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遇到父亲之前，母亲为制作人艾琳·塞尔兹尼克工作（经塞尔兹尼克儿子的介绍，他是母亲的大学同学）。在结婚前以及婚后第一年，母亲为制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及其做演员的太太罗瑟琳·罗素工作。让母亲津津乐道的一件趣事是，她曾被派往巴黎去带回罗瑟琳·罗素不慎忘在那里的皮草和珠宝，还得穿戴在自己身上，镇定自若地通过海关，因为只有这样，稽查人员才会相信那些东西是属于母亲的，不必另外支付费用。
母亲大学毕业后就管理伦敦戏剧学校的纽约分部，连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我们搬去剑桥。
搬家之后，母亲重新开始找工作，她知道之前选角和为戏剧学校甄选学生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判断哪些人适合在什么职位的能力，让她找到了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办的工作。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她先后成为罗德克利夫学校的招生部主任，又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后被任命为招生及财务支持方面的副院长。
一所大学的“守门人”（筛选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母亲对于贿赂无动于衷（尽管我们不浪费美味的伊朗鱼子酱，也不会拒绝写着“你会认可贝拉”的幸运饼干。贝拉是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店主的女儿），对于威胁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人带着一把枪冲进母亲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的孩子入学就杀了母亲，结果，那人的孩子没能入学，而贝拉倒是入学了。
父亲要工作，母亲也要工作。几十年前的我们与今天行程满满的孩子不同，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偶尔才有交换生和毕业生到家里稍微管管我们。我们有钢琴课、足球训练，还有戏剧课。我们也有脚踏车，任务是准时出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是散养型的，放学后啃块饼干，然后跑得没影，直到晚饭时才现身。周末时，母亲和父亲在客厅各自看书，而我们有两个选择：坐下来看书，或者自动消失。
我们看电视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当时的电视只有三个频道，而且在白天从来不播放值得一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要么跑来跑去，要么看书。
我的母亲是职业女性，这在我的班里非常少见，但母亲从未把自己归类为职业妇女。她是位母亲，也在工作，仅此而已。“人们不会有职业男性这一说。”母亲有次对我说。她总是尽可能地参加我们学校的演出或者体育活动。“我觉得大家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陷入不快乐中。不快乐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如果你想要出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如果你可以不必工作，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工作。”
“你从未感到内疚吗？”
“从来没有。”
在“带孩子上班”的口号出现之前，母亲就有了自己的口号——带着孩子一起干活。我们经常被分配任务，比如帮母亲整理入学申请文件夹。在母亲看到年级、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自我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但是其他妈妈认可你出去工作吗？”
“嗯，一些妈妈觉得我一定会忽略你们所有人。记得你哥哥曾经想要在自己的午餐盒里放些狗饼干吗？你和妹妹也这么干过，记得吗？我猜可能是其他母亲让学校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告诉他们，已经咨询过儿科医生，狗饼干不会对你们的健康造成任何伤害，还可能对你们的牙齿有好处。不过，我并不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我做得不好。另外，当时许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毕竟，那可是60年代。”
回想起来，我许多朋友的父母都过着精彩万分的生活。我们当时住在一个独立的社区。那里的人都跟哈佛、麻省理工或布兰德斯有关，所以当我们想起自己的父母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他们与这些大学的关系，而不是他们在做什么工作。我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爱好和热衷的事：这个喜欢画画，那个喜欢做酸奶。
我们也目睹了许多混乱：电视机里播放的越南战争；哈佛广场发生的暴乱；鲍比·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通过同学的哥哥姐姐，我们知道了草案和民权运动，以及其他热点时事，也知道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其他的信息来自晚餐时的谈话以及《生活》杂志。
书籍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们认识的每家人，客厅里都有一个书架。不管父母的朋友，还是我们朋友的父母，都有人在写书。每个人都在看同一本书，因为都是每月俱乐部推荐的。爱德华·斯泰肯的《人类大家庭》是一本关于世界的摄影作品集，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为其作序，是每个咖啡桌的案头所好。约翰·厄普代克充满争议的小说《夫妇们》以通奸为主题，是每对夫妻的枕边书。每个人都有约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奈欧·马许、阿加沙·克里斯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是每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必备首选。列昂·由芮思是大家主要关注的作者，米切纳也算。当索尔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岛》以及君特·格拉斯的《锡鼓》出版后，立刻成为家家的必读之物。
有时我觉得母亲私底下想鼓励我们阅读超过能力范围的书。她会特别指出一些书说我们还太小，看不了，而因为这个，刺激我们更快把这些书看完。十岁时，我就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母亲说得没错，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点，后来再读一遍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之前遗漏的部分。之前我只记得书里松垮的西装。我们自己也发现其他不适合我们年龄读的书，埃里卡·琼的《怕飞》，大概是在我十一岁时出版的。这本书描述的内容让我震惊又痴迷，就像《性爱宝典》一样。经我们寻找，我父母没有这本书，但有朋友的父母有，不过他们把书藏了起来，只有那些淘气包和我们能够把它翻箱倒柜地找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讨论正在读的书。我读完了一本保罗·里维尔的奇妙文集，又津津有味地读完埃丝特·福布斯的《自由战士》，讲述的是一个跟着银匠保罗·里维尔的学徒手被烧伤之后的故事。我后来又找到了这位作者替保罗·里维尔撰写，并于1942年摘取普利策奖的传记，书名是《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这本传记我足足看了十一遍，每次读完就在内页做个标记，就跟囚徒记录被囚禁的岁月一样。
“来啊，你们可以问我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任何事情，什么都行！”我会在吃饭时央求我的哥哥妹妹。当他们不愿意问我时，母亲会勇敢地向我发问。遗憾的是，我现在把以前所知的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事情全忘了，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实，还有1/3首郎费罗歌颂保罗伟大事迹的诗歌。后来我建议母亲把重读埃丝特·福布斯写的传记作为读书会的项目，这样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说：“我阅读这本书的次数有一打之多了。”母亲拒绝了。她温柔而坚定地说，她从小到大已经听腻了里维尔。
小时候，我还看过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血染雪山堡》《纳瓦罗要塞的火炮》《链上的傀儡》。对于儿时阅读的书，我并没有记得多少，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链上的傀儡》中描述的一句话：“从他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自己身在荷兰。”
我最喜欢麦克莱恩写的那些只要拥有合适的队伍，就能做成任何事情的书。当然，队伍中会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够及时发现并克服那些困难（包括恶劣的天气、恐怖的海难），从而实现你的目标。当然，代价也会非常高昂。
你的某个好弟兄在故事中丧生，你会悲痛万分，但故事仍在继续。因为一切并非只关乎你，还有更为宏大、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与纳粹的抗争。麦克莱恩于1941年到1946年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关于二战的故事也是他最为优秀的作品。
一般九点钟上床睡觉时间过后，我会打着手电筒重读好几个小时里维尔的故事或麦克莱恩的书。母亲知道这些，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骂过我。现在我意识到，母亲为了应付一切而精疲力竭：三个孩子、一个丈夫、一间总需要整理的房子、一份需要到全国出差的重要工作、无处不在的咨询以及繁忙的会议。一位可爱的爱尔兰老奶奶曾帮助母亲在下午照顾妹妹，每周还为我们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怜的墨菲太太之后中过一次风，但仍在继续帮忙照顾妹妹。我以前常常会说，在剑桥居住了十四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的原因是母亲不忍心告诉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难以下咽，已经不复当初的美味了，而我们同样也没法再忍受每周把一整块不能吃的肉卷丢进垃圾箱的浪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