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造”电视？
“造”的意思，不是上班打工，是创造。创造者，是将此刻尚未存在的事物、仍未发生的事件、还未诞生的人物、还未出现的现象，从零变有的过程。香港的电视史在过去20多年是“做”多过“造”，引申来说，便是培养了无数的平庸之辈却出不了一个上帝，难怪香港电视早已神话不再——因为电视业界之中，就是欠了“黎智英”？
我的意思是，“黎智英”在出版行业带动香港以至台湾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电视中人却没有一个名字足以势均力敌，或抗衡，或较劲，或唱反调，或火上加油？答案只能从过去二十多年来电视台领导人的名册中搜寻——对不起，懂得借助小匣子的魔力呼风唤雨，终究令社会风起云涌的，今天都不再“做”电视了。继续在“做”的，则若不是行外人——电视台高层中有许多是会计师；便是做了很久，都变不出法术的魔法。容许我大胆假设，过去二十多年消磨在电视上的徒劳，都是由于领导和创作班子不像忽然冒出来的“黎智英”：身为传媒，却不明白操控大众的思想、感情以至行为是怎么一回事。
自梁淑怡时代（七十年代的她，不是八十年代入主亚视的她）成为历史名词后，香港电视史便走进了“集体作业”的纪元。换个说法，便是放弃开拓多元，将分流的观众重新汇聚到主流的节目系统，好处是为电视台节省开支，并且让创作规律化，方便营运和管理。假设读者之中有人不知道20多年前的无线电视和现在的分别，当然觉得三线剧集的选择不外乎自拍和外购两种，而很难想象曾几何时，翡翠台周一至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每晚既有不同主题的处境喜剧，又有自制纪录片集、闹剧、电影评介、游戏等，青菜萝卜，各取所需。
舍弃多元，是变相强逼有不同专长的创作人配合公司的制作方针，走到同一条路上。我碰巧在梁淑怡时代刚结束，邵逸夫时代还未正式开始的交接时期在无线写过剧本，当时的长剧制作方式是一个编剧搭档一个编导，合作三集为一单元。我被分派到过的一位合作编导，便因不甘受制于工厂般的制作模式而尽量争取个人创作空间，结果除了换来“创作组”以“玩嘢王”的称号把他调侃排斥，还遭到一段日子的雪藏。
幸好这位编导的自信爆棚，他的创作欲望和视野没有因为无线的阻挠——如果不叫阉割——而受到打击。今天他已是无人不识的一位电影工作者【3】问林奕华。我猜对他来说，无线给他最大的扶持，到底还是技术上而不是创作上的吧？——直至此刻，他和很多才华不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导演一样，都像等待戈多般，等待好的剧本。
我是不是离题了？当然没有。香港的电影、电视、电台、舞台、广告，以至学校里的戏剧小组都像等待戈多般等待好的剧本，这是无线自七十年代末期放弃制作多元化节目后香港人必须面对的后果。而无线当时的决策人之所以能够大刀阔斧地把黄金时段的枝叶砍去，剩下戏剧独沽一味而没有受到社会的质疑或反对，则是香港文化的一大特征：谁叫我们如此被动？
被动的香港人在无线的巨大身影笼罩之下变得更被动——不是有个充满民间智慧的说法：“无线节目使人愈看愈蠢吗？”——但吊诡的是，无线强化了被动的社会风气，却同时让自己也变成最被动的一方。在过去的日子里，香港人不单看见它多次被逼抄袭别人的成功（如《一笔out消》之于《百万富翁》），又会不断重复地自己抄自己——别说桥段，就是对白，在不同剧集中听到相同的对白模式如：“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你/我××××”——用意是带动情感和记忆——你知道无线编剧用得有多滥、多公式化？致使它在节目创意与编排上就算偶有火花，最终还是功败垂成于它所制造出来的“社会的错”：（一）《残酷一叮》后劲不如节目早期，是因为报名参赛者的类型不够多元，以至制作单位要把搜罗范围扩大至境内、海外的华人地区；（二）《百法百众》本该以大众发言为主，结果是当镜头对准那一百位现场观众时，若不是传来旁述仁兄的声音：“因为观众没有意见发{L-End}
表……”便是人们的声音变成噪音——在镜头面前的大众每多前言不对后语，牛头不搭马嘴。
无线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建立的角色，有点像粤语片在五六十年代在电影史上的贡献：演员、艺人出产不少，若论艺术成就，却只有凤毛麟角。但我们今天提起粤语片，大多会在前面加上“老好”二字，既是感情因素加的分数，也因为昔日社会的情怀叫我们总是先有怀念，再有想象。故此有时我也会有那么一点的动摇——是不是再等十年十五年成为过去，我（们）再回看现在那些“不堪入目”的无线剧集如《窈窕熟女》，也会感叹将来的东西比不上今日，是必然的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
