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早晨，代表团收到消息称，“倒马派”准备偷偷将宣言撕毁，于是紧急组织纠察组到岗值守，由绰号“铁牛”的篮球健将陈宝球领衔，手持木棍，日夜轮班，几次差点与“倒马派”大起冲突，最终守住了阵地。
对于学生们拥护马君武的主张，胡适态度明确，积极支持。11月2日，胡适致信上海媒体，公开发表声明：“中公学生十月三十一日大会的议决案四条，我对于他们挽留马君武先生的议决案是完全赞成的。君武先生任中公校长以来，辛苦经营，抱病从公，我知道最深，真是中公最尽忠的校长，此次辞职，最可惋惜。故我对于校中同学的挽留马校长，最热烈赞同，并且盼望校董会能审虑他们的意见。”
这个声明是颇有意味的。胡适本人虽为中国公学校董，但他个人的意见显然左右不了整个事态的发展。11月3日，他又一次去找蔡元培斡旋，希望蔡元培“愿意发一电与君武先生促他早回”，即便是新任命于右任为校长，也应该“请君武陪新校长到校”。这一次，蔡元培的态度稍微有所缓和，表示赞同胡适的意见，并在当天下午将拟好的电稿拿给胡适看。
事实上，蔡元培的这份电稿并没有发出。他给胡适的所谓交代，只是一种出于情面上的敷衍。而另一方面，11月6日，蔡元培以中国公学校董会董事长的名义发出布告：
中国公学校董会于本月六日在该校揭示布告云：两年前，本校全体同学打电报、派代表，催请不来的于校长右任先生，这一次经校董会推选，和我代表校董会再三敦劝，各教职员各同学再三欢迎，他才答应我们，准于本月十日到校。他这次是扶病来的。他这样维持本校的热诚，真是我们十二分感谢的。他是本校二十多年的老校董，是本校二十年前的老教员，是本校的最有力量的创办人，是创办本校宣言的起草者，他和本校的关系，比任何人更为密切。他是当代的老诗人，是教育界新闻界的老前辈，许多有思想的中年青年，都受过他的影响，或受过他的训练。他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必能使全校有生气，必能在最短时间使本校得有最大的发展，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我们预祝本校的发展，并为本校祝于校长的健康。此布。
董事长 蔡元培
十九年十一月六日16
这个布告，胡适是9日看到报纸才知道的。他仿佛被蔡元培“隔空”掴了一巴掌。布告签发时，蔡元培还在上海，本来是有机会告知胡适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可能是不想因为胡适而“搅黄”已经定下的安排。
胡适听说这个布告的内容是丁鸟音拟就的，但若没有蔡元培的签字确认，这个布告就等于一张废纸。他的内心有点埋怨蔡元培的“糊涂”，同时隐约地担心：蔡元培签完字就去了外地，到时于右任孤身前往中国公学就任，难免会引起纠纷。因此，胡适当即致函于右任，建议他等马君武抵沪后，一道前往中国公学就职。
可是，于右任并不领情，当晚即做出回复：“我来说明，明日我去公学不是就职，是维持而已。”这一天，于右任亲笔手书两份布告，张贴于中国公学校园之内：一份是致全体同学书，表示自己只是在校董会聘请新校长之前暂时负责维持校务；另一份是宣布将于次日下午到校。
于右任的态度，让胡适略感有些委屈，故而他后来在给蔡元培的信里曾抱怨：“夜来已得于君留下亲笔手书，决心要到校，我那能有和他商妥的余地？”
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10日早晨，他接到了蔡元培的来信：“中公事请公与于君商妥，弟并无成见。”这显然是将皮球又踢给了胡适。胡适不能不管，因为他当天又得到消息，马君武将于11日下午回到上海。
考虑再三，他再度拿起笔，给于右任写了一封短函，大意是说既然于右任先生已下定决心到校执事，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在信的末尾，他还是忍不住附笔带了一句：“君武明日下午可到。”
事情果如胡适所料，闻知于右任即将到校，“拥马派”当然不会坐视。11月10日上午，“拥马派”召集第三次全体大会，“到会千余人，讨论至二小时之久”，最终达成决议：一、自即日下午起实行罢课，非达到马校长复职目的不止；二、在马校长未向学生表示以前，请校董会暂缓履行校董会议决案；三、增加代表三十人担任挽马工作。另一方面，主张“倒马”的同盟会学生则在学校里到处张贴标语，大呼“欢迎党国元勋于校长”“欢迎中央委员于校长”“欢迎于校长肃清反动分子”等口号。两派学生遂大起冲突，大打出手，以致校方不得不请来军警包围学校，进行干预。
当天下午3时，于右任乘车到校，面对的果然是各种不欢迎。当晚，他在接受上海《新闻报》记者访问时，曾对自己白天的遭遇有详细描绘：
