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响应祖国的号召，全家从美国回国参加革命的早期归国留学生。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建校70周年之际，我感慨万千。我1953年进入人大，至今已整整54年，我今年85岁，一生的2/3，如果从小学毕业后算起，一生的3/4的时光都是在人大度过的。我现在仍是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导师。最近我还在《求是》、《北京日报》《中国社会导刊——中国考站》和《浙大校刊》等报刊上继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可以说过去的54年我是同人大“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54年。
我进入人大之前，在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工商管理和统计学，在香港中国海关当过两年公务员，是从香港赴美留学的，在我取得MBA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诞生。党和人民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我和我爱人响应祖国的召唤。我回国后，前20年一直从事统计学教学和研究，我从知命之年开始全面转入人口学，将近花甲之年又从事老年学研究。说实在话，我何德何能，在30多年里能成为我国人口学和老年学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这首先是因为国家发展需要这两门科学，总得有人来担起这个责任。我认为也是人大对我的造就的结果，这是符合人才发展客观规律的。
一、人大的人文社科在国家、社会的声誉和地位为人大人提供驰骋用武之地
任何人要在工作上或学术上做出一点成绩，除了有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外，还必须有机遇。人大的成立和发展为所有人大师生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后，人大作为从解放区出来创建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正规大学，声名十分显赫。我在美国时已有所闻，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新中国建设骨干的大学，吸收的都是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的门槛。在我回国时北京的大学除人大外，还有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和辅仁，我当时被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把四所大学财经专业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在大家看来，旧大学的教师是融入不了新建的人大的。仅仅过了一年，中央教育部决定中央财经学院大部分教师合并到人大，我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成为人大一分子的，分配在统计系任教，我是喜出望外，人大对我确有知遇之恩。
对我来说，人大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都需要我从头学起，丝毫不敢懈怠。我在人大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磨练，下乡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时间加起来有5年多。在人大，我学习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俄语、苏联社会科学知识，眼界大开，在政治上、业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兢兢业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被推荐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并连续三届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推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八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多次担任北京市政府顾问，2000年后继续任北京市政府参事5年。我深知这些都是人大给我创造的参政议政的机会，是对我的培养。事实上，我确实从中得到磨练，使我对国情、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识更深刻。在20多年的参政议政和社会活动中，我对教育、人口和老龄提过很多一孔之见，还写过很多提案，如建议重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增加科研经费拨款，并组织过几十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向财政部呼吁增拨经费，在上世纪80年年代中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关于人口与老龄问题和关于发展这两门科学，诸如组建中国老年学会，开设老年学、老年医学专业等，我也都提出过很多提案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过多次大会的专题发言。90年代初政协决定成立人口组并推选我为副组长，如果不是人大给我的机会，我是不能起到这些作用的。
我有幸能涉足开创新中国的人口学也是人大给我创造的机会。这里有偶然也有历史的必然。那是1971年，当时人口学在中国是一门无人问津的科学，但这时人口问题已列为世界三大难题，所谓世界三P问题，即人口（population）贫困（poverty）、环境污染（pollution）。之前，全球都在热烈讨论和争议人口问题。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大国，占全球人口1/5以上，怎能置身度外？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要求中国参加国际上一个接一个的官方和民间的讨论会并要准备出席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时国家计委就从人大临时抽调一部分教师参加这项工作。我就是这样被慢慢卷进人口学研究的。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后，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在人大成立一个人口研究机构，我就是这样留下来专门从事人口研究的。当时人大已经停办，但建制还存在，人大党委把我引进人口研究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我的学术背景以及个人的意愿。我就这样成为我国最早研究现代人口学的学者之一。
在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我已预见到人口老龄化的必然加速，老年学在21世纪将是我国一门必将兴起的科学。也是当时国家教委和人大的高瞻远瞩，同意我在上世纪80年代招收博士生、硕士生，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为研究方向。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是我国从事老年学研究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中的骨干。我认为这也是人大对我也是对他们的造就。人大前几年在社会与人口学院批准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老年学研究所，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正是由于人大对我的培养、鼓励和支持以及人口系、所团队的努力，才得以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机构——人口研究所，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学系，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学学术期刊，参加我国第一个国家人口出国访问代表团，创办我国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现在我校社会与人口学院是全国人口学重点学科点、教育部人口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人大主持召开过多次大型国际人口学研讨会。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中华人口奖（科学奖）先后颁发过5次，人大人口所在4次颁奖中都有人获奖，我是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的。我先后多次获得过国务院国家教委、人口委、老龄委和北京市颁发的一等奖，在上世纪最后20年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考察、讲学70多次，长期在全国和北京市的学术团体——人口学会和老年学学会担任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到今天仍担任名誉会长和顾问，这些都是人大对我的推荐和支持。
