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版本最多、流传最为广泛，应属后黎阮宗奎的北使诗文集了。阮宗奎曾两度北使，其中撰于景兴壬戌年（1742年）的诗集《使华丛咏》，现存有17种抄本，有越南瑤亭胡士栋于乾隆戊戌年（1778年）、中国金陵张汉昭于乾隆八年（1743年）、淮阴李半村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序。诗歌的内容，不仅包括饯送使团酒宴中的题咏诗、北使途中题咏中国名胜古迹之诗，以及阮宗奎与正使阮翘的唱和诗等，还附载了阮朝李文馥的《周原杂咏草》，并与高伯适的152篇诗文、阮乔的北使诗文合编为《诗文集编》。同时，阮宗奎的北使诗文又被编为《使程》、《华程诗集》、《壬戌课使程诗集》三个集子，其流传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诗赋外交的产物，北使诗文既反映了汉文化向域外辐射的广度，也反映了其流传的深度。单纯从艺术价值来看，北使诗文未必都算得上精品，但它们却是越南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之一。从作者的数量来看，它们在越南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要超过七分之一；如果从集部相关类别的汉文作品而言，则占有五分之一的比重。这说明，以诗赋外交为主要形式的中越文化往来，是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
越南的诸多使臣，也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这也就意味着，诗赋外交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向宗主国展现汉文化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赋外交的名义下，通过对外交流的机会，吸收了各种新鲜的文化营养，推动了本国文学的发展。
越南古典文学分为汉文文学与喃文文学。如果说汉文文学是汉文化向越南传播直接结出的硕果，那么，喃文文学就是汉文化吸收越南本土文化元素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形式。所谓“喃字”，也就是一种模仿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用汉字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文字，又称做“字喃”。
郑怀德在其所著的《嘉定城通志·风俗志》中，就对喃字的诞生做了比较准确的概括：“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会意、谐声，以相识认。原无本国别样文字。”可见，喃字也分属于汉字的系统，可以说是属于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
北使诗文的主要内容，通常是对中国山川名胜的题咏，描绘山水的秀美瑰丽，抒发怀古的幽思，风格通常清淡典雅，是最常见的汉诗主题。而用喃文表现的汉文学经典主题，则更多地体现了俗语、口语与书面案头之作的结合，因此，这也是汉文化与越南民间本土文化相交融的一种方式。喃文作品与汉文北使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它们并非直接产生于外交场合。换句话说，它们既不属于唱和诗，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士人的欣赏。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越南使臣对于中越文学交流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使诗文的创作，他们更属于越南汉文学回流至中国的最重要传播者。以越南著名诗人绵审的作品流传为例。绵审（1819—1870年）是越南阮朝明命帝的第十子，封从国公，字仲渊，号椒园、仓山。史籍中没有见到绵审出访中国的记载，然而，他却是在中国作品流传最广、声誉最高的越南诗人。绵审之所以能够在异国声名远播，主要就得益于越南使臣的功劳。因为使臣们将他的作品集当成外交礼物赠送给了中国的士人，从而令其作品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
此外，绵审之弟的《苇野合集》、张登桂的《张广溪诗文集》等一批越南著名的诗文集，也都依赖于越使的外交活动而在中国得以广泛流传。
越南使臣的诗赋外交，成为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他们的外交产物——北使诗文，更是生动而细致地展现了中越古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以使臣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不仅局限在中国和越南之间，在整个汉文化圈中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故事感悟
越南使臣创造了北使诗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品种，他们同中国的文士所进行的赠答唱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等文学活动，是两种汉文学——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这些文学活动推动了越南古代文学的发展，促成了域外汉文学向母体的回流，同时也显示了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联系。
◎史海撷英
道光皇帝平定叛乱
1820年，清道光帝即位。刚刚继位只有10天的道光帝，就收到了新疆回部张格尔叛乱的消息。当时，张格尔率领300余人扰边，杀伤官兵，抢劫马匹，后被清军击溃。然而，道光皇帝对张格尔的叛乱不够重视，没有根除张格尔叛乱，使得张格尔再次积蓄力量，于道光四年（1824年）又开始骚扰边境。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率军500人攻陷四城，裂土称王。清政府不能再任由张格尔如此嚣张了，遂派将领将张格尔攻陷的四城收复。
道光八年（1828年）正月，张格尔被擒。五月，道光皇帝命令将张格尔“寸磔枭示”。
◎文苑拾萃
老 边
（清）道光
盛代从知守四夷，分来边界启鸿基。
可怜胜国倾财力，佑德皇天岂有私。
翘首陪都望不遥，秋山秋水净清廖。
而今策马经行外，尽是当年圣武昭。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其母王娡，在其被立为太子的同时被立为皇后。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前87），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谥号“孝武”，庙号世宗。
海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国这个著名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铸就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辉煌航海业绩。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代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提出了“丝路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以丝绸命名的中国通往西方各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是最早的中西方交往的通道。从此，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就逐渐展开了。
早在8000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中华第一舟”；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4700年前长江流域已经有了丝织品。由此可见，开启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很早就已经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了。浩瀚的海洋是大陆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但是，陆海不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通道。虽说印迹难觅，但随着考古重大发现的进展，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穿过绿洲和荒漠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篇章辉煌的一页。
