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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外交沟通了世界(4)

两次鸦片战争后,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见识了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被迫打开国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文祥等一批士大夫阶层,不甘心国土的丧失,掀起了一场波及内政外交的洋务运动,使晚清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局面。而通过文祥等人努力,也使中国近代外交出现了职业化的雏形。

◎史海撷英

具有远见的人

文祥一生,以机敏、务实著称,顽固派、洋务派都对他非常尊重。但他显然更希望改变落后的国家现状,因而也更倾向于洋务派,并成为中央的洋务领袖之一。

自1861年起,文祥与奕便在南方开放城市物色教员,到京师同文馆教学。同文馆的筹建曾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认为学外语是“学鬼话”,他们甚至认为:“夷人,吾仇也,何必师事夷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国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文祥和奕为代表的革新派据理力争,认为“采西洋学洋器,为自强之本”,讽刺保守派在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时,“纷纷逃避”,不知救国的长久之计。

此后,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开办了许多近代企业,兴水师、修轮船、造火器,并抛弃满汉之别,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将领,并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一时洋务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在文祥与奕等人的全心辅佐下,同治一朝,外侵稍定,内部求强,举国太平,朝局一新,一时颇有中兴气象。

1872年,李鸿章奏请资助福州船政局,提出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虽然这一提案最后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但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很受文祥的赏识。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修铁路、建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非常赞同。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文祥并未气馁,而是与奕等联名奏请办理海防六事,使得后来的洋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75年,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英国政府暗中支持下发动叛乱,妄图分裂自治。文祥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边防,平定叛乱,终于扫清了叛乱势力,为保护清朝版图的完整作出了贡献。

◎文苑拾萃

奕其人

奕生于1833年1月,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初封恭亲王。他“天质颖异”,颇受道光皇帝钟爱。他和四哥奕詝曾同时被道光考虑为皇位继承人,是晚清的重要政治人物,一生几起几落。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861年,奕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奕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宫廷政变,任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参与清廷的许多重大决策,对晚清的政局有着重要影响。他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执掌清廷外交大权近30年,对打破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推进对外开放起了关键作用。后受慈禧太后猜忌,罢去议政王。1884年解职,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首任清政府驻外使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郭嵩焘(1817—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又号玉池老人,学者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郭嵩焘19岁中举,29岁为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跻身士大夫上层,光绪年间官至兵部左侍郎。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以“探险”为名收集情报,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英国政府恶人先告状,引起双方交涉,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通好谢罪”。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在这种背景下,赴英国赔罪的郭嵩焘在7月被正式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随后令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衙门行走”,参与外交事务。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此诞生。

1875年9月9日,传出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的消息。这时的大清皇朝中,王公大臣与翰苑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劣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郭嵩焘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湖南乡试诸生齐至集会,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对于郭嵩焘的出使,有人曾经叹息:“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也有人恨之入骨,并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京友人多劝郭嵩焘辞谢使命,唯有李鸿章对他的出使表示赞同:“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此时已经年届花甲的郭嵩焘,“意以为时难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并认为这是他“通察洋情”、探究西学的一个好机会,毅然接受了使命。1876年(光绪二年)底,郭嵩焘由上海乘船出发,经过几个月的颠簸劳顿,终于抵达了英国伦敦。

随同郭嵩焘出使的,还有处处与他唱反调的副使刘锡鸿。据说时任吏部尚书的李鸿藻力排众议,派刘锡鸿为副使,主要是对郭嵩焘进行检举揭发。行前,刘锡鸿“一切皆未携带,惟携备折件”,随时准备弹劾郭嵩焘。由此也为郭嵩焘后来的壮志未酬、黯然解职埋下了伏笔。

◎故事感悟

作为中国第一位常驻国外的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的外交见解、外交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因此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显然高出一筹。

◎史海撷英

郭嵩焘归来

1879年3月5日,郭嵩焘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郭嵩焘在日记中载:长沙、善化两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当时,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归国之日,郭嵩焘百般无奈、铩羽而归。他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对时局失望至极的他,此后归隐乡里,再也没有出任任何官职。1891年,晚清外交界的孤独前驱郭嵩焘带着无限遗憾阖然长逝。

◎文苑拾萃

《使西纪程》

郭嵩焘出使后,从上海到伦敦,他详细记载了途中50天的所见所闻,并把这些日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抄寄总理衙门刊行。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西洋政教修明:“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并主张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他的大胆言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李慈铭也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心也。”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黎庶昌6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小体弱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暑不懈。黎庶昌十四五岁时便有才名,能赋诗作文,斐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21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

1876年,中国向国外派出了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黎庶昌作为参赞随之出使英国。从此,黎庶昌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在出使英国期间,他和郭嵩焘、刘锡鸿等一起,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和先进技术进行了考察,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议会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记录。

此后,黎庶昌再次以参赞身份随陈兰彬出使法国、西班牙等国。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驻了两年多,因公务经常前往德、意、奥、比利时、瑞士诸国,对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的兴盛及其先进思想作了认真的考察,写成《西洋杂志》八卷,计14万余言,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洋各国实况,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好评。

由于黎庶昌具有外交才能,清政府特赏他二品顶戴,晋升道员,派他出使日本,从而使他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黎庶昌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公使。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势日强,征服琉球之后,在军事上制定了征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狂妄计划;在外交上则横行霸道,根本没把软弱腐败的清政府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国非常不屑,对中国使臣的态度也非常傲慢。目睹这一切的黎庶昌,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驻日大臣,岂能在此东洋岛国有失大国之尊!随后,黎庶昌处处采取主动,遇事不屈不挠,态度不卑不亢,与日本展开周旋斗争,并采取迂回政策,从民间外交逐渐影响上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上溯历史,日本早在唐初即派大批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黎庶昌敏锐地认识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据此积极开展非官方的民间友好活动,广交社会名流,联络情感,增进友谊。公务闲暇之日,他邀集日本友人,诗酒唱酬,推心置腹。日本友人岛田重礼曾著文说:“黎君公务之余,广与绅学士,骚人墨客交,每春秋佳日,选胜张宴,献酬唱和,以摅雅怀,而合欢心,一时传为佳话。”日本著名文人浅四常也对黎庶昌赞誉有加:“可谓全才之君子矣!”

黎庶昌的品行道德,深得日本朝野的钦佩和推崇。随着个人声望的提高,中国使节所受礼遇也大大得到了改善。

在出使日本期间,黎庶昌还通过茅台外交,展示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才干。

黎庶昌还以诗文会友,广交朋友,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黎庶昌不仅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官,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诗人、史学家、散文家。在日本期间,黎庶昌看到我国历代散佚的古籍在日本各地藩族收藏甚丰,便利用外交事务之余着手搜集,得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26种,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3卷半、《文馆词林》13卷半、宋本《史略》6卷、《太平寰宇记补阙》5卷半等,汇刻为《古逸丛书》200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被誉为近代丛书之冠。这为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黎庶昌在日本卓越的外交表现,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黎庶昌在任期间与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乃至当他任职期满要回国的前半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引自黄万机著《沙滩文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啧啧称赞,认为这是东京设立外交使馆以来使臣归国前所未有的盛况。

黎庶昌著有《拙尊园丛稿》6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人都纪程》2卷、《西洋杂志》8卷、《曾文正公年谱》12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