十日下午，予乘车赴校，抵江湾时，已闻校中于上午发生冲突，校之四围，派有军警保护，予不以为然，命将军警撤走。比抵校，则礼堂门已被人锁闭，学生中有人口作“嘶嘶”之声。予遂于场中召集学生开会，当即向学生演说，谓予之此来，不是来就校长之职，是暂为中公维持校务，希望各生安心读书，静待董事会解决，其大致情形，已见昨报。众生闻言，秩序颇佳，“嘶嘶”之声自此遂不复作。予之希望，本欲诸生勿荒学业，俟四中全会毕后，再想善后办法。惟今既罢课，多言无益，适足使纠纷愈弄愈大，只好听其自然，董事会或将再行开会一次，以资解决。17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过一天的折腾，于右任终于明白，这一潭浑水不是那么好蹚的，决心“坚持前言，不愿为中公校长”，从此不再到校。
教授被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1月4日，中国公学风潮尚未平息，胡适到蔡元培家吃午饭，顺便作斡旋努力。席还未散，家中忽有人来告知：“有学生为紧急事，想见先生。”
胡适一听，心知不好，当即匆匆忙忙往回家赶，果然是个坏消息：“罗隆基在中国公学上课时，突然被公安局警察逮捕走了！”而拘捕名单中，还有中国公学学生邓中邦、张耀先。
据罗隆基后来回忆，11月4日下午1时许，他刚吃过午饭，正在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翻阅讲演笔记，忽然听到一个带点天津口音的北京腔：“罗隆基先生在这里吗？”
“在这里，我就是。”他应声而答，抬头就看见一个男子走了进来，一直走到他的面前。
“你是罗隆基先生吗？在光华大学教政治学的那位？”
“是啊！”
他话音刚落，那名男子就向门外做了个手势，很得意地喊道：“他在这里！”很快，休息室里又多了两三个便衣男子，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看这阵势，他已经猜出了几分光景，但还是故作镇定，只听一位男子开口说道：“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要请先生过去坐坐，有点教务上的事情，要向先生请教请教。”
“你们请我过去，有公文吗？”
“没有！”
这时候，中国公学教务长也闻讯而至，立即提出抗议：“罗先生是我们大学里的教授，他下午有功课，不能随便离开学校。”
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不肯松口：“不要紧，他立刻就可以回来。我们是请罗先生去谈谈。”
就这样，罗隆基被强行带进了门外早已预备的一辆汽车中，时间不长，便被拘押进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一间小房子里。他被捕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把我捉到这里来呢？”罗隆基并不慌张，镇定而愤怒地质问前来提审他的警察。
警察这时才道出实情，原来是有人举报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并称他是“国家主义的领袖”，进而控告他有“共产的嫌疑”。
罗隆基觉得很可笑，在中国公学里，他一直被当作“国家主义”的代表，但这次一下给他安了这么多“头衔”，还真是始料未及，正欲发作，突然听到对方说道：“有人来保了，罗先生立刻可以出去了。”
又是一辆早已预备好的汽车，将罗隆基送回到家中时，已是晚上6点15分了。听夫人说起，罗隆基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快被释放，全在于胡适的全力营救。18
胡适与罗隆基同属“新月派”，两人曾在“人权运动”中一唱一和，写下了许多令国民党胆战心惊的政论文章。从1930年4月起，罗隆基执掌《新月》主编大权，一共编了12期，期期有“猛料”，直指当权者的专制统治，自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听说罗隆基在中国公学被捕，胡适立即拜托蔡元培去找市长张群，又另托人去寻公安局长袁良，仍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宋子文，请他设法营救保释。很快，各方面传来消息：宋子文同意请财政部次长兼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前去保释，而市长张群也表示愿意尽快协调释放罗隆基。
罗隆基一获自由，立即给胡适打去电话：原来控告他的正是对他们两人恨之入骨的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对于国民党的这一举动，胡适在当天的日记评论道：“这真是绝荒谬的举动。国民党之自杀政策真奇怪！”
对于这一次被捕，罗隆基倒表现得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1931年初，他写下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讲述被捕经过，呼吁人权与法治，刊登在《新月》杂志上，继续毫不留情地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开火。
