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中国公学，人心涣散，风雨飘零。
正如胡适所说，“中公学风真不坏，而十九年下季的风潮使不良分子与浮嚣分子得出头做主，遂致大乱而不可收拾”。大乱之后，校董会无力掌控局面，只得拱手将大权让渡给了教育部。
政府势力的介入，虽然暂时平息了风潮，却成为一只“无形之手”，或多或少影响着原本应该独立的大学决策。而兵燹之灾，更让飘零中的中国公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吴淞校舍。
1932年8月，劫后余生的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停办学校。后来，虽几经复校努力，均告失败。至此，中国教育史的一段传奇画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
朱经农：牺牲自己，来作缓冲
推选朱经农执掌中国公学，是胡适最先提出的。1931年1月23日，在奉劝马君武辞职的同时，他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谈中公事，我主张推朱经农长中公”。
朱经农，原名有畇，改名经，字经农，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8月生于浙江浦江县城。1904年到日本留学，后因反对日本政府颁行“取缔规则”，毅然返国，就读于中国公学，与胡适、任鸿隽同班。1908年，因对中国公学三干事擅自修改学校章程不满，朱经农、罗毅等人组织校友会，与校方相抗衡，被定性为“有意破坏公学”而遭开除。朱经农一气之下，带着167名同学集体退学，创办新中国公学，被推举为三干事之一，边当学生，边当教员。由于学校经费困窘，朱经农一度压力过大，神经错乱，跳河自杀，幸好被人及时救起。
新中国公学归并中国公学后，胡适一度思想消沉，堕落潦倒，朱经农作为兄长还规劝过他，为此后来胡适写有《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一诗表达感激之情：“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1916年，朱经农赴美留学，与胡适有了更多往来。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刚酝酿成熟，便喜不自胜地写信告诉了朱经农，可见两人关系之近。
1921年回国后，朱经农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沪江大学任职，后到教育部任普通教育司司长、常务次长。在教育部任上，对中国公学立案、办学等颇为关注，暗中给过不少帮助。对于政府势力介入大学，干扰办学独立，朱经农是颇为不屑的。1931年2月1日，他曾写信跟胡适“私谈”：“现在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育。前年政学系之于北京农大、法大，研究系之于上海中国公学、自治学院等，都是想做‘一色清一番’。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己，则除善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现在报纸发表的文字，把一个校长弄得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我看了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有点肉麻。”1
命运，往往充满巧合。写完这封信没多久，教育部临时接管中国公学，急需物色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新校长。可能是胡适向蔡元培的推荐起了作用，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陈布雷四次托人前往游说朱经农出任校长，后又亲自上门劝驾，但一直未能说动朱经农。
朱经农有很现实的考虑。自兄长去世以后，他的家庭经济负累较重，当时在考试院任职，每月可拿400余元的薪水，支持两个家庭用度“犹感竭蹶”，如今要他放弃这样的职位，去选择月薪只有200元的校长职务，实在为难，“故再三坚辞，仍不获谅解”。
陈布雷没有放弃，继续游说，蔡元培、王云五等人也不断劝说。朱经农最后答应，如果蔡元培或于右任同意出任校长，他愿意以副校长资格暂时帮忙。蔡元培当时正被“拥马派”攻击，一心只想退出，不愿来收拾这个残局。于右任之前到校，本来就抱着临时维持的心态，在遭到抵制后也不愿再过问中公之事，于是推荐好友邵力子出任校长，得到校董会同意。邵力子提出，要他出任校长可以，但必须请朱经农出任副校长。
事态相持之下，王云五向朱经农出示胡适写给他的信，对多数好学青年失却求学机会深表惋惜。朱经农看后，当晚即决定出任副校长，“然个人之利害，个人之痛苦，已无法顾及矣”。
本来朱经农考虑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继续兼职，每周两边各待三天，这样可以保证经济不致发生大困难。但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冲称“专门委员绝无兼办学校之可能”，无奈之下，朱经农只得辞职，专心到中国公学理事。
