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词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署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并非以光华教员资格教授学生。今自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福也。20
张寿镛这件呈文还真起到了作用。据他后来告诉胡适，见到蒋介石后，两人有一番颇有意味的谈话——
看过呈文后，蒋介石问他：“这人究竟怎么样？”
张回答：“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
“可以引为同调吗？”
“可以，可以！”
听完张寿镛的这一番复述，胡适忍不住笑了：“这不是同调的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的问题。”就这样，在胡适的努力下，一场风波，轻松化解。
罗隆基也很识趣，主动辞去光华大学的教授职务，不再令胡适、张寿镛等人为难。
左右为难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罗隆基动手，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时中国公学正困于学潮之中，而学潮的核心人物马君武的一大罪名就是“包庇国家主义派”。在他们看来，罗隆基是国家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而在中国公学里，“近年来即为国家主义派与本党之斗争，一线相承，均与本党极不相容”21。因此，动罗隆基，其实就是动马君武。
党派斗争的一大法宝，就是铲除异己。1930年11月9日，听说于右任坚持第二天到校维持校务，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当即发表宣言，欢迎于右任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希望其能“铲除败类”。国民党方面的目的很明确， 坚持“倒马”，誓将马君武赶出中公校园。
11月11日，马君武还是回来了。
下午5时许，学生代表团通知全体同学排队前往吴淞江边迎接，并沿途张贴欢迎标语，“有许多同学见马校长下车，立即趋前握手，好像小孩见到慈父回家一样的高兴得热泪盈眶，而马校长见几百同学热烈欢迎的场面，也深受感动”22。
第二天一早，马君武赶到胡适寓所，与胡适、王云五、刘秉麟等人商谈学潮应对事宜。谈话过程中，不断有学生代表前来，敦劝马君武回校训话，并说学生齐集车站迎候。
胡适、王云五皆不赞成此议，坚持认为马君武应暂避风头。后经刘秉麟提议，由胡适、王云五二人以常务董事名义到校训话，并持马君武亲笔函去。学生代表这才散去。
当日下午，胡适和王云五一道前往中国公学，车到吴淞江边，看到有近千人在江边等候，手持旗帜，燃放鞭炮，其狂热之诚，令人感动。到校后，先由王云五宣布马君武手书，大意是劝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校董会解决”。而后，由胡适发表训话，现场的情形令很多同学记忆犹新：
在形势紧张的局势之下，胡适先生骤然莅校，于大礼堂召集全体同学讲话，首述校董会为私立学校最高行政机构，有权决定校长人选，各位的意思已经表示过了，应该静待校董会解决，先行复课。我也是赞成马先生做校长的一个，但也要看看马先生的意见如何。希望大家尊重校董会的职权，即日复课。最后问：各位对复课还有什么意见？有一位同学起来说：“我们相信胡先生的话，即日复课，但胡先生能否保证马先生一定回来做校长？”胡先生立即反问说：“各位罢课，能否保证马先生一定回来做校长？”大家一想，应该复课，于是一场风波，片言立决，适之先生的辩才，令人钦佩无已。23
应该说，胡适在处理中国公学风潮之事时，是相当理性的。尽管他对校董会的突然决议并不完全赞同，但还是觉得应该尽量尊重规则，一切努力按照程序进行。而且，他一向不赞成鼓动学生闹学潮，“以我十三年所看见闹学潮的经验，罢课是没有[不]失败的”。
11月13日，代表团发表宣言，宣布复课，但仍恳请校董会“早日开会，根本撤销准马辞职成案”“如仍不容纳学生公意，则第二次罢课势所难免”。
胡适的努力，令中国公学校园里主张“倒马”的势力坐立不安了。他们觉得，一旦马君武复任校长，日子肯定会不好过，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行出击。