答案可以有两个。消极地看，似乎只能接受“怀旧”是消费主义时代情感的唯一出路。像我最近和一群大学生一起看《网中人》，这出在26年前曾被我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为煽情而煽情的劣质肥皂剧，今天竟然渗出了《创世纪》一类向上爬戏剧所没有的“人情味”！原因？是当年尚被允许的缓慢节奏让人物的情感和彼此关系有足够的篇幅发展成“戏”。而在今日，“戏”早已由情感的凝聚变成情绪的爆炸，观众再不欣赏编导如何引导观众进入人物心理与情感，却是追求一场比一场强劲的发泄，而不惜摒弃逻辑和情理。
当大学生们对着《网中人》中的周润发说不出话来时，我才肯定了怀旧是更新之前必须造访的一站。年轻人固然觉得凡事慢三拍的整体气氛十分难捱，但荧幕上的那张脸还是足以压场。他们愿意在那标致的五官上耐心静候{L-End}
表情的变幻，{L-End}
表情的变幻又为面孔带来不同的景观。眼泪未流鼻子先红，让人对受了委屈的他心生怜惜；被奸人所害，与皮笑肉不笑的对方四目交投，他的全身绷紧，不发一言，看上去十分美，是坚忍、尊严、不可轻侮的美。虽然同类情节后来也在罗嘉良身上被搬演无数次，但在真迹之前，我看见了年轻人的神色犹如第一次在卢浮宫看见大卫像。
相比之下，此时此刻每晚在翡翠台播出的《佛山赞师傅》却像一幅《诸神的黄昏》。单凭名单可说是一时无两的大卡士制作，最后却落得一众名角如元彪、梁家仁、刘家辉等，角色或与年龄或与戏路不相称。你可以说，周润发的幸运是在他年轻时遇上同样年轻的无线，甚至，如果用他作为隐喻，那些青春得使人连正视一眼都有亵渎之嫌的日子真是一去不返了，而相对于他当年的耀眼，今天的新人便显得分外黯淡——步入沉闷中年的电视台，又怎会有条件帮助年轻人把青春挥发？
我认为香港的问题是只有一个媒体强人，所以才出现“传媒治港”。偏偏所谓治港的传媒，还不是指家家户户都有收看的无线电视——没有人会不知道，高踞收视率遍及港澳以至广东省的电视台，近年的节目内容和格调均以“苹果”和“壹传媒”的取向为依归。即是说，即使拥有制作节目的自主权，它的影子主人，却几乎已是“黎智英”。
当然，括号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不能凭一个人名来形容无线的风格——例如很“方逸华”或很“邵逸夫”，是因上述两个名字极其量显示了商人的普遍特质，但“黎智英”却包含着更多的符号有待被译码。“他”是推崇民主抑或鼓吹民粹？“他”是奉行尚智还是实行反智？“他”走向中产还是迎合草根？“他”是提供娱乐还是利用娱乐？“他”是带领群众还是利用群众？
而我们最多市民“拥护”的一家电视台甚至不会就上述问题抽丝剥茧找出答案，抑或是不敢？因为“黎智英”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比特首更超然，没有他便会令几百万人失去了精神支柱？——如果抄袭壹传媒旗下刊物的杂志便是香港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我想指出的是，无线呈现的强弩之末（也就是本地电视），一半是它的因循老化所致，另一半则是因为受到一个具有个人领导风格的传媒机构猛烈冲击，根本无法追上它所制造的市场需要，所以才不得不在各方面以该机构的品位和形态为制作方针的依归。{L-End}
表面上无线仍紧执香港电视第一大台的牛耳，实际却是受到别人的遥控。对于这个“别人”，无线高层当然可以用漂亮的门面说话来作下台阶：“支持无线的广大观众。”
电视可以用来娱乐，但娱乐不是电视的全部。或扭开电视，或关上电视；或驻足在某个节目之前，或受不了某些节目、某些频道而不断转台，都是基于有些东西被我们预设为可被接受，甚至期待，又有另一些只能以忍受来形容，或干脆不想看见。一切跟习惯、爱恶挂钩的选择都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当电视台一味以市场法则作为理由来限制人们的选择时，政治便从娱乐的台底浮上台面。
我一直替香港人叫屈的，是我们的谈话节目在数量和种类上已远远落在大陆和台湾之后。谈话节目不一定句句金玉铿锵，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确实能够打开人们的耳朵，然后让人们自由决定要不要进一步敞开心灵。我想我到今天仍对在香港“造”电视抱存幻想，便是因为访谈节目在我们的电视文化中仍是有待开发甚至有潜质的一块“地王”。
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