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女部义工满员，尖嗓阿姨就安排我在男部帮忙。主要是洗餐具的工作。已经坐着好几位义工，欧美人居多。地上放着几个盆子，最前面是个桶，把饭盘里的剩饭倒进去，然后再依次在各个大盆子中洗涮，最后一个大盆子是清水，完毕后拿干布将餐具擦干摆好。
每个义工都埋头干活，法国人心不在焉的样子，跟韩国人唠嗑，发现这里很多都是医学院学生，上学期间专门奔赴印度做义工。
刚都洗完，就到了病人们的午饭时候，义工被叫出去分饭给病人们。
回廊里坐的都是还有自理能力的，不管是坐在椅子上的，或者窝在地上，将盘子递过去时，都会接着，然后埋头开始用手吃饭。
屋里躺着的就没这么简单了，每个病人要吃的食物类型不同，或需要喂饭，或需要哄着，都是分给长时间工作的义工分别照顾。
尖嗓阿姨递给我一杯水，让我去拿给屋里的高个阿姨。高个阿姨安排好一个病人后，来帮助日本义工小光，小光负责的这个印度中年病人，像是得了类似痴呆的病，似乎什么都不懂，一脸敌意地看着周围的人，一切又表现得像个小朋友，也不愿意接过小光手中的三明治，还要赶她走。
高个阿姨安抚了一会儿病人，接过三明治，逗着中年人，装作自己要吃掉三明治的样子，只见中年人猛地伸手抢过三明治，像从他人手中抢过自己喜爱物品的小孩一样兴奋着，然后扭身对着墙开始美滋滋地开吃。阿姨笑着拍了拍中年人，又赶去安排其他病人。
后来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英国一位临终关怀先驱西塞利·桑德斯的话“我曾经问过一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的人，他最想从照顾他的人身上得到什么。他说‘希望他们看起来像想了解我的样子’”时，我想到了这个高个阿姨。
走出病房，大部分病人已经吃完饭了，其中一个病人满眼呆滞地望着面前忙来忙去的修女和义工，然后坐在地上，用手按着地开始挪动，身后是长长一道排泄物轨迹。修女冲过来把病人带走，拖地换衣。
我们接着又在洗碗间开始新一轮的工作。
看着垂死之家的这些人，想起旅馆的中国女孩问我：“如果那个绿衣妇人不死，是需要你把她抱上车，送到Kalighat，清洗伤口洗澡换衣捉虱子，你能做到吗？况且送到了垂死之家也是如行尸走肉般等死，可能连她都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也许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在我并未经历的时候。可当在Kalighat看着这些被照顾着的人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活着，无论如何。
我看过亲人离世，也见过太平间门口那些哭得肝肠寸断的人，心里虽然难受，但总归能理解生死无常，然后，就觉得自己能看淡了，生死由命。在旅行途中更新博客的时候，还叫嚣着让年轻人们不能为了不可知的命数而放弃冒险。可当我在加尔各答街头听到那句finished的时候，心中却是无尽的悲哀。
在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如此地害怕死亡这件事情。我所谓的冒险所谓的勇敢，只是在拿自己一直的好运气做赌注，每次生活里的冒险，我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运气。可是一旦好运用完，让我真遇到些什么的时候，只是手足无措。《项塔兰》中有句话：我们所谓的懦弱，往往只是吃惊的另一种说法，所谓的勇敢，绝大部分谈不上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想来那些遥远的人们用勇气、勇敢与冒险，忽悠过多少无辜的追随者。
对于死亡话题，我很少提及，即使提到，也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至于心中的恐惧，一直未曾注意到，这些恐惧也从未登台表演过。
热爱自由和流浪的浪漫主义闺密说她能想到的一个行者最好的归宿就是死在路上，《荒野生存》里的克里斯托弗、朝圣之路里Tom的儿子，都是死在路上。虽然总因为离去的人而心中无限悲痛，那时候我的确觉得那是追随我心的旅人流浪者最好的归宿。等到我出发的那天，听到这归宿，我心里还是一惊。
无论路途到哪儿，宿命如何，我还是想活着回来，回来见我的家人朋友。
请对自己多些耐心