当天，中国公学学生解决学潮同盟会呈文校董会，表示坚决拥护校董会议决原案，并敦促校长于右任即日就职。在这份呈文里，“倒马派”抨击胡适到校报告是“越俎代庖”，存有四大嫌疑：（一）鼓动学生反对钧会决议案；（二）以一校董资格代表校董会；（三）暗示学生闹风潮之方法；（四）以校董事资格代行非法学生会主席之职权，垄断会场。同盟会表示，将誓死拥护校董会原有决议案，欢迎于右任早日到校正式就职。
这样的言辞，难免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却正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口味。眼看事态就要平息，“倒马”目标即将破产，这些日夜惦记着将胡适、马君武等人拉下马的大佬们又不甘寂寞了。11月1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专门召集全市宣传会议，对中国公学学潮问题“颇多讨论”，“特发表严重宣言忠告各方”：
此次马君武之包庇反动，压迫同志，在人则以为骇异，在马氏却为必然之途径。然而公理尚存，纷起纠正，于是马氏亦走上胡适之覆辙，不容于社会，为校董会准予解职闻矣。该校董会爱中公之心切，痛学潮之迭生，遂敦请党国先进于公右任，出任艰巨，稍有人心者，应如何痛改前非，竭诚欢迎。孰知胡适以狡计未售，野心未泯，乘于公出席四中全会之便，不屑[惜]破坏该校董会之决议，数[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亲自莅校，百方阐明闹风潮决胜之道；于是成立纠察队以威逼组织代表团，而强奸全体学生之意旨。其心之毒，其行之狠，凡稍有热血爱党国者，莫不欲得胡氏以谢天下。24
细读这篇宣言的措辞，比之同盟会呈文里所写的，又胜一筹，连“其心之毒，其行之狠”之类的词汇都用上了，可见国民党势力真的是恼羞成怒了。胡适倒也不以为意，还颇有兴致地将刊有这些宣言的报纸都照样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一方面是当笑话看，另一方面是想为历史保存一点资料。
事实上，不仅是敌对力量不愿胡适介入中国公学风潮的调解，即便是始终支持胡适的“战友”们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胡适的良苦用心。在中国公学风潮中，胡适始终坚持己见，支持马君武，甚至不惜为之与昔日盟友高一涵分道扬镳，“十一月中，为了中公的事，几乎与一涵绝交而散”25。
从胡适日记的零星记载里看，高一涵是坚决站在“倒马”阵营之中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不过，他曾有一信致胡适，末尾处附笔写道：“中公是非真多，上学期已得兄允许，准我辞卸一切职务，马校长处请代为助一臂之力。我实不愿受此无期徒刑，教书已够生厌了，教书外更受莫须有之冤，真是冤哉枉也。”26由此可见，高一涵对中公早有怨言，而风潮刚好给了他一个宣泄的出口。胡适后来选择了原谅，曾主动去看望高一涵，重归于好。
让胡适感到极为不满的昔日盟友，还是蔡元培。风潮发生后，胡适一直寄望于作为校董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只要他稍稍向自己这边靠拢一点，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没想到，蔡元培对他所说的很多话，都是敷衍了事，在处理风潮的问题上态度含糊，不表态，不尽责，甚至一度赴京开会，将一堆烂摊子交给喜欢多管闲事的胡适。
11月12日，胡适曾致函蔡元培，称：“右任先生既已宣言不做校长，君武又因尊重校董会议案，不肯到校，此时解决校事的责任全在校董会。于、马两君皆有‘静候校董会解决’之宣言。（于君语见今日《新闻报》，君武语见他今日的手书。）故我与云五、南陔均盼先生能早日召集校董会。我在十日内即可成行北上，尤切盼能在最近时期中参加校董会议。”27
但蔡元培始终没有出现，更没有召开校董会。而随着回京时间的日益临近，胡适也渐渐失去了调停的耐心。11月17日，他满含失望和无奈地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告别：
