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陈诚五使西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
陈诚（1365—1457），字子鲁，号竹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大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进士，授行人。北平求贤，山东蠲租，安南谕夷，皆能不辱使命。永乐初以吏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屡次奉命，或随中官李达、鲁安或与助手李暹等出使西域，功绩卓著，升迁为广东布政司右参政。永乐皇帝之子朱高炽即位后，宣布“停止四夷差使”，明初东西交通的黄金时代从此结束。陈诚被解职，退休回乡，优游林下三十余年，以93岁高龄卒于家，有《竹山文集》传世。
15世纪时，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郑和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当时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郑和开拓西洋的同时，在陆地上，明成祖朱棣加大力量开通西域。在诸多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最有名的当属陈诚。
在今天，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陈诚五次出使西域，却不被重视，甚至是饱受冷落。其实，元末明初的丝绸古道上仍不减汉唐的繁盛气象。明初，崛起于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帖木儿汗自称为蒙古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明洪武年间，他虽然向明太祖朱元璋称臣纳贡，但却扣留明朝使者达10年之久。大明永乐三年（1405年），他又率兵20万拟东侵明朝，可惜途中病死，其子沙哈鲁继位（驻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之赫拉特）后，才开始奉行友好的外交方针。于是，雄才伟略的永乐大帝不失时机地积极应对，决定挑选英才出使西域，继承和发扬张骞在西域所建立的光辉功业，陈诚荣膺其选。
陈诚五次出使西域的经历：
第一次：1396年（大明洪武二十九年三月至九月），陈诚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出使撒里畏兀儿（今甘肃、青海、新疆交界一带），重建安定等卫，稳定了西部的政局。
第二次：1413年（大明永乐十一年九月）至1415年（大明永乐十三年十月），陈诚护送帖木儿帝国的使臣返回哈烈、撒马儿罕等地，并赏赐了沿途的西域诸地。
第三次：1416年（大明永乐十四年六月）至1418年（大明永乐十六年五月）。
第四次：1420年（大明永乐十六年十月至十八年十一月），出使地点与使命同前。
第五次：1424年（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行至甘肃时，闻永乐帝驾崩，奉命返回。
五次出使西域，除了赴撒里畏兀儿重建安定卫，安抚葱岭以东天山南北旧疆诸地外，陈诚的主要使命是与帖木儿帝国建立友好往来关系。
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在其所写的《明朝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一文中指出：“永乐年间，有20多次使团来自撒马儿罕和哈烈，有32次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镇，有44次使臣来自哈密绿洲和西北部附近。有些中亚商人和官员只到达中国西北境的居民点，未计在这个数字之内。即使如此，永乐在位的21年中，这些使团来访平均每年多达4次以上，可见明朝与中亚各地的亲密关系，这无疑是陈诚这些高度成功的和受到很好接待的使臣促进的。”为此，遥远漫长的丝绸古道上，也再现了商旅相望于途、使节络绎不绝的盛况。
当陈诚第二次出使归来后，他曾向永乐皇帝呈送上两份报告，一份是《西域行程记》，为出使的日程记录，共5000字，主要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万里行程兼及沿途风物、地貌、气候、住地等。陈诚从哈密抵达吐鲁番，又径直向西过天山，到巩乃斯，渡伊犁河，绕过热海（今伊塞克湖），南下到哈烈。另一份是《西域番国志》，共8000字，分别记载了西域诸国的18处城镇，依次为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达什干、卜花儿、渴石、养夷、别失八里、土尔番、崖儿城、盐泽城、火州、鲁陈城、哈密。这些城镇按地理方位，大体是由西向东，与《行程记》成逆向排列，也就是行程记里取西行历程，山川风物则以东归次序记录。这也是明代亲历西域的唯一文献，被载入了《明实录》。后来明朝修《大明一统志》，清朝修《明史·西域传》等，都多次采用了这些文献，这些文献对于东西交通史和中亚文化史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明史》当中并没有为陈诚立传，但正如史学家谢国桢所说：“世徒知郑和之乘槎南洋，而不知陈诚之奉使西域，其功不减于郑和。”
◎故事感悟
陈诚五次出使西域的壮举，无疑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联系，推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陈诚出使西域的贡献和意义正在于此。
◎史海撷英
陈诚的文学造诣
明代的陈诚是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人。为了抒发“书生不惮驱驰苦，愿效微劳答圣朝”的心志，他在出使途中写下不少西行诗文，对西域的风光也多有描述。
比如，《哈密城》：“荒村漠漠连天阔，众木欣欣向日荣。”《火州城》（高昌故城）：“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睹汉官仪。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崖儿城》（交河故城）：“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设危城水上头。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学造诣。
◎文苑拾萃
陈诚诗二首
（明）陈诚
（一）《火焰山》
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
春光未半浑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
（二）《鲁陈城》
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
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
朱元璋与邻国友好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
朱元璋（1328—1398），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龙凤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死后葬于明孝陵。
明朝建立初期，很重视与周围睦邻的友好往来。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出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朱元璋每年都会派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地来中国朝贡，因此明朝初期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藩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繁盛景象。
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的邻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的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到明朝的册封，并由明朝进行封赏。但事实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明朝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与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过程中，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朱元璋对前来朝贡的邻国，不仅要回赐给国王礼品，还会赏赐来国的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带厚礼到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朱元璋“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因为这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却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做出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明太祖朱元璋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特地撰写“祖训”，并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也要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曾对外交原则做了如下阐述：
“四方诸夷，皆阴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一次重申了上述原则。
◎故事感悟
朱元璋对明朝初期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著，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海撷英
朱元璋重视教育
朱元璋是个很重视教育的皇帝，他曾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亲自抓教育问题。当时，“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的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之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具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就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是说，教师必须对学生大胆管理、严格教育。然而，吴老先生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旨意办事，任祭酒不到一年，就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被朱元璋给罢免了。
◎文苑拾萃
无题二首
（明）朱元璋
（一）《无题》
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
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
（二）《无题》
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
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
明成祖倡友好外交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安徽凤阳人。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明成祖朱棣在统治大明王朝时，曾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如愿以偿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一方面采用铁血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则又处处“恪守祖训”，按照祖宗的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朱棣还采取了各种“宽仁”的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决定了明成祖朱棣在内政外交上必然要继承太祖朱元璋的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则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
为此，明成祖朱棣在统治时期，继承了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明成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唯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明成祖与明太祖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即位之初（1402年），明成祖就积极开展各种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九月，他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腊、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至少派出10批使者分赴各国；到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派出6批使者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个国家，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远比明太祖时期更高。
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赍敕往谕，宣扬明成祖朱棣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
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明成祖朱棣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这一时期的和平外交效果更为显著。凡是使臣所到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据统计，从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就有61次，占出使总数的38.77%；而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就有318次，占总数的45.82%。可见，永乐一朝的外交活动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不仅在明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此外，明成祖朱棣还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开拓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