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随着传教士来华和西方天文、历算学的输入，“中国人从之游且崇信其学者颇多，而李凉庵（即李之藻）、徐元扈（即徐光启）为称首”。对此，沈德符也曾谈到“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业”。不仅如此，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等人，还向明朝政府积极推荐传教士，令他们参与到明朝历法的修订过程中。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钦天监推测再次出现重大失误：“初钦天奏称日食七分有余，未正一刻初亏，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复圆。春官正戈谦亨等又称，未正三刻初亏。已互异矣。既而兵部员外范守己驳之，谓亲验日晷，未正一刻不亏。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两刻，始见西南略有亏形。至申正两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余。盖历官前后俱误也。”这次失误也使请求改历的意见更加强烈。同西方天文、历算学有过接触的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于是上疏推荐庞迪我（1571—1618，西班牙人，1599年来华）、熊三拔等传教士参与修历。疏中说：“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李之藻也上疏力荐庞迪我等来华传教士参与修历，说：“今迪我等年龄向衰，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
此时，由于“庶务因循，未暇开局也”，之后“南京教案”发生，传教士被勒令回国，改订历法这件事也就一直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
崇祯皇帝继位后，“历法益疏舛”。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依西法和钦天监官员依《大统历》、《回回历》同时推算，“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崇祯皇帝在五月初三又传谕内阁：“钦天监推算日食前后刻数俱不对。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卿等传与他，姑恕一次，以后还要细心推算。如再错误，重治不饶。”
徐光启抓住时机，向崇祯皇帝详尽地叙述了采用西法修改《大统历》的必要性，他说：“近世言历诸家，大都宗郭守敬法，至若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视会，皆古所未闻，唯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历》会通归一。”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上疏，推荐龙华民（1560—1654，意大利人，1597年来华）、邓玉函（1576—1630，日耳曼人，1620年来华）参与修历。疏中说：“万历间西洋天学远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万历）四十等年曾经部复推举，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校正讹谬，增补阙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旧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功倍矣。”
这时候，李之藻也乘机进言：“唯西法精密，悉合天象，历试不爽。昔年天学臣利玛窦最称博洽，其学未传，遽婴疾弃世，至今士论惜之。今尚有其徒侣邓玉函、龙华民等，居住赐宇，精通历法天文，宜及时召用，饬令修改。”
此时，钦天监的官员因担心受到崇祯皇帝惩治，也主动要求修改历法。而崇祯皇帝其实也意识到，不用西洋历法就不能纠正《大统历》的差误，于是就批准了礼部和徐光启等人的建议，同意开设历局修历，由徐光启督修。并根据徐光启的推荐，“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一日，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筹建历局，开始编撰历书。开始时，历局的西方传教士只有龙华民、邓玉函两人，但龙华民的兴趣主要放在传教上，修历工作实际都落在了邓玉函的肩上。邓玉函病逝后，徐光启又上疏征召汤若望（1591—1666，日耳曼人）、罗雅谷（1593—1638，意大利人，1622年来华）入局参与修历。这样，便先后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位传教士应徐光启邀请，进入历局参与修历工作。
历局成立以后，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和徐光启随即着手翻译西洋天文学著作。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至十月二十七日计一月余，所著述翻译《历说历表》稿草7卷。忽因警患，臣光启屡奉明旨，拮据兵事，因之辍业，独两远臣与知历人等自行翻译，复得诸色《历表》稿草8卷”。邓玉函、龙华民等西方传教士与徐光启的合作方式，按照徐光启的说法，是“臣等藉诸臣之理与数，诸臣又借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倚，不可相无”。
在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当中，邓玉函是最博学的，“未来中国之前，他已名满日耳曼，医学、哲学、数学以及希伯来、加尔代、拉丁、希腊、德、英、法、葡文字，无一不精”。加入历局后，邓玉函的工作效率相当高。他不仅参与设计了历书的总体框架，还在半年时间里撰述了《测天约说》两卷、《大测》两卷和《历书总目录》，编写各种换算表10卷，还指导历局人员制造七政象限大仪两座、测量纪限大仪一座。主持历局工作的徐光启对邓玉函非常器重和依赖，称邓玉函“历学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
然而，正当徐光启等人“方愁精力有限，岁月易销”之时，在修历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邓玉函却于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初二日不幸病逝。为避免邓玉函的病逝影响历书的编译工作，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十六日，徐光启专门上疏，指出汤若望和罗雅谷两人“其术业与邓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很快，崇祯皇帝就给出指示：“历法方在改修，汤若望等既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
在进入历局之前，汤若望就“曾预测月食三次，皆验，声望立即四播”。他和罗雅谷一进入历局，就开始积极从事历书的编译工作，“译撰书表，制造仪器，算测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可谓是以身作则，不辞劳苦。
继徐光启之后主持历局和历书编译工作的李天经（原山东参政，后调京协助徐光启修历）上疏充分肯定传教士的贡献，说他们“融通度分时刻于数万里外，讲解躔度食于四五载中，可谓劳苦功高矣！”历书于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完成，“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编译成的历书先由徐光启亲自进呈三次，徐光启逝世后又由李天经继续进呈两次，共计137卷。