据记载，西方对于中国的最初认识，是从丝绸开始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中国的蚕丝就已经传到西方了。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人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在古希腊的著作中，把中国称做“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年至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正式形成。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了新纪元。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西亚及更遥远的西方。
同样，汉武帝也开辟了海上通道。他派遣黄门译长带领招募的人员，携带各种各样的丝织品和黄金等物品出海，换回明珠和其他的珍宝异物。黄支国南面的已程不国，是汉代海上使者所到的最远一站。据学者考证，汉代使臣的航线大致是经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到达孟加拉湾，再由印度东海岸，经斯里兰卡回航。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从中国广东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沿着海岸远航到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了。
1—2世纪，地中海上的商人开始将印度的东海岸作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个产丝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汉文化也就是丝绸的文化。汉代中国丝货在地中海地区大受欢迎。根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身上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罗马恺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质地的长袍进入剧场，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丝绸成为罗马贵族妇女争相购置的服饰，成为罗马帝国最时尚的消费品之一。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4世纪，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也在一定的精神层面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追求美的视野。
唐朝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逐渐得到发展，地理学家贾耽对当时海上的交通航线有着相当详细的记载。这条运输丝绸到西方的航路，在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再由印度驶向阿曼湾，最终抵达波斯湾头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海上航路。除了远销丝绸之外，晚唐时期，华瓷也开始远销到北非的埃及等地。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等地。中国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驶来的海船，帆幡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海港也发展起来。
唐宋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瓷器被称做“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因此海运凸显出其优越性。在9—10世纪，中国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
历史进入南宋后，南宋朝廷是相当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的，不仅在沿海各地陆续设置了市舶司，还派专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不仅如此，民间商人也开始活跃于海外的各国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到华经商，中国对西方以及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变得更加详细。赵汝适《诸蕃志》一书中，就曾记载了埃及的情况，这些信息很可能就是到泉州进行贸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带来的。
元代陆海并举，中西交通路线空前扩展与畅通，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此时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北非地区扩展到了欧洲。当时，从泉州、广州到波斯湾的海路交流极为活跃。元末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记载了华商所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国家和地区，共载有220多个国名和地名。
著名的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走的是陆路，而回国走的则是海路。驰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且书中所叙述的富庶繁荣中国，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航海来华后，在泉州登岸。他在自己的《游记》中，赞誉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绍了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运贸易等盛况。
◎故事感悟
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要将丝绸、瓷器等物品输往西方的航路，当时更多地被加入了西方的因素，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各洲的海上大动脉。通过不断延伸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改变了欧洲时尚，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传播和影响，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史海撷英
汉武帝的晚年生活
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之后，国力大大增强。到了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巅峰时期。然而，晚年的汉武帝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当时，因为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导致全军覆没，汉武帝求神仙又没有求成，又因为巫蛊之祸而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令武帝遭受到了众多巨大的打击，从而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在轮台宫殿（并非新疆轮台）里下《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以此表示承认自己曾犯下的错误。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苑拾萃
秋风辞
（西汉）刘彻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