下午是去仁爱之家附近的Shishu Bhavan工作，Shishu Bhavan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残疾儿童之家，收留的是弃婴和残疾的无家可归的儿童。一进门，是孩子们哇哇的吵闹声，一个看起来有十几岁的孩子充满敌意地拿玩具砸我，事后观察这个孩子的思维能力可能只是停留在幼儿阶段；一个双手被布条缠着的孩子冲上来抱着我，然后时不时地歇斯底里痛哭。
那段时间除了我之外Shishu Bhavan有13位志愿者，9位日本女大学生，两位日本老人，还有两位法国女生。在儿童之家志愿者的工作就是陪孩子们玩，偌大的房间里摆着四排儿童床，还有一个游戏房，中间的一大片空地铺着彩色的塑料垫子，义工都坐在上面抱着岁数不等但全都无法动弹的孩子玩耍。墙上贴着很多彩色的海报，上面有孩子的照片，旁边写着一段英文，大意是孩子的名字、生日、得的疾病和性格。
一群三四岁的小孩，因为骨骼问题，根本没办法站起来没办法扭头，在那里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每天都等着志愿者来抱着玩、喂饭、换尿布。4点多的时候，修女开始分工，每个志愿者负责喂一个孩子吃饭，这些孩子被安全带固定在婴儿椅上，他们不能动，不会说话，甚至在把稀饭喂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仍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连咽下去这件事儿都不知道，只能学着修女的样子再喂口水混着一小部分稀饭让他们吃下去，必须要十分小心，才能确保他们不会呛着，一般喂完一小碗饭，四五十分钟就过去了。
端着饭坐在地上，虽然我是个喜爱小孩的人，就算任孩子吵闹，总还是能讲理能吃喝能说话，可是面对着这些有着深邃大眼睛却沉默的孩子的时候，我能做的只是一点一点喂饭喂水，擦净他们嘴边吐出的稀饭，用中文一直讲着你们一定要吃饭一定要长大啊。
在去仁爱之家之前，我确实以为自己应该属于那种心中有爱的人，起码应该在看见这些孩子的时候心中涌出一股大爱。可真的深入其中，心里却并未如想的那样泛起一阵阵温暖的爱，剩下的却是对命运无常的难过与对自己持久迷茫的焦虑。
每天清晨在萨德街嘈杂的喇叭声中醒来，每天都要感慨一次印度的汽车最好的部位也就是喇叭和刹车了。新的一天都是从Mother House的早餐开始，义工们会聚在一起，随着修女祈祷后便是送别Last Day的志愿者们，大家围成一圈，中间是即将离开的志愿者，所以义工一起唱歌送别这些人，歌词就是thank you，thank you，love you，love you，极其简单的调子和重复，却唱得围观的人心里挺难过的，虽然这一屋子都是已经习惯了相聚别离的背包客。
义工的最后一天，上午依然留在Mother House帮修女做些简单的工作，心里攒了很多问题，想问修女。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位修女的名字，可在我最焦虑的那一天，修女坐在我面前跟我聊了一个小时，修女讲的好多故事我都忘了，但在我倾诉了对死亡和生命的所有焦虑后，修女笑了笑，说：请对自己再多些耐心。
曾是享誉四方的殖民地名称，处处都留着殖民的痕迹，邮政总局、古老的博物馆，都是当年殖民时期的辉煌建筑，如今已经褪色。
这些人力车夫是加尔各答最完美的象征，未来希望无限渺茫，却挥汗如雨奋力挣扎，没有人想认真去了解他们，也很少有人愿意去认真了解这个城市。
待在Mother House的最后一天，正巧是特蕾莎修女诞辰101年的纪念日。院子里一改往日的安静，挤满了前来祭奠的人们，身着蓝边白纱丽的修女、穿着各色纱丽的妇人、古尔达男子和各肤色的外国人，跪下来，额头轻触特蕾莎修女的大理石坟冢。屋里一片宁静。
离开之前，走到街边一家Chai铺，印度拉茶店遍布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火车站也满是拎着一壶Chai叫卖的小贩，据说如果到了印度没有喝拉茶的话，几乎不能称为真正到过印度。拉茶铺里坐着两个印度人，面前是排得整齐的橘色陶器小杯，一杯售价5卢比，喝完后学印度人将茶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片。
店铺里的印度人笑着看着摔了茶碗的我。
再见，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