虽然《崇祯历书》编成后“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守旧历法家仍“多方阻挠，内官实左右之”，再加上崇祯皇帝优柔寡断，所以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经过多次验证，崇祯皇帝才“深知西法之密”，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颁诏推行《崇祯历书》。但可惜为时已晚，“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为表彰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西方传教士在修历中的突出贡献，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谕吏部议赐爵秩。然而，汤若望等传教士以“不婚不宦，9万里远来，唯为传教劝人，事奉天地万物真主，管顾自己灵魂，望身后之永福”为由固辞，请求崇祯帝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从其请，并敕礼部将御题“钦褒天学”匾额分赐各省西方传教士，悬挂于各地的天主教堂中。
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帝对“老勤年深”的汤若望加给“酒饭桌半张”，并着吏部另行议其劳绩，又赐“旌忠”匾额一方。
可以说，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参与编译的《崇祯历书》，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渐趋高潮的重要标志。在《崇祯历书》编成后的一个世纪当中，《崇祯历书》几乎成了中国天文学家学习西方天文学的唯一源泉和参考资料。
◎故事感悟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推进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将介绍西方科学作为其传教的重要策略，其中西方天文、历算学是其输入的重点。他们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进入历局，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史海撷英
徐光启与利玛窦
徐光启早就听说了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因此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请教。1600年，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即刻专程前往南京拜访。
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后，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并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利玛窦见徐光启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积极发展他为天主教徒，因此与徐光启愉快地交谈起来，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时，利玛窦对徐光启要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但却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教义的书。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终于在南京接受了洗礼，全家都加入天主教。后来，徐光启也成为了天主教会中最为得力的干将。
◎文苑拾萃
徐光启墓
徐光启墓位于上海市南丹路上的光启公园内。徐光启生前信仰天主教，因而逝世后他的墓也建在天主教堂的西南侧，现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徐光启是我国研究和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者，尤其在农业与天文学上的成就极为突出。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被葬在当时的法华浜和肇嘉浜汇合处，后其子孙汇居于此，徐家汇也因此得名。
1957年，当地政府对该墓地进行了修整，现墓地有花岗岩雕像。徐光启的雕像为身着官服的石雕胸像，基座则由周谷城题有“徐光启像”四个大字。
朱舜水东渡日本
鲜血不是甘露，用它灌溉的土地不会有好收成。——雨果
朱之瑜（1600—1682），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崇祯末两奉征辟，不就。南明弘光时授江西按察副使，亦不就。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影响。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朱舜水从小就聪明伶俐，到了30岁时，已精研史、书、五经等。崇祯十一年（1638年），朱舜水以“文武全才第一”被推荐到礼部，礼部又推举他为“开国以来第一才人”。然而这时，朱舜水目睹世道渐坏，决意远离仕途，潜心进行学术研究，自崇祯末至南明永历末，朝廷曾先后多次征召朱舜水，均被其婉拒。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为了保卫家园，朱舜水参与了王翊领导的四明山人民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
为了完成抗清大业，朱舜水曾四次东渡日本，辗转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朱舜水协同抗清名将郑成功入长江北伐。北伐失利后，为保持民族气节，朱舜水强忍心中悲愤，于当年辞别祖国，第五次流亡日本，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
初至日本长崎时，朱舜水举目无亲，又因多年飘零，囊空财尽。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得到了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的热情挽留，并敬礼为师，愿将自己菲薄的俸禄分一半来接济朱舜水。朱舜水深为感动，决定在留居的长崎讲学。一年后，朱舜水得到日本当局的首肯，破例特许他居留日本。
留居日本后的朱舜水，也揭开了他生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等淹贯的学问，极真挚和蔼的感情”，开始向日本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各种较为先进的实用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上至列国之君，下逮承学之士，皆待以宾师，执贽恐后”。朱舜水把孔孟誉为“经世致用”的鼻祖，积极提倡以儒学“移风易俗”、“建学立师”，从而大大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使德川幕府时代成为日本儒学隆盛的时代。
朱舜水做学问往往独树一帜，他从总结明朝覆亡的教训、清理宋明理学入手，倡导以实用、实理、实功、实行为主要内容的经世实学，并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政学说。为此，朱舜水也非常受欢迎，日本学生也不计其数，而首屈一指的要数安东守约和德川光国。他们在朱舜水的熏陶下，不但精通儒学、礼仪，而且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也有一定的造诣。后来，安东守约成为日本儒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德川光国则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始祖。康熙十一年（1672年），他们招集四方学者，由朱舜水具体指导，着手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200年后的“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