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朱舜水，不但把祖国的汉学带到了日本，还把当时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等技术介绍到了日本，并为日本撰写了《学宫图说》，设计了许多建筑物，凝聚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除此之外，朱舜水还把中国传统的器用食具、衣冠服饰、古升古尺等从图样到制法，都悉心传授给日本的工匠，对当时日本的建筑、奠礼、度量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朱舜水在将中国的文化、技艺传到日本的同时，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长处和优势。他曾明确指出：“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日本），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朱舜水虽然长期住在日本，享有盛名，但他时刻思念故国，念念不忘大海彼岸的故土和同胞，经常遥对祖国，“莫不日向乡而泣”。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朱舜水以83岁高龄离开了人世。四月二十六日，日本人民将他安葬在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中国式作坟，题曰“明徵君朱子墓”，加谥号“文恭先生”，还特地为他刻了雕像。
朱舜水生前所撰写的文章等，后来由国内著名学者马一浮搜集编成了《舜水遗书》29卷，由日本国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朱舜水先生文集》28卷。
◎故事感悟
朱舜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功绩；而他的著作集《朱舜水先生文集》，也留传后世，影响深远。
◎史海撷英
朱舜水反清复明
明朝灭亡后，朱舜水一直在为反清复明大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顺治十七年（1660年），朱舜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请，加入抗清斗争当中。第二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舜水都亲历行阵。
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两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等人目光短浅，盲目地屯兵在南京的坚城之下，贻误了最佳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清军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鉴于复明无望，朱舜水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漂洋过海东渡日本，永不再回故国。
◎文苑拾萃
避地日本感赋
（明）佚名
（其一）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其二）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朝鲜人来华学制造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1876年，日朝签订了《江华条约》。此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朝鲜呈内忧外患之势。面对西方的强烈冲击，朝鲜开始思索自强救国之策，开始学习近代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
1879年10月7日，朝鲜致仕太师李裕元致永平太守游智开一信，希望“拟仿古外国人入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干人员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11月5日，李鸿章在上奏此事时，认为“该国讲求武备，实难再缓。因缄覆游守，告以所请似属可行”。而其练兵制器，“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
尽管朝鲜内部对于派员前往中国学习军械制造提出了诸多问题，如海外诸国留驻北京“非学也，乃通商也”，未有成例；“军器事系于兵部”，而朝鲜来学往教“事系于礼部”，事权难以协调；学徒在津不熟悉情形，容易造成不良影响等等。但朝鲜国王坚排众议，认为朝鲜派往中国学习军器制造，“非一非再，则祗论事之紧慢而已，初行与否，有不可顾也。况此事之出于学造备御之策者乎，从当更为处分矣”。
1880年5月，朝鲜国王下旨要求朝中官员以“学行纯笃、吏治优异、技艺精敏、干局通炼、缮造兵械、能解算术”为标准，分别举荐了数人，拟派往天津学习。7月9日，朝鲜国王以讲究武备事，咨请北京礼部，正式提出派员来津学习武备。
到了8月29日，礼部奏朝鲜国王咨称，该国讲究武备，恳为转奏请旨。上谕随即要求李鸿章“妥筹具奏”，并且对朝鲜所请“简选解事人员，或于边外习教一层”详审其意。面对朝鲜派员到津局学造军械的请求，李鸿章基于朝鲜“讲求武备，实难再缓”和“俾获有成，藉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两点，全力支持。
9月4日，李鸿章将《妥筹朝鲜武备折》上奏朝廷，朝廷随后于6日发布上谕，明确指出“朝鲜为东北藩服，唇齿相依。该国现拟讲求武备，请派匠工前来天津学造器械，自宜府如所请，善为指引。本日已谕令礼部拣派通事伴送该国斋奏官卞元圭赴津，侔该员到后著李鸿章询问一切情形，再行奏明办理”。
于是在1881年，津局就出现了一群来自朝鲜半岛的诚心求教的学徒们。
◎故事感悟
朝鲜人民来我国学习军器制造，加强了两国的密切关系，互通了有无，在技术和材料上实现了透明化和共享，这也更有利于两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史海撷英
李鸿章结交恩师
李鸿章6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为自己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1845年的初次会试落榜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的门下学习，从而奠定了他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正患肺病，居住在城南的报国寺，每日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也就是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了《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赞李鸿章“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义后，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把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对李鸿章的殷切期望。
