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人事调整，邵力子和朱经农最感满意的是戴君亮。戴君亮是湖南人，善治民法学，留日学生，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朱经农说：“我们得到戴君亮兄担任教务长是一件可庆幸的事，他的头脑清楚，态度公平，办事精干，使我减轻负担不少。”学校里的一些重要岗位被国民党势力占据，令很多师生不满，比如对于担任秘书长兼总务长的朱应鹏，当时就有学生写信给胡适，表达内心的愤懑：“三年努力之中公，完矣。以一未受高等教育之人出任秘书长，大有权倾一世之概，教职两方均为其把持，时人窃笑其为乡坝老吃寿酒，虽谑亦逼真。”“隆盛的中公，为一、二人意气所送，用人亦难矣！”6
但求问心无愧，岂能尽如人意。平心而论，邵力子接手中国公学，还是想做一点事情的。到任当月，即呈文教育部，请求补助经费。在3月20日的这份呈稿里，邵力子先是大概描述了中国公学的重建情况，“数周以来，精神气象咸为一新，此后关于校务、训育诸端犹当改进，期无负大部作育之望”，转而进入正题：
惟是教育虽首重精神，而善工必赖利器。属校常年经费，合校董拨助及学费收入，仅足维持，向无余羡可以增加设备。数年来，一切惟有因陋就简，常循旧轨。查此次接收之时积欠近两万元。现在属校学生总数达一千二百人，本科学程凡一百五十门，预科分级凡五，而足资授课之教室仅十二间有奇；图书二万余册因无专馆，仅就教室分间陈览；理化器械多属陈旧，必须添置。是数者在大学中靡可稍缺。特欲完成斯种设备，非借助他山不可。近闻沪上各私立大学有联名呈请钧部转求补助之举，当时以属校正在改组，未及列名。伏思属校以往成绩既不后于他人，今后设施亦当力求完备。大部如能俯准各校之吁请，当不坐视属校之向隅。是用单独具呈，请求鉴核，准予并案提出国务会议，指定的款补助，俾增设备而利进行。7
这封信写得言辞恳切、不卑不亢，很快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正面回应。在以“兼理教育部部长蒋中正”名义发出的密令里，教育部表示，近年来，中央财政也很拮据，对于各私立大学实难兼顾，但考虑到中国公学情况特殊，自创办以来，颇有成就，因而“于万难设法之中勉为筹措”，补贴国币一万元，专项用于购置图书和仪器。
偌大一所学校，仅有这么一点补贴，肯定是杯水车薪。4月30日，邵力子又呈文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兑现孙中山时代承诺的40万元整理公债票，并将之更换为有息债票，作为公学基金。但此事后来似乎又是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老校长胡适又写来“催债信”，提醒邵力子和朱经农“特别注意”几件账目：一是马君武时期借的宿舍建筑款，应继续依照合同分期付款；二是熊克武、但懋辛两校董垫付的办学款，之前已陆续还了一些，但还剩1.1万余元，可等学校经济宽裕时陆续拨还；三是王敬芳担任校长期间曾欠下几笔借款，都得到过胡适的口头承认，但未有学校正式函件，希望“校中与以追认”。这些债务很多都不是胡适经手的，但他考虑到邵力子出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中，唯有朱经农是旧时相识，其余的“皆与学校无关系”，因而主动写信沟通，并不希望即能拨还，只要校董会考虑后承认即可。
邵力子任内，虽然每年招生学费可达7.5万余元，但扣除各种旧债、办公经费，所剩无几，显然无法逐一偿清这些债务。1933年3月，正大银行就写信给校董会董事长蔡元培，言辞激烈，要求偿还当年借下的建筑款，“岂可为区区而致涉讼公庭”！
经费的紧张，难免掣肘着邵力子的重建计划。在就任典礼上，他曾许诺要增设理学院或者工学院，要将中国公学办成一个完全的大学。然而建设理工学院，要比文商学院投入更多，特别是仪器和馆舍的建设费用，势必不菲。为此，邵力子除了不断向政府呈文要求拨款资助外，还向社会人员四方游说，争取更大更多的经费支持。
在现存的中国公学档案资料里，有一封邵力子致杜月笙的函稿，内容主要是感谢杜氏为中国公学捐款：“顷奉钱芥尘先[生]手书，敬稔前承台端慨捐银币叁万圆正，业已存入先施公司待领。惠风膏雨，遍地阳春，云天隆情，曷胜铭感！其除呈请教育部照章褒奖外，并派敝校朱副校长经农先生暨事务主任胡独鸣先生随带收据踵前拜领。”8这笔钱后来被用于科学馆建设，成为邵力子任内对于中国公学做出的最大贡献。
整体上看，由于邵力子很少到校，对学校事务过问并不多，因而与学生感情亦淡。“许多同学对于朱副校长都很尊敬，但对邵力子却不满意。平时他不到校，星期一偶尔到校主持纪念周，同学用跺地板来表示抗议。”9当时“倒马”的同盟会，已更名为浦涛社，想维持局势，每逢邵力子到校主持纪念周时，便出动大批人马，调查跺脚人员，却无济于事。
1931年6月，朱经农辞去副校长职务，由潘公展接任，邵力子就更少到校了。
潘公展：反对抗日，被扔石头