邵力子虽就任校长之职，但是很少到校，具体事务还是交给朱经农全面打理。2月24日，朱经农曾写有一信给胡适，谈他初到学校处理各项事务的艰难：
到沪数日，校中事务如一把乱头发，疏理甚难。所感困难，非言可宣，为免是非，暂缓详叙。现文理科由“拥马派”之李青崖主持，对兄之旧教员如杨鸿烈、马宗霍等均主不留，尤出意外，从知各种困难不仅发于一方面也。
弟始终决处超然态度，用人行政全以人才为标准，不问所谓“拥”“反”。但“拥者”“反者”之不能有容人之量，殊为可虑。而用人行政之权，又有种种牵制，将来成绩，殊不易言。惟有尽我诚心，冀开金石耳。2
朱经农写信给胡适，主要是想劝说胡适暂时不要辞去校董职务。此前，因风潮难平，蔡元培带头决意辞去校董职务，胡适当然更不会恋栈。邵力子接任后，要求教育部极力挽留旧校董，因而除丁鸟音业已辞职外，其余校董全部留任，包括胡适。
胡适的留任，给了朱经农很大的信心。但中国公学毕竟刚遭重创，种种难题千头万绪，令朱经农一度头晕脑涨，有苦难言。幸好他在办学上尚有经验，经过一番梳理，算是暂时厘清了脉络，“在已糜烂之后，限于环境，能够如此收场，重起炉灶，虽有美中不足，总算几百青年复得照旧读书，慰情聊胜于无了”3。
事实，正是如此。朱经农入校主事后不久，中国公学往日学生回校约1100余人，加上新生100余人，总计1200余人，规模甚巨。经费上虽有困难，但在校长邵力子的努力下，借到1万元以资抵补，再由银行透支一点，倒也勉强应付。
最令他头痛的还是人事问题，尤其是文理科学长李青崖与史地系主任杨鸿烈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杨鸿烈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又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后追随胡适聘请到中国公学任教，并担任文史学系主任。1931年初，马君武大动人事，趁杨鸿烈回京办事期间，另请同济大学附中校长李青崖到校接替其职务，后经胡适规劝，方改聘杨鸿烈为史地系主任。为此，胡适曾在日记大发感慨：“此等人君武尚不能相处，何况他人？”
马君武辞职后，杨鸿烈留任，但由于李青崖与马君武关系甚密，且又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支持，因而对杨鸿烈“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朱经农只好调动各方关系，为杨鸿烈寻找出路：一是给杨鸿烈在中国公学留下几点钟功课，在法科教法律思想史，这样可以住在校内；二是替他在王云五先生担任总经理的商务印书馆谋得一份差事，在出版部审查书籍，可以暂时应付一学期；三是经蔡元培介绍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王宠惠那里，找点法律方面的事情做，如不成，再回上海另行打算。
尽管朱经农在名义上是中国公学的副校长并主持日常校务，但在人事上受到了较多掣肘，尤其是李青崖等人的“挑战”。1931年5月10日，他写信向胡适抱怨：“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所请新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数理系方面，由力子力争，始保全胡耀楣仍任系主任，但教授中不无更动，盖青崖为文理科学长，不能不酌量容纳其意见也。”即便是对于教务处的人员去留问题，李青崖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极力反对挽留旧人，经教务长戴君亮再三请求，结果仍只留下了一位姓程的女工。
到中国公学任职，本来就非朱经农所愿，如今又面对此般状况，更令他动了另谋出路的念头。在此期间，他曾给胡适写过几封信，每封信里都有类似的表达。2月24日，他写道：“弟此来于个人之损失甚大，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均感痛苦。然我不来，则中公更无办法。他人作孽，我来扫垃圾，有苦说不出。倘得机会摆脱，立刻逃走。”到了5月3日，他又写道：“中公之事极不易办。学生与党部意见未消除，我处于两者之间，所感痛苦，非常之大。在我只是牺牲自己，来作缓冲。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得非常之苦。下学期我要走了。”在5月10日的那封信里，在结束后，他还不忘附笔一句：“我在中公至多一星期，等他入了常轨，我就要走。”
1931年6月，朱经农以侍奉母亲为由向中国公学校董会辞去副校长职务，随后受聘为山东齐鲁大学校长，迁居济南。
邵力子：惟是教育，首重精神
1931年3月2日，中国公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暨新校长就职典礼。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力子被推举为校长，这是政治势力正式渗入中国公学的开端。
