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母亲被那些无穷无尽的责任击败的那天。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家里的厨房，我一边吃麦片一边担心上学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互相斗嘴。距离我们外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母亲走下楼，看起来非常苦恼，这可是不常见的。我想要告诉她一些事，于是试着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看着母亲走向水龙头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把手洗干净，又拿出另一个药丸，自己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到她说过的词，接着又说：“糟糕，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又把我的避孕药喂了狗！”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狗没有问题，她也没事。她只不过会经历一次额外的驱虫；狗已经切除了卵巢，所以也不会生育小狗。
但回想起来，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急匆匆地干什么去，而是她安静地坐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是保罗·詹金斯色彩绚烂的画作，壁炉里烧着火，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膝上，她的双手伸出毯子拿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和父亲坐在一起，安静地看书。
回想过去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只想着母亲治疗的那些事情。通常，治疗的头一天以及之后的一两天，母亲感觉还不错，之后就感觉不那么好了。她的新信条是妹妹的一位从事专职临终护理的朋友告诉她的：“制订计划然后逐一完成它们。”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制订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是力所能及的。
每天她都在努力回复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几乎都在跟哥哥、妹妹和我说话，交流彼此的近况，谈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进展。《纽约客》的记者，才华横溢、充满魅力的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时机非常好，他正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写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去阿富汗待段时间再好不过了。
罹患癌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治疗的副作用。罗杰已经提醒过母亲，说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倒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来，只能悲惨地躺着。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糟糕。但口腔的疼痛还是让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甚至无法开口说话，而这一切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还有腹泻、便秘和无尽的疲劳。如果只是红血细胞数很低，输血能帮助缓解，但很多时候，母亲仅仅是纯粹的疲劳。保持体重是一项持续的奋战，因为化疗让她吃东西时味同嚼蜡。
让人庆幸的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很关照母亲。从某种角度，她能够理解许多医生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痛入骨髓的口腔疼痛，以及一个早上需要去五到十次厕所的状况，这些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本质上说，治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是一种临终护理——延缓肿瘤扩散的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以便她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母亲的疼痛程度（母亲不喜欢使用“疼痛”一词，她更喜欢说“不适”），在用药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感恩节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次都会邀请所有认识的无法回家过节的人来家里好好庆祝一番。在剑桥的那些年，我们家经常会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学生光顾，不仅仅是来吃感恩节晚餐，还会在家里待上一周。这可能是母亲对那个地区开始感兴趣的原因。母亲与难民一起工作之后，那些刚刚从波斯尼亚落户纽约的家庭，或者从利比里亚的热浪中千里迢迢来到纽约寒风中的学生们便都成了我们家的客人。
但这一年，让母亲张罗庆祝感恩节有些困难。于是我的朋友汤姆和安迪说可以在他们家举办感恩节晚餐。父亲和母亲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来用餐就行了。
感恩节那天早晨，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今天感觉不是太好。”她说。她想视情况而定，估计没办法参加感恩节晚餐了。前几天她还好好的，去听了两场音乐会、连着工作了几天、见了朋友、回了电子邮件，甚至还恢复了些食欲，所以现在身体不适感让她很沮丧。
母亲确诊已经两个月了，根本没办法判断事情的进展。一切就跟追逐股市一样。股票指数往下跌时，可能是大涨之前的小调整，也可能是大跌的开始。母亲那天感觉不好，可能是因为化疗，也可能是因为癌症病情的恶化。即使事情看起来有所好转，我们也无法确定事情的走向。可能是天大的好消息，比如肿瘤缩小了；也可能是玩股票的人说的“死猫式反弹”，这是个生动又残忍的比喻，用来表述那些希望出现的假象。变好还是崩盘？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惦记着，直到母亲的下一次扫描结果出来。
无法预估让母亲抓狂。她非常感激“感觉不错的日子”远远多于“感觉不太好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对好与不好更有把握。她尽力更新“威尔的玛丽·安新闻”博客，总是在公布坏消息时用“希望”来软化它。在母亲的口述下，我敲下文字，然后更新博客。
在与母亲或家里人聊起这个博客时，我会避免说出母亲是我的隐身写手，因为害怕会让她感觉到什么。她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为什么你不这么说？”然后接着是她以我的角度写下的几段文字，我“复制”、“粘贴”之后把文字更新到博客中。
那个感恩节早晨，母亲还因为忘记寄慰问信给一位教堂朋友而不安。那位朋友的父亲去世了。
“妈妈，我肯定她会理解的。她知道你生病了。”
“没事，我刚刚写了一封。还是那句话，感觉不舒服不是忘记其他人的借口。”
感恩节那天，母亲的病情开始恶化。但她仍然坚持让父亲、我和大卫去参加朋友家的庆祝。她自己在家喝点汤就行了。我们从不会反驳母亲的决定，所以这次我们也听她的了。
在朋友家度过的那个夜晚愉快极了，我们大吃大喝，开怀畅饮。大卫和我送父亲坐出租车回家，然后我们步行几条街回公寓。每个人都试图否认这像是一场母亲不在人世之后的感恩节。回到家里，大卫去睡觉了，我一直坐在客厅直到外面灯光都熄灭了。
我不允许自己陷入真正的悲伤之中。我让自己忙着工作、付账单、干洗衣服、写电子邮件，忙着生活中所有的寻常俗事。然后我想让自己停下，让悲伤将自己浸透，但我做不到。我可以静下来，也知道自己一直很难过。但在等着黎明到来之前，我发现自己无法一直处于悲伤之中。我为大卫·哈伯斯坦姆去世而流的眼泪，远远多过我为母亲晚期癌症流的，为休·格兰特的浪漫喜剧《真爱至上》流的眼泪，为麦克莱恩塑造的众多我所钟爱的书中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泪，都比为母亲流得多。
天亮了，我听到投递员将《纽约时报》丢在公寓门外的熟悉声响。我打开一盏灯，开始找我的《霍比特人》。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还能让我陶醉，是否还会让我在读时入迷。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书，随便翻开一页开始阅读。从第一次看它到现在大概有四十年了，一切都奇迹般地再现：霍比特的房屋、银汤勺、符文、兽人、小矮人、蜘蛛……大概看了二十分钟后，我偶然读到了书中霍比特英雄比尔博与他的伙伴小矮人们突然发现彼此失散在了黑暗的森林里。
比尔博急得团团转，疯狂地呼喊着伙伴的名字。他似乎也能听到伙伴们在呼喊着他。“但他们的哭泣声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微弱。过了一会儿，哭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所有的声音很快消失了，他独自一人被留在了毫无声息的黑暗之中。”
托尔金继续写道：“这是比尔博最悲惨的时刻。但他很快下定决心要等到天亮，因为天亮之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母亲说她感觉好点了。
母亲做化疗之前，我们坐在等候室里常坐的椅子上。我向她描述了感恩节的晚餐，说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而我一直在想着她。我没有提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的事，那多少有点哥特。但我说我又开始看《霍比特人》了，它仍然对我有强大的魔力。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母亲问。
“我想是因为这本书描述了人类或者霍比特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找到了自身的力量。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与麦克莱恩的作品差不多。”
“我也花了点时间想了想。”母亲说，“我很高兴你父亲那天能出门。我感觉难受的时候，他陪在旁边一定觉得很闷。我那天看了几页书，是关于人们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力量。”
“是哪本书？”
“《禁忌祈祷书》。”母亲回答。
“蒂蒂安？”
“不，威尔。”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好笑又有点生气。
她微笑着补充道，“另外，我觉得蒂蒂安的书名是《一本公祷书》，不是《禁忌祈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