二、人大的光荣革命历史和“实事求是”的校训给我开创人口学和老年学以精神力量
上世纪70年代初，从事人口研究同今天的社会环境是全然不同的。那时人口学是被取消的学科，过去从事社会学和研究人口的学者中也有我校的老教授，如：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一批人，在1957年都被错划成右派，他们的“错误”言论几乎无例外地都同人口问题有关。那时报上有署名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其后，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和围攻就更为严厉。自此以后，人口问题就销声匿迹，无人敢问津了，人口学实际变成社会科学的“禁区”。1971年我校从各系抽调临时从事人口工作的教师不下十几人，到临时任务结束后、提出要筹组人口研究机构并希望教师留下来继续工作时，当时人大还没有复校，但愿意继续搞人口研究的寥寥几无，大部分都愿意回原系“待命”。这固然是出于对原专业的热爱，但与对人口学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担心搞人口会有一定风险也不无关系。
我是愿继续从事人口研究的教师之一，我十分重视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美国留学时，我研究过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好的年头是1936年。但那年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36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我就认定中国人口过多，素质低肯定是中国贫困落后原因之一。我很希望能毕业从事人口研究，能为造福人民贡献力量。当我想到，人大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它的建立旨在培养优秀的抗战干部，而我在革命的烽火岁月里是在香港、内地和美国养尊处优，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同人大光荣的历史对比感到汗颜，十分希望能在国家建设中，成为能像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所说的“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的一分子。我认为自己在人口学上能做出一点成绩，但在最初的阶段对人口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记忆犹新、犹有余悸，工作就有点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放手敞开思想来研究，这不符合校训“实事求是”的要求。不痛不痒的人口研究对党和国家贡献不会很大。
在从事人口研究最初的七八年，十年动乱还未结束，虽然创办了《人口研究》，翻译了几本人口著作，研究了外国人口和研究人口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人口学教材编写的准备工作，但对我国人口政策问题几乎不敢公开讨论，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理论准备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废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后，才真正慢慢把我们的思想以禁锢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人口问题。1979年我和刘铮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人口非控制不行”和“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文章，这是《人民日报》差不多事隔20年后，头一次在理论版上发表人口文章，以后我就连续发表了几篇我国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文章。
1979年我们在北京、河北、江苏等地的工厂和农村作了一些调查，并对中国人口作了第一次预测，以刘铮、我和林富德三人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了第一个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个报告先后被登在中央内部通报和内参上，也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散发。这个研究报告在分析中国人口形势和前景的基础上，大胆地建议我国的生育政策最好是“提倡一个，坚决杜绝三个”。但我们也反对持续几代人的时间内对夫妇只许生一个孩子、使人口在百年内达到六七亿的过激的不切合实际的主张。上世纪在80年代中的记得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计划生育会议上，我坚决反对按这种激进主张制定的地区人口规划，我不愿意随声附和，最后这一规划就不了了之。至今我觉得问心无愧。
开创老年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已经于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主张开展老年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论前提是，低生育率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在人口控制大力开展之时就谈开创老年学，必然会遇到一些认为这是妨碍开展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人。我认为我国不能再犯忽视人口问题上的错误，如果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不能居高思危，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因此我在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主张不失时机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准备工作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我在各种报刊，诸如《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在各种议会，如在政协会议上宣传要开展老年学的研究。尽管老年学开展困难重重，但我在老年学人才培养、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上都尽了我们的力量，现在老年学已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我也问心无愧。
我校“实事求是”的校训和我国拨乱反正以后提出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一脉相承的。我从事人口学、老年学研究三十几年的体会是在科学研究上，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实事求是的深刻思想就是鼓励我们要用古今中外人类进步的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产生创新的成果。
三、人大浓重的马列主义氛围在我探索人口学和老年学中给了我望远镜、显微镜和前进的指路明灯