邵力子，浙江绍兴人，初名景奎，又名夙寿，字仲辉。1910年10月，他与于右任等人一道创办《民立报》，取笔名为“力子”，“取义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游子谓游惰之人，力子谓勤劳之人，其后取消名号，即用力子为名”。
邵力子之所以能被各方接受，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与他此前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他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1902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时，蔡元培是总教习。他与于右任合作多年，曾共同奔走倡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并一道在《民立报》共同声讨袁世凯复辟春梦。更重要的是，邵力子还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在1928年前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参。
邵力子与中国公学最早的交集，应是在张东荪主政中公时期。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完学后，写了几篇文章，掀起“社会主义论战”，邵力子曾发文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后来，中国公学发生“驱舒逐张”风潮，邵力子以其创办的《民国日报》为阵地，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对张东荪带领警察到校布告开除学生的做法，极为不满：“混沌与黑暗都不足怕，最可怕的是以混沌遇混沌，以黑暗济黑暗。我还记得东荪君有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也幸而未达目的，使其竟达，怕北京大学风潮早起，那时要说‘混沌’与‘黑暗’怕还不振振有词吗？”4邵力子并非与张东荪有什么私人恩怨，更多可能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在与研究系的“对抗”中始终处于劣势，因而总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之针锋相对。
这一次，轮到邵力子走上执掌中国公学的舞台了。1931年2月14日，中国公学校董会召集会议，确认了这一任命。2月22日，邵力子到校与教育部临时接管委员会办理交接手续，并确定于3月2日正式开学。
开学当天，教育部代表顾树森、上海市党部代表潘公展、上海市政府代表岑德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及上海教育界的中法工专校长褚民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劳动大学校长王景岐等应邀出席。典礼上，邵力子作为新任校长致辞：
中国公学系为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而创设，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光荣之地位。本人担任中公校长，才力学问，均所不逮，更以职务关系，不能常川驻校，抱歉实深。至此次本校发生不幸事端，当非某一人之错误，要亦为不良环境所造成。旋经教部派员接管，并改学院为科，诸同学对此，或有不满之意，须知求学不在学校范围之大小、名称之如何，务应以研求实学为是。且凡属国民，均不能超越政府管理范围之外，对于政府命令，自当绝对服从。否则诸同学求学之使命，便陷于莫大之错误。此后诸同学更须努力学业，始能献社会人士之扶助、校董会之赞许。本人拟在最短期间，设法添办理学院或工学院，但目前以限于经费，只得仍照部定办法，渐谋发展。5
第二天，校董会开会表决，通过于右任、邵力子、陈果夫、潘公展为新校董，均为党国要人。邵力子到任后，不可避免地带入了很多党部的色彩。原先被马君武开除的国民党籍学生严经照恢复本校学籍，李雄则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同时，从新学期开始，党义课成为必修科目，所有在校学生都必须接受党义教育。当时的在校生浦风在日记里讥讽道，中国公学仅在报到登记的四天内，就“有了千余名忠实同志”。
校长到任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聘请教职员。经过各方努力，最后聘请到戴君亮担任教务长，朱应鹏担任秘书长兼总务长，李青崖担任文学院长，应成一为法学院长，刘秉麟为商学院长。同时，任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兼常务委员童行白任训育长，负责学生的党义教育和学生党员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