◎文苑拾萃
入都·其一
（清）李鸿章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
道光帝（1782—1850），爱新觉罗氏，名旻宁。满族。庙号宣宗。清仁宗（嘉庆帝）第二子。1820—1850年在位。年号道光，习称道光帝。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的东部，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自古就有着密切的政治、历史、文化交流。
宋开宝元年（968年），越南的丁部领（本名丁桓）击败交趾境内的割据势力，自称“大胜明皇帝”，建立了“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了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时期。
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从此以后，越南历代都对中国“修臣行礼”，中越两国也逐渐建立起了长达近千年的宗藩关系。在这近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越南不定期地派使臣来中国求封、进贡、谢祭、告哀等，中越文化交流也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批有别于普通总集与别集、产生于外交活动之中的新作品——北使诗文。在越南人的观念中，“北”指代中国，北使诗文指的就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所作的各体诗文。
在中越两国的文化传播与传承中，使臣，作为官方文化的代表，不仅是汉文典籍在越南独立自主时期最主要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也成为越南汉文化向中国本土回流的最重要承担者。
很早以前，汉文化向越南的传播就已经相当深入了。从古代越南铜鼓铭文、西汉南越王墓及广东南越王古冢出土物来看，早在公元前南越就已经开始使用汉语篆字了。南越王赵陀“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置南越九郡，开始推行礼乐文明的儒学、教育并深入展开。越南史学家视士燮为越南文化始祖：“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后代，岂不盛矣哉！”
随着汉语教育的开展，在越南也逐渐形成了以汉语言为主流的文学传统。保存在《弘明集》中交州法师道高的《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法明的《答李交州难佛不见形》等现存最早的越南文献，就是一个明证。唐代承隋之制，通过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并设立“南选使”，简补岭南交广官吏，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确立了安南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中央政府的制度，安南与中央政府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也更为畅通。爱州日南人姜公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德宗时登第，入京为官。上述情况表明，两国的文化存在密切的同源关系，越南古代文学实际上是汉文学在域外发展的一个分支。
越南进入独立封建王朝时期以后，继续模仿中国实行以推行儒家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太宁四年（1075年）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这是越南独立后首次实施科举，此后一直延续至1918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影响比在中国还要绵长。科举的实施使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进一步深化，确保了汉语言文化在越南文化中的统治地位。由此在科举制度下诞生的一大批进士、举人、秀才，成为了越南汉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坚力量，而使臣之职往往又由其中的佼佼者担任。仅据雅轩居士潘辉注（1755—1786）所编的《科榜标奇》一书，就可考知陈、前黎、莫、后黎各朝都曾以科举状元领北使之职。
由于出使要求承担文辞应对，因此越南使臣通常都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
比如，在后黎朝景兴庚辰年（1760年）以副使衔使华的黎贵惇，就可谓著作等身。据考证，他撰有《黎朝通史》、《抚边杂录》、《芸臺类语》等9种历史著作，有《易经肤说》、《春秋略说》、《金刚经注》、《阴骘文注》等12种古籍的校释注释之作，并且对中越诸多作家进行了批评研究，撰成《群书考辨》、《圣模贤范录》两书，著有《桂堂文集》、《潇湘百咏》、《北使通录》等9种诗文集，同时编撰了《全越诗录》、《皇越文海》两种诗文总集。此外，他还编有涉及佛教、道教、兵家、医术各领域的10种子部典籍。
再如，阮朝张登桂嗣德四年（1851年）使清，就曾参与修撰了《大南实录》、《大南会典撮要》等正史，又撰有《张广溪文集》及北使诗文集《使程万里集》。
又如，前黎朝邓鸣谦“景统辛酉（1501年），由侍书奉使，己巳再北使，迁吏部左侍郎，再升礼部尚书，兼史官副使总裁，知昭文局光给中，奉《大越史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这些使臣在越南是汉文学素养最高的文化群体，也是越南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中越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给越南古典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考证，如今在越南依然传世的北使诗文至少有80多种，目前所存写作时代最早的是陈朝的阮忠彦出使元朝时所作的《介轩诗稿》。阮忠彦为陈朝兴隆甲辰科（1304年）的二甲第一名，中第时“年十六，时号神童”。这本诗稿收录了阮忠彦于延祐四年（1317年）出使元朝时所作的81首诗，还有潘辉注作于景兴乙未年（1775年）、兴化省督同黄平政作于戊戌年（1778年）的序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