我回国56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使我比以前更加聪明起来。我在教会大学读书，出国留学和回国学习研究中都曾涉猎过一些西方哲学、经济和社会理论名著，但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站得更高、更远，确实是“一览众山小”。我深深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不能自发产生，必须接受教育并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思考才能掌握。我学习到一些马列主义知识，得益于人大马列主义夜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人大对人大所有成员马列主义要求是严格的，要求教职工都无例外地上马列主义夜大学，要求系统学习四门理论课，一年一门，每周两次，每晚讲授或课堂讨论两三个小时，雷打不动。每学期末都要考试，方式都是抽签考口试，教师当场评定成绩，考试是严格的，那时我才30岁出头，还有较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我以四门功课、八次考试全优成绩毕业，许多重要的原著我反复学习过多遍。连续几年的系统学习和教学和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教学和科研能力有了质的变化，表现在我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对党中央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得更快、更深、更透，这些都使我明辨是非，大大提高了我对事物价值的判断能力，处变不惊，对正确的敢于坚持，对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敢于反对。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敢于担纲，为我能成为人口学、老年学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创造了条件。
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30多年来我独着、合著、主编、副主编、参加编写、翻译的人口学、老年学、统计学的专着、教材、工具书、译着近30种，公开发表和在学术会谈上宣读的论文和文章200～300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口研究》等发表的有40～50篇。其中也有许多著作和论文是用英文发表的。我之所以敢于经常公开发表意见是因为我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心中有底。
四、人大艰苦朴素的传统激励我在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上执着向前义无返顾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教育、科学比较落后的国家里，确立一门科学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必须经过努力“耕耘”。像人口学和老年学在国外已有很长的科学发展史，有正式的学名，已有人数众多的国际学术组织，有繁荣的学术出版物，特别又是实践需要的学科，但发展起来仍是满途荆棘。人口现象和老龄现象都是缓慢增进、逐步积累的现象。因此，问题发展伊始都不受重视，一旦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出现积重难返，那时，解决起来非常棘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国人口问题就是生动的事例。如果我们能早为之计，如在上世纪50年代就重视人口问题，决不会造成80年代不得不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局面，波及以后几代人的生育养老，等等。如果尊重知识，重视科学，可能不会犯这样重大的失误。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当我国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后，人口学一下子从原来一门被取消的科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突然成为红得发紫的科学。各行各业的学者都转来研究人口，全国人口研究机构在80年代中凸增至几十个，公派和自费出国（含联合国资助）学习人口学的不下二三百人，我校第一届人口学录取分数线属于最高之列，人口学成为全国出国考察和参加学术讨论人数最多的学科之一，国内外人口会议频繁，人口学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在全国已是家喻户晓，人口科学红极一时。
由于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开展计划生育，我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的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长率都迅速降下来了，但对人口规模继续扩大，短时间内是无能为力的。人们把人口问题得到暂时缓解就认为是人口问题已得到解决，人口学也派不上用场了，人口学过热的状态突然冷却下来，人口学的科学讨论会锐减，有些人口研究机构纷纷停办改行，或更名，原来转来研究人口的学者纷纷离队。1995年本科专业调整，人口学被撤消，更是雪上加霜。其实这是符合人口学发展规律的。人口学一时的“过热”，却让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点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不可代替性消失了，似乎人人都是人口学家。人口学要恢复本来学科的面目必须“降温”，经过一次大浪淘沙，才能把对人口学的必要性、重要性重新认识，使专心致志愿为这门科学献身的人保存下来，共同发展这门科学。人口学创业固然困难，但使人口学持续良性发展也要艰苦奋斗，绝不可能一劳永逸。
人大创业时的艰苦奋斗我是有体会的。人大当时的物质条件不能同我以前就读过的大学比，就是同解放初期在京的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和师大比也差一大截。但人大依靠解放区带来的艰苦朴素的传统，逐步成长壮大，这个艰苦历程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人口学创业当年，我们也是白手起家，教师不分老幼，同甘共苦，油印讲义、装订杂志，四处搜集资料，终于把人口所、人口学系，人口资料室、人口研究杂志、人口译丛杂志等办起来，成为今天全国领先的重点学科。最难忘却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进行人口预测时，使用的是手摇和电动计算器来完成的，今天用电脑一个半天能完成的作业在早期要几十天时间来计算。
在人口学乍暖还寒时，我认识到我国人口学之所以能“一哄而散”，主要在于我们是人口科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是全力以赴单打一，为控制人口增长服务，但人口学研究的领域不限于计划生育，学而后知不足，我决心从头研究人口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历史任务和学科体系。我研究人口科学的历史发展，研究二战后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历次世界人口会议的文献，最后我完成了一篇《人口学是21世纪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接着第二年写了一篇《人口学的学科体系》。这两篇论文都是在全国性人口学术会议上作的专题发言，并全文公开发表以引导全国人口学者共同讨论。我确认现代人口学是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它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社会科学，确认人口学具有数量科学的性质，既研究全部人口也研究各个亚人口，因此研究非常广泛也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独特研究方法一门。这两篇论文得到人口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同，对人口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尽了我的绵力。
