制日货等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输送大批南洋机工支援抗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主张国共真诚合作抗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