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后，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见识了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被迫打开国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文祥等一批士大夫阶层，不甘心国土的丧失，掀起了一场波及内政外交的洋务运动，使晚清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局面。而通过文祥等人努力，也使中国近代外交出现了职业化的雏形。
◎史海撷英
具有远见的人
文祥一生，以机敏、务实著称，顽固派、洋务派都对他非常尊重。但他显然更希望改变落后的国家现状，因而也更倾向于洋务派，并成为中央的洋务领袖之一。
自1861年起，文祥与奕便在南方开放城市物色教员，到京师同文馆教学。同文馆的筹建曾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认为学外语是“学鬼话”，他们甚至认为：“夷人，吾仇也，何必师事夷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国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文祥和奕为代表的革新派据理力争，认为“采西洋学洋器，为自强之本”，讽刺保守派在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时，“纷纷逃避”，不知救国的长久之计。
此后，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开办了许多近代企业，兴水师、修轮船、造火器，并抛弃满汉之别，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将领，并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一时洋务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在文祥与奕等人的全心辅佐下，同治一朝，外侵稍定，内部求强，举国太平，朝局一新，一时颇有中兴气象。
1872年，李鸿章奏请资助福州船政局，提出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虽然这一提案最后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但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很受文祥的赏识。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修铁路、建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非常赞同。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文祥并未气馁，而是与奕等联名奏请办理海防六事，使得后来的洋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75年，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英国政府暗中支持下发动叛乱，妄图分裂自治。文祥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边防，平定叛乱，终于扫清了叛乱势力，为保护清朝版图的完整作出了贡献。
◎文苑拾萃
奕其人
奕生于1833年1月，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初封恭亲王。他“天质颖异”，颇受道光皇帝钟爱。他和四哥奕詝曾同时被道光考虑为皇位继承人，是晚清的重要政治人物，一生几起几落。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1861年，奕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奕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宫廷政变，任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参与清廷的许多重大决策，对晚清的政局有着重要影响。他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执掌清廷外交大权近30年，对打破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推进对外开放起了关键作用。后受慈禧太后猜忌，罢去议政王。1884年解职，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首任清政府驻外使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郭嵩焘（1817—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又号玉池老人，学者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郭嵩焘19岁中举，29岁为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跻身士大夫上层，光绪年间官至兵部左侍郎。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以“探险”为名收集情报，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英国政府恶人先告状，引起双方交涉，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通好谢罪”。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在这种背景下，赴英国赔罪的郭嵩焘在7月被正式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随后令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衙门行走”，参与外交事务。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此诞生。
1875年9月9日，传出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的消息。这时的大清皇朝中，王公大臣与翰苑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劣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郭嵩焘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湖南乡试诸生齐至集会，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对于郭嵩焘的出使，有人曾经叹息：“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也有人恨之入骨，并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京友人多劝郭嵩焘辞谢使命，唯有李鸿章对他的出使表示赞同：“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此时已经年届花甲的郭嵩焘，“意以为时难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并认为这是他“通察洋情”、探究西学的一个好机会，毅然接受了使命。1876年（光绪二年）底，郭嵩焘由上海乘船出发，经过几个月的颠簸劳顿，终于抵达了英国伦敦。
随同郭嵩焘出使的，还有处处与他唱反调的副使刘锡鸿。据说时任吏部尚书的李鸿藻力排众议，派刘锡鸿为副使，主要是对郭嵩焘进行检举揭发。行前，刘锡鸿“一切皆未携带，惟携备折件”，随时准备弹劾郭嵩焘。由此也为郭嵩焘后来的壮志未酬、黯然解职埋下了伏笔。
◎故事感悟
作为中国第一位常驻国外的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的外交见解、外交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因此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显然高出一筹。
◎史海撷英
郭嵩焘归来
1879年3月5日，郭嵩焘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郭嵩焘在日记中载：长沙、善化两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当时，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归国之日，郭嵩焘百般无奈、铩羽而归。他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对时局失望至极的他，此后归隐乡里，再也没有出任任何官职。1891年，晚清外交界的孤独前驱郭嵩焘带着无限遗憾阖然长逝。
◎文苑拾萃
《使西纪程》
郭嵩焘出使后，从上海到伦敦，他详细记载了途中50天的所见所闻，并把这些日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抄寄总理衙门刊行。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西洋政教修明：“西洋立国2000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并主张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他的大胆言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李慈铭也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心也。”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黎庶昌6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小体弱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暑不懈。黎庶昌十四五岁时便有才名，能赋诗作文，斐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21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
1876年，中国向国外派出了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黎庶昌作为参赞随之出使英国。从此，黎庶昌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在出使英国期间，他和郭嵩焘、刘锡鸿等一起，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和先进技术进行了考察，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议会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记录。
此后，黎庶昌再次以参赞身份随陈兰彬出使法国、西班牙等国。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驻了两年多，因公务经常前往德、意、奥、比利时、瑞士诸国，对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的兴盛及其先进思想作了认真的考察，写成《西洋杂志》八卷，计14万余言，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洋各国实况，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好评。
由于黎庶昌具有外交才能，清政府特赏他二品顶戴，晋升道员，派他出使日本，从而使他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黎庶昌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公使。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势日强，征服琉球之后，在军事上制定了征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狂妄计划；在外交上则横行霸道，根本没把软弱腐败的清政府放在眼里，甚至对中国非常不屑，对中国使臣的态度也非常傲慢。目睹这一切的黎庶昌，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驻日大臣，岂能在此东洋岛国有失大国之尊！随后，黎庶昌处处采取主动，遇事不屈不挠，态度不卑不亢，与日本展开周旋斗争，并采取迂回政策，从民间外交逐渐影响上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上溯历史，日本早在唐初即派大批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黎庶昌敏锐地认识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据此积极开展非官方的民间友好活动，广交社会名流，联络情感，增进友谊。公务闲暇之日，他邀集日本友人，诗酒唱酬，推心置腹。日本友人岛田重礼曾著文说：“黎君公务之余，广与绅学士，骚人墨客交，每春秋佳日，选胜张宴，献酬唱和，以摅雅怀，而合欢心，一时传为佳话。”日本著名文人浅四常也对黎庶昌赞誉有加：“可谓全才之君子矣！”
黎庶昌的品行道德，深得日本朝野的钦佩和推崇。随着个人声望的提高，中国使节所受礼遇也大大得到了改善。
在出使日本期间，黎庶昌还通过茅台外交，展示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才干。
黎庶昌还以诗文会友，广交朋友，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黎庶昌不仅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官，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诗人、史学家、散文家。在日本期间，黎庶昌看到我国历代散佚的古籍在日本各地藩族收藏甚丰，便利用外交事务之余着手搜集，得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26种，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3卷半、《文馆词林》13卷半、宋本《史略》6卷、《太平寰宇记补阙》5卷半等，汇刻为《古逸丛书》200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被誉为近代丛书之冠。这为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黎庶昌在日本卓越的外交表现，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黎庶昌在任期间与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乃至当他任职期满要回国的前半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引自黄万机著《沙滩文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啧啧称赞，认为这是东京设立外交使馆以来使臣归国前所未有的盛况。
黎庶昌著有《拙尊园丛稿》6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人都纪程》2卷、《西洋杂志》8卷、《曾文正公年谱》12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