我的行期已定廿六日，以后更不能与闻中公事了。收拾乱局之责全在校董会，所以我屡次不避嫌疑，为公进言。我在校二年，学生增至三倍，不曾罢一天的课。故此次见学生罢课，心有所不忍，遂又不避嫌疑，力劝学生复课。（当时有人提议，“复课问题当留待第四次全校大会表决”。主席问有无异议？一时无人发言，遂以“无异议”通过。我见事机间不容发，遂力主认此次之会为第四次全体大会，不使罢课问题延搁下去。）于今复课也成了我的罪状了。这种事决不会使我生气。但此后风潮若再延长下去，一个学期不久完了，将来局面不可收拾，此责岂容旁贷？28
这是胡适离开上海前给蔡元培的最后一封信。遗憾的是，直到11月28日胡适正式北上，中国公学校董会均未拿出积极解决办法。
火上浇油
11月19日，马君武返校上课，照常讲授西洋近代文化史课程。
当天下午，马君武召集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先谈赴日讲学的情形和感受，接着谈到了此次风潮。他说：“当初我本不打算来接中国公学的，因胡校长急欲脱身，极力相劝，及校董会一再催促，才决定前来，暂且维持一年半载，想不到校董会竟听信谗言，乘我出国机会，做出如此荒谬决定！”
对于被开除的学生李雄、严经照二人诬蔑他“包庇反动”，马君武极为不屑地驳斥道：“当年我追随孙总理中山先生首倡革命的时候，他们父母的精子和卵子还没有结合，还没有形成人的胚胎吧！”
话没说完，台下哄堂大笑。等笑声和掌声平静，马君武缓缓说道：“我今天之所以回来，是完全为了怕大家继续罢课，荒废学业。希望大家从今起照常安心上课，以学业为重！”29他甚至表示，愿意以任何名义对中国公学继续做贡献，不一定要居于何种名义。
这事实上是一种妥协。马君武的态度显而易见，只要校董会收回前议，允许他继续执掌中国公学，那么他就当没发生过任何风波，一切照旧。退一步说，即便校董会仍持前议，也应该有所表示，不宜再玩什么“沉默是金”的花样。
11月26日，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马君武单方面发表布告，宣布到校视事，校内一切仍由他完全负责。同时，他开始清理校内反对派力量，以旷课较多为由裁撤高一涵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改聘王云五继任。
马君武的“高调”返校，让“倒马派”异常紧张，担心他秋后算账。11月30日晚，“倒马派”学生代表纷拥至蔡元培家中，请他公开讲话，就马君武返校视事发表意见。看到群情激愤，蔡元培回应道：“马君武先生到校，是他自己去的，也是没有接卸以前当然的事。”言下之意，马君武返校视事，并非是继任校长，不过是为了办理交接事宜。
这与他后来回复胡适一封来信的观点，完全一致：“中公目前马先生业已积极维持，无待校董会正式委托；董事长如未得校董会同意，个人亦无正式表示之权；尊属弟未敢遵行，云五、南陔两兄亦同此观察；尚希鉴谅。”30胡适在来信中，曾建议他召集校董会，正式委托马君武返校维持校务。
显然，蔡元培玩的还是“拖字诀”，既不说“Yes”，也不说“No”，听凭风潮继续扩大。但事情总不能就这样一直拖下去，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12月29日，中国公学大学部梁耀垣等962名学生联名呈文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蒋介石：
现学潮已逾二月，校董会迄无解决办法，丁
音派仍欲包围校董会，任用第三者长校，以遂其私图。学生等以为学校现有如是完美之校长，而校董会不加细察，竟受人蒙蔽，许其引退，反欲另行物色新校长，此学生等所期期以为不可而坚决反对者也。学校行政虽不欲干预，但赤心为校之马校长，决不能任人逼迫引退而毫不反抗，私人去留虽不欲徒作拒迎，但能发展学校者则当誓死挽留。现年假已届，而校长问题尚成悬案，学生等认为此种责任，应由校董会完全负之。现校董会既无解决之方，惟有呈请钧部秉公处理，迅饬校董会收回准马校长辞职原案，并开除丁
音校董资格，以平学潮。31
这等于是要撇开校董会，直接呈请教育部介入解决中国公学风潮问题。凡事都有两面性，政府的介入固然可能有益于推动风潮解决，但亦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激化各方矛盾。
对于这一点，胡适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1931年1月14日，他实在不忍看中国公学继续乱下去，于是便给马君武写了一封信，批评其“近来节外生枝，处处授人以柄，把已得的同情都失掉了”，其中一个重大的失策之举就是以962人名义递交教育部的呈文，“中公是私立大学，今乃自己呈请政府干涉校董会！学生轻举妄动，尚不足责，先生何必制止救济”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