潘公展，原名有猷，字干卿，号公展，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成绩优异，经常在英文演讲比赛中夺冠。在此期间，他经常为校刊《约翰声》投稿，因文笔出色，观点新颖，被《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被推举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会刊主编，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
1927年1月，经陈果夫介绍，潘公展与陈布雷同往南昌拜会蒋介石，从此思想大变，“表示从此要与蒋共命运”。当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张静江任主席，潘公展任分会委员，开始实现由一个报人向国民党要员的身份变化。1929年，以陈立夫、陈果夫为中心成立“中央俱乐部”（简称CC系），集结蒋介石的亲信、党徒，潘公展应邀加盟，并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潘公展曾是胡适的同路人。1919年4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应胡适之邀到中国讲学，首场演讲在江苏省教育会会场进行，记录者正是潘公展。此文后经整理，发表在《教育潮》上。
到了1929年“人权论战”时期，潘公展已成国民党要员，在党内地位如日中天，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胡说”当然不会轻易放过。1929年9月2日，潘公展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及社会局纪念周上发表演讲，题为《“行易知难”的解释》，对胡适此前发表的观点进行批判，后来此文与一批“炮轰”胡适的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由光明书局出版。书名即由潘公展题签。
1931年3月3日，潘公展被中国公学校董会增选为新校董，由此介入校务决策。6月，朱经农辞职，潘公展获得校董会信任，继任副校长一职，主持校政。
朱经农任上，励精图治，在艰难中挽狂澜于既倒，令备受创伤的中国公学重振旗鼓，焕然一变。1951年，王云五曾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先生》，对朱经农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期间的成绩，有过一番评价：“中公为经农母校，入民国改为大学，中经多故，迭次易长，纠纷亦时起，然其间最安定之时期莫如胡适之之长该校与经农之副长该校任内，此固师生所共同称道也。”10潘公展此时接手，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无奈时运不济，国内风云突变，家国安危压倒了书声琅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柳条湖事件”，悍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翌日侵占沈阳，举世震惊。年轻人，总是充满爱国的热情和力量。很短时间内，全国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上海各大学亦不例外，每校出代表两人，组建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为“大学联”，成员多是国民党籍学生。各校成立一个总队，分头实施军训。
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成立当天，训导长童行白亲自到场指导。同学们推选干事聂海帆任大会主席，并推举何景元、邱希圣、申葆文、乔延逵等十余人为代表，假一间教室为办公室，分设总务、会计、宣传、联络各组，每晚7时至8时集会、办公、议事，交换消息，书写标语。宣传组最忙，每天写好标语后，要赶往吴淞至江湾，或吴淞至宝山一带，沿途张贴，或就地演说。
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共编为三个大队，大队长由军训教官担任，副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都由学生担任。这些“学生官”其实也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就每天先在篮球房接受特别训练，然后再去教其他同学，“每天上操非常辛苦，同学们全部穿着黄呢制服，队长也都挂武装带，和正式军官一样”11。