这自然又惹恼了国民党。1931年1月11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是日光华大学得教育部电令，要撤退罗隆基的教授。校长张寿镛把此令给罗看，令人劝他不要去光华上课，仍每月送他俸给二百四十元。”
第三天一早，胡适从报上看到了教育部的那道电令，关于罗隆基的内容是：“罗隆基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胡适心知，此令措辞严厉，既然已经发表，便很难收回了，但为保护罗隆基，保护言论自由，他还是决定做一番尝试和努力。
他找到与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金井羊，谈了许久，再三拜托对方向陈布雷解释：“罗事系个人负责的言论，不应由学校辞退他，更不应由教育部令学校辞退他。”
1月15日，胡适接到了金井羊的快信，看来斡旋失败了。陈布雷的态度很坚定，“撤回命令殊属难能”。
胡适并不死心。当天晚上，他决定亲自给陈布雷写一封长信，阐述自己的主张，其中写道：
光华之事，完全与罗隆基无关。此上海人士所共知。今所以罪罗君者，只因他在《新月》杂志作文得罪党部及政府而已。《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惟在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来，我们自信无犯罪之理。所谓“负责任”者，我们对于所发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党部与政府如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用书面驳辩，或令作者更正。如有干犯法律之言论，亦宜有法律的手续，向法庭控诉。凡法律以外的干涉，似皆足以开恶例而贻讥世界。
罗君所作文字，一一可以复按，其中皆无有“恶意的”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而已。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民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讦或阴谋叛逆之路上去。《新月》同人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故二年以来，虽不蒙党国当局所谅解，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国中若无“以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的风气，则政府自弃其诤友，自居于专制暴行，只可以逼人民出于匿名的、恶意的、阴谋的攻击而已。19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是胡适的一种提倡，所以他特意在这几个字的下面标上了着重号。在他看来，一切负责任的文字，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胡适一生很少用化名写评论文字，正是此理。
对于党部和政府一再给《新月》施压，给中国公学施压，给罗隆基施压，胡适觉得不可理喻：“政府对《新月》，不取公开的辨正，又不用法律的手续，只用宣传部密令停止其邮寄，已为失当之举动。至于因个人在校外负责发表的言论，而用政府的威力，饬令学校辞退其学术上的职务，此举尤为错误。私人发表的言论，只负法律上的责任，不应影响其在学术上的职务。教授在学校内，只须他能尽他的教授的职务，皆应受相当的保障。在法庭未判决他有罪以前，他是一个公民，应该享受职业上的自由。学校方面对他在校外发表的言论，皆不应加以干涉。学校只求他能担任他所任的教授任务而已。”
1月17日，胡适再度去找张寿镛，谈罗隆基事，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转寰的余地。没想到，张寿镛大打官腔，竟让胡适转告罗隆基不要再去光华上课，并抱怨说：“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
看到张寿镛如此态度，胡适有点不悦，断然回绝道：“承先生把我当作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不看见，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禁止他，用什么法子？叫警察？调兵？用学生？”
听到这里，张寿镛似乎也意识到有点不妥，当即改口：“我一定装作不知道。”他还告诉胡适，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尽力帮罗隆基“松绑”。两天后，胡适看到了张寿镛写给蒋介石的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