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人类已进入长寿时代，但被国外认为21世纪将是最蓬勃的学科之一的老年学的发展也会遇到坎坷的。艰苦奋斗的日子等着我们，任重道远！
五、编选说明
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人大对教师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发表科研成果、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讨论和对有关部门的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是我们的职责。我每次撰写论文或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认为发表出来对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出我的一点智力，我常常认为许多文章还是急就章，研究得不深不透，不是上乘之作，还有待深入提高。在改革开放大潮下，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同许多问题一样，认识不全面，甚至出现一些谬论在所难免，因此我对自己公开发表的一孔之见，只求尽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发表过的文章出本集子，所以很多发表过的文章都没有刻意保存。这次校领导把我列入首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自选集”名单中，对我是个意外，对我是抬爱，其实难副，我看成是人大又一次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对此我的回答是：“老马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已接近耄耋之年，但愿在有生之年为中国人口事业和老龄事业和为人口学和老年学竭尽绵力。
我在人大从教54年中，先后独着、合着、主编、副主编、翻译和编审过的著作有30部，其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编出版过《商业统计学》（人大出版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础知识》（人民出版社）、《世界人口统计简编》（商务印书馆）三项，论文、文章只有少少的几篇。其余的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其中除了担任主编的《英汉汉英管理科学辞典》（人大出版社）和《英汉人文科学辞典》（人大出版社）属辞书外，其余的都属于人口学和老年学。所以在这部自选集上，所选的都是人口学和老年学的文章。
我的主要学术贡献和创新的学术观点，如果有的话，大多在我出版物中已有系统的体现，因此本书的文章没有从我的著作中选取。本书完全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表的有关人口和老龄的论文和文章。人口学和老年学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涵盖的范围很广。然而在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中，大多各有专长，有所侧重，因此我把人口学和老年学分开，分别分为四个部分，而不是笼统地按时间发表的顺序来安排，以便于关心不同方面问题的读者选读各自感兴趣的或关注的文章，以免浪费他们的时间；由于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的文章最多不过十几篇，主要按问题性质来排列，也不按发表时间来排列，读者也不难看到论文或文章发表的时代背景。
由于人口学和老年学都是应用学科，都由有关的政府主管，即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委员会，它们都有各自的专业报刊和杂志，如《中国人口报》、《中国老年报》等。30多年来在它们的报刊、杂志发表一些文章，但选入本书的不多，主要都是选自理论版或有关学术性、理论性的文章。我在国内外参加人口和老龄的国际学术会议较多，在会上宣读和发表的论文只收录部分有中译本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其余大多没有收录，主要因为专业性较强，篇幅太长和图表太多。我长期担任全国和北京人口学会和老年学会会长，几乎在每年的学术会议上都作学术会议总结，这些都散见于会议的论文选集中，因此也很少收录在本书中，我曾为很多专着和书籍写过前言或序言，其中有些是长篇大论的，也没有收入本书。本书选入的论文和文章主要是发表在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上，如《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和发表在有较大影响全国报刊和期刊，如《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的理论版和专业版上。我之所以对上述两类论文情有独钟，是因为都曾是精心撰写，逐字逐句斟酌过的，我深知人口学和老年学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果文章只停留在人口学者、老年学者和业内人士孤芳自赏，而得不到其它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认同和支持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理论和老龄理论如果不能为群众掌握就不可能成为物质力量。所以我特别重视我在《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等发表的文章，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应邀约稿的，我深知复杂的理论问题要用朴素的科学语言，深入浅出，以理服人才能转化为政策和社会群众的实践。我应邀和主动撰写的主题大多是我国人口和老龄需要警钟长鸣的问题，诸如有关我国人口必须控制、稳定低生育水平、综合解决人口问题、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国人口未富先老的特殊性、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等。20多年来发表的许多文章，从文章命题来看，有些大同小异，其实都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实践需要与时俱进、思维更新和理论创新的阐释而不是老生常谈。直到今天我仍被邀撰写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中国未富先老等问题，可见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长议常新。
收在本书中我的论文和文章时间跨度有20多年，大多数是我个人独立写作的，少数几篇是我第一署名和我的研究生合写的。师生合作既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他们有的今天已经是社会上比较知名的学者了。只有两篇文章我是第二署名，是同刘铮同志合写的，一篇是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人口非控制不行》，一篇是《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两篇都是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奠基之作，所以我必须选上。收入本书的文章大体上按发表时原样注销，只有个别错字进行了修改。我想保留文章发表时的本来面目。在文章中有些命题、观点和措词在今天看来是欠妥、不准确，甚至有错误，我不想用今天的认识来修改已经白纸黑字刊登出来的文章，文过饰非，以瑜掩暇美化自己。我深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谁也不可能绝对正确，只要不是原则性和根本性的错误，读者是可以原谅的。我诚恳希望读者能够给我指出来，使我能痛今是昨非，对我也是一大帮助。
我收到通知要出版本书的时间比较晚，要收集筛选的文章近300篇，时间跨度30余年，事先又没有准备，又经过三次搬家，从杂乱无章的故纸堆里找出这些文章并进行筛选比较，有很大困难。有幸得到人大出版社编审李艳辉博士和杨宗元博士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我特别感谢社会与人口学院资料室苑雅玲、王丹暇和《人口研究》编辑部主任石玲和编辑宋严帮助搜集资料，使工作能顺利进行。我特别感谢新招的博士生周俊山，他帮助搜集大部分和筛选、复印。没有她（他）们的帮助我是完成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