9月25日，上海各大学学生决定赴南京请愿。中国公学共有60余人参加，分成四组，各推一人负责联络。安徽籍学生吴正之任领队，浙江籍学生邱希圣任临时对外代表。当天，请愿代表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夜宿中央大学礼堂。校长邵力子当时正在南京，便抽空会见了学生代表，做简短讲话，并拿出100元给学生代表解决吃饭问题。
第二天一早，各校整队，依次出发，进入国民政府，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此次各校参加请愿的人数，加起来计500余人，以国民党籍学生居多。由于都是出于爱国之心，故而一切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一见到这些来自上海的学生，蒋介石就厉声问道：“上海各大学学生！你们为何不去广州请愿？”
代表回答：“我们不承认那个政府，所以来京请愿。”
听完回答，蒋介石语气诚恳地继续说道：“你们既承认南京这个政府，就应该服从这个政府的命令！你们要求抗日，爱国的精神可嘉，但是出兵抗日，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现在我郑重告诉你们，政府是有抗日决心的，希望你们要信任政府，各回学校，安心读书；如果有志从戎，可去中央军校报名，接受军事教育，将来报效国家。”12
这一番话，立刻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学生。请愿团走出国民政府后，当街宣布解散，各回各校，恢复上课。
到了11月间，日本关东军宣称要进驻锦州，于是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再度组织起来，赴上海各区宣传。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的同学“叫得声嘶力竭，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吴淞”，打听到另一组的同学早就回来了，遂心生不满，要求改选干事会。
此时，随着国内局势的风云骤变，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引发各方不满。各党派势力纷纷露出水面，日益活跃，有将单纯的学生抗日运动转变为反政府活动的趋向。潘公展身为国民党要员，又是中国公学副校长，担心学生被党派势力利用，于是便出面阻止学生过多参与抗日运动。
徐鸣亚、樊振邦等人罢免何景元的抗日救国会主席职务后，被潘公展找到副校长室谈话。潘公展说，你们就不该改选，如要改选，至少要向学校报告一声，再行实施，否则就是不合法。
徐鸣亚、樊振邦等人不解，回应说：“这是大会的临时动议，自然无法事先报告。”
潘公展听后，极为不悦，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这是为共产党所利用！”
这时候，外面正聚集着很多同学，都在探听风声，突然听到潘公展咆哮，顿生不满，向副校长室扔石头发泄。
据说，中国公学一年级江苏籍女生郭纲琳带头冲进副校长室，当面质问潘公展道：“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不让成立抗日救国会？”随后，她又猛敲校钟，集合同学，召开大会，并登台演讲，号召同学们不要当亡国奴，要坚决抗日，收回失地！
眼见学生们激情高涨，潘公展知道众怒难犯，只好改用缓和的语气说：“好！你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说完，便怏怏地乘汽车走了，从此不再回学校。
不久后，潘公展、朱应鹏宣布辞职，而邵力子因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也提出辞职。平心而论，此三人执掌中国公学期间，也曾想有所作为，但由于中国公学此前屡遭重创，恢复并非一日之事，而他们身为国民党政要的特殊身份，客观上又制约着自身的言行和决策，不免遭到学生的不满和批评。比如，中国公学学生余勋绩就曾写信给胡适说：
中公自师去后，君武师继任校长，不意学潮就从此开始，君武师被迫离校，而来了一位党国要人邵力子先生，在他任中公的结果，中公已往一切的光荣与学术的价值声誉都随他而毁灭了！后来愈闹愈烈，就是我们中公同学素极钦佩的朱经农师，也为朱应鹏那般党棍所逼迫，不得不离校而他去。沈阳事件发生以后，学生爱国运动勃兴，朱应鹏等极力设法压抑，于是更引起同学们怨恨。他们自把持中公后，对于学术丝毫不讲，一切设备皆不如前，要想有适之师长中公时那样的热心研究学术与言论的自由真不可得，至今犹使学生怀念无已。适之师一去，我们就失掉了一个教导的人，治学的方法更是无从学得。我们同学中只要有一人谈到适之师，其他的无有不悲叹适之师弃中公是我们的一个大损失，因为失掉了学术领导的人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