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Lonely Planet》做了一个调查，让旅行者选一个以前去过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使他们的人生发生大变化(Which destination has changed your life the most)，果不其然，印度是列在第一。印度这个地方，让人纠结之后又众望所归，旅行者无论爱与不爱，最后都投票到了这里。也是这个原因，让印度成了越来越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去了那里，其实我也能明白，即使是怀着最肤浅最虚荣的最不想告人的缘由，也会在那漫长道路里一片片神奇的土地上多多少少明白些什么。可是，在从泰国曼谷飞往印度加尔各答的飞机上，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那时我并不了解这片神奇的土地。只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臆想着未来的日子。虽然是憧憬许久的目的地，但是看到从印度抵达曼谷的那些背包客仿佛到了天堂的表情，还是让人有着些许担心的。
不过既然是奇迹之地，应该会有什么奇遇吧，其实还是有些期待的。
24小时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Finished.”印度司机说。
他拿起电话对着讲了一串印地语，扭头跟我们说警察会来处理的，我们可以回去了。
我看着路边这个已经没了气息的女人。绿色衣服裹着一个瘦小的女子，能看到细得只有小臂粗的腿和露出的骨头，瞪大的双眼在没有表情的脸上特别惊人，更不用说正围绕着女人飞舞的苍蝇。
这赤裸裸的生死一下子惊到了到达印度还不到24小时的我，死亡近在咫尺，生而脆弱，那种瞬间的无力感让我一下子没缓过来。突然觉得奔走几万里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地方？
印度加尔各答义工之旅
直到看到满加尔各答机场的纱丽，我才有了到达印度的真实感。纱丽的女人怎么都看不厌，额间的朱点、深邃的眼神、褐色的肌肤，这鲜艳的纱丽里载着女人最美丽的情怀，我总是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据说连考古学家都没法确切说清纱丽起于何时，只是5000多年前的摩诃婆罗多里就提到过纱丽。那些经历了岁月风霜日益丰腴的中年女人穿着半遮半露的纱丽居然更加风情，腰上露出的赘肉边走边颤可在鲜艳纱丽的衬托下居然性感无比。
飞机在中午降落在位于Dum Dum的加尔各答国际机场，加尔各答机场距市区大约17公里，等换完卢比，已经找不到背包客可以一起拼车去城里了，打听许久找到开往市中心的机场大巴。崭新的机场大巴座位上的塑料布还没有揭掉，恍然让人觉得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让人大跌眼镜的印度。车载喇叭里播放的是热情洋溢的宝莱坞音乐，而窗外是一个我的臆想未曾到过的世界：破旧斑驳的殖民风格的房子，穿着各色纱丽的印度女人，路边随意丢弃的垃圾，乞讨的儿童，黄色出租车，满街的TATA公交，彩色的公交上还画着印度的国旗，用英文写着India is great，高耸的广告牌有报纸集团的广告——大意写着比任何对手加起来都强，还有奥巴马和昂山素季的照片，下一个广告牌是银行的偌大的一行英文——钱不决定笑容的多少。
作为印度前首都，加尔各答是印度现代文学和艺术思想的诞生地。这个城市的历史上居然出现过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是泰戈尔、拉曼和特蕾莎修女。岁月也掩盖不了这座城市的风情，多年前一部英国电影《欢喜城》让人们熟悉了这个还有着人力车夫的城市加尔各答，大街小巷都是殖民时期的英式建筑模板。
后来冲向加尔各答的背包客都纷纷聚集在了萨德街，位于市中心的萨德街是昔日加尔各答著名的红灯区，现如今是背包客聚集区，满是廉价的住宿，之所以吸引众多旅行者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离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之家只有10分钟步行的路程，而到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之家做义工，是很多背包客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所在。晚饭时走进萨德街的Blue sky饭店，里面满是结束了一天工作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世界各国志愿者。
有长途旅行停在仁爱之家的义工，也有千里迢迢专程来工作的义工，相比之下，还是亚洲面孔的义工数量更多一些，尤以日韩义工居多。大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如果时间足够，可能我也会留下做阵子义工吧，那时满心都是关于开展印度之旅的期待。
走出餐馆走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人也就淹没在了数万种喇叭声的此起彼伏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简直是场无法忍受的白日噩梦。
本来并未打算在加尔各答逗留太久，满心激动想好好用心爱的单反相机拍拍这个彩色的国度。可是谁知当天晚上，单反相机便从上铺摔了下来，只剩镜头的碎片。第二天一早，在时差和对摔相机这件事的怨念之中，我跟着guest house的中国女孩到了仁爱之家。
人生真是件有趣的事情，一念之间的决定可能就把人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上，没法说哪条路好哪条路坏，或者命运之所至。反正，在所谓的时机到来时，在这局中之人是根本没时间反应的。
离开的每一步，都是回家的路
早晨醒来，精神还未从失去相机的悲伤中复苏，看着窗外教堂塔尖后徐徐升起的太阳，心想，这该是多么完美的构图，可惜相机已亡。
爬起来洗漱完毕，看到义工婷婷正要出门，没有相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便跟着婷婷前往仁爱之家。
义工们每天可以在仁爱之家吃一顿早餐，基本都是奶茶、面包和香蕉。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光，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新加坡妈妈带着一对混血儿子来做义工，隔壁旅馆的香港人每年都来工作一个月。早餐之后还有祈祷，祈祷之后便是送别今天离开的义工的仪式，将Last day的义工围在中间，一起唱歌感谢并祝福他们。
吃罢早饭，各国义工纷纷散去到各自服务的中心工作，我和中国女孩婷婷留在仁爱之家帮修女收拾人们捐赠的衣物。
过了会儿，一个美国修女说需要我们和印度司机去接一位老人，然后把老人送到垂死之家(Kalighat，也称临终关怀之家)。修女特地说，老人状态可能不好，我们愿意去吗？
当然会去。
抱着狭隘的救世情怀奔波到了现场，结局却是一句finished。
回程的车上，很茫然，一言不发。我们是来接她去垂死之家的，虽然那里的人们都是在等着死亡的来临，可是毕竟他们还活着。
依旧茫茫然地回到了仁爱之家，美国修女听完讲述后，告诉我们：上帝知道你们尽力了，虽然没能帮到她，但是我们还是祈祷她的灵魂有个好归宿。修女很认真地看着我们的眼睛，跟我们一人说了一遍。
在无限的悲哀之中，我请求安排我去残疾儿童之家做义工的修女让我同时也去垂死之家看看。修女看着还没从阴影中走出的我叹了口气，写了一张垂死之家的一日通行证给我。
穿过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走进了垂死之家的蓝色后门。
迎面走来一位亚洲中年女人，声音尖尖地问我：“寇利亚？”
我一脸迷茫地看着她。
看我没反应，她继续问：“From 寇利啊。”
听懂了From，就明白是在问我是不是韩国人。我赶紧摇摇头，答道：中国人。
心里琢磨这位中年女人一定是日本人。
尖嗓阿姨果然是日本人，和另外一位高个日本阿姨一并是垂死之家的风云人物，退休后来印度做志愿者，都在这里服务了好几个月，会帮忙安排新来的义工工作，和修女一起负责整个垂死之家的所有工作。可惜直到离开，我都不知道这两位阿姨的名字。
在垂死之家走了一圈，这里有十几位女性和30位男性，说白了，这里人的病都没法治了，留在这里，也是等死，只是，在被照顾中等死，可能会多一些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