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健康老龄化的科学涵义和社会意义
通过对健康和老龄化定义作出解释，阐明其内涵和外延及其在历史上的变化，可看出健康老龄化这一词组与我国传统上使用“健康长寿”近似，但寓意更深，内容更加丰富。要全面、科学地理解“健康老龄化”，必须明确下面六个要点：
第一，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是老年人口群体的大多数人健康长寿，体现在健康的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的提高。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长寿作为健康的标志。虽然都已懂得长寿不等于健康，但迄今还只能以死亡、从反面来衡量健康。因为死亡就是最不健康的标志，而且，死亡现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是寿命的终结，所以，迄今评估各个人口、各个国家、民族的健康水平都使用平均寿命（确切称为平均预期寿命Expectation of life），它就是从人口的死亡率（概率）计算出来，是群体的平均数。多年来曾有许多科学家试图用发病率或其他指标来度量健康，但都未取得一致认同，所以国内外一直沿用平均寿命来表示人群的健康。
健康老龄化着眼点是群体的健康长寿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所讲的寿命都是平均预期寿命不是某一个体的寿命。但群体的健康长寿是以个人的健康长寿为基础的，首先这个群体要有健康的个体老龄化（healthy aging of individual）。个体的老龄化就是个人日历年龄的增加。在个体日历年龄增加的过程中，个人生理和心理一般也会随年龄增加而出现老化（即衰老senile，senecence，senecent）现象。但在健康的个体老龄化过程中，个体的生理、心理的衰老不随增龄同步出现，常常是衰老得慢，或相对推迟，各种器官功能退化也相对缓慢。因而个体年龄增加，人的岁数已进入老年期或高龄期，但个人身心健康状况还良好，躯体各种器官功能还相对健全，能独立生活，能参与社会工作。当老年群体的大多数处于这种状态时，可以认为是健康的群体老龄化。
个人有年龄，人口也有年龄，人口各个群体也有年龄。不过群体的年龄是按各个个体年龄的平均值来表示的。只有当群体的大多数的健康寿命长了，群体的平均健康寿命才能增加。因此健康老龄化的着眼点是老年人的大多数的健康长寿，而不能仅满足于个别人的高寿记录和延长个体寿命取得的成就。因为在统计上少数几个人的健康寿命长短对提高群体的平均健康寿命作用不大。把健康老龄化定位在老年群体上，对于老龄政策、医疗保健的战略、卫生资源的分配、各种社会政策和社会生活方式以及老年学的科学研究都提出了方向性的全新课题。
第二，健康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寿命长度，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质量是有客观标准的，也是可以量化的。
以平均预期寿命长短来衡量人群健康由来已久，在人口老龄化以前问题还不太大，但在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后，仅用平均寿命来说明人口的健康就很模糊，常常产生误导。因为在老年期和高龄期，由于各人的衰老发展不同，各种器官功能受损程度不同，因而个体健康状况差别很大，同样的寿命长度，在质量上就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971年Sullivan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到80年代，发达国家的许多老年学家都致力于研究老年期“健康的预期寿命”并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25】他们研究人的各种伤残的程度，制定客观标准，如对视力残、听力语言残、智力残、肢体残等制定客观标准进行测度；另外，对老年期生活自理能力区分为进食、穿衣、入厕、洗澡、提重、购物等也可定出客观标准来加以衡量。因此现在已能初步提出一套在老年人口的余寿中用以衡量健康寿命、带伤残的寿命、完全不能自理和部分不能自理的寿命等的定义。还可以按程度计算在余寿中所占的比例，用以衡量寿命（老年期余寿）的质量。【26】
健康老龄化就是要求老年人余寿中带病、带伤残和不能自理的时间尽可能缩减，把这部分寿命压缩到生命最后很短的一个时期。欧洲老年学会主席Dall在第15届国际老年学年会的闭幕式上谈健康老龄化的目的和前景时指出：
人类在提高寿命方面已取得了很可贵的成绩，健康长寿期比许多科学家预想的还要长，但还必须使老年人生命质量提高。减少由衰老带来的疾病，使急慢性疾病得到治疗和康复，尽量减少长期患病和需要人长期护理的时间。延长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时间，增加老年人独立的时间，减少老年人受歧视的时间。使老年人健康、积极、经济独立、长寿、生活质量提高，从而不会再有延长寿命是否值得这样的争议。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寿命提高得很快，但质量不够高。一是老年期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二是进入老年期后，存活率很短，或说老年人更替较快【27】；三是进入老年后的17年左右余寿中，预期健康的寿命只占1/3左右【28】，这是我国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三，人类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一方面要求有相应的“健康转变”（health transition）来适应；另一方面，要求把健康的概念引申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是老年人口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高龄人口（暂以75岁及以上来划分，下同）及其比重增加得最快，科学上称为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西欧许多国家1990年高龄人口已占到全部人口1/10，【29】下世纪20年代将达到1/5。【30】一个人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身体各种器官逐渐衰老，机能受损、退化、失灵以及各种慢性病发病率增加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庞大老年人口对卫生资源的需求，对护理的需求呈几何级数递增，造成医疗支出急剧增加是必然的。例如美国1992年医疗支出占到GNP的14%，预计到2000年达到2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老人；日本1975年老人医疗支出占全国医疗开支的12%，1985年增加到25.4%。【31】因此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已是客观的要求。为此，在健康维护上，对预防和治疗那些与增龄和衰老相联系的慢性病和对受损器官功能治疗和康复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有“第二次健康转变”。这次转变与“第一次健康转变”不同，第一次健康转变旨在使死亡率下降，人口的大多数都能存活到老年期，主要解决由于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导致的传染病和一些急性病。这个要求一般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改变不卫生饮水习惯，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对儿童、青少年推行免疫预防，利用杀虫剂、抗生素等科学技术的成就能逐步达到，但也经过人类的两三个世纪的努力。第二次健康转变要求解决已存活到老年的庞大人口延缓衰老的保健问题，这项任务更为艰巨。因此我们对身心健康的概念必须有一个新的视野，对全民的保健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的另一特点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带来的后果，除了影响为数愈来愈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健康、经济和精神生活外，还直接和间接带来许多宏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诸如劳动效率、社会活力、代际和谐、技术更新、社会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等问题。这是人类过去未能认识的。人口的老龄化在客观上要求把健康涵义的外延延申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健全和活力上来，这就使健康老龄化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第15届国际老年学会会议讨论健康老龄化的涵义时，有的学者提倡使用生产性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有的提出用成功的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32】这充分表明健康老龄化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的涵义，它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来加深认识。我国在老龄工作中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是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社会对策，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
第四，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从个体和群体增龄的过程中认识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及发展趋势；把老年群体健康看作是进入老年前的婴幼儿、青少年和成年后各阶段所有制约健康因素的最综合、最集中和最终的表现，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老年人的健康，它同所有人的福利都联系着。
aging（老龄化）一词本身是一个动词进行式，表明是一个过程，它含有健康的年龄增长、发展变化之意。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把人生分成各个生命过程：婴儿、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高龄，其中二三十岁以前是发育期和成年期，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成年期以后个体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就停止而转入稳定阶段，之后进入老年期或衰老期。衰老是一个生物老化过程，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所以人进入老年和高龄后，一些器官的功能随之会有一定的衰老，衰老并不是一种病态，但在衰老的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差异极大。个人进入老年期和高龄期后，器官受损和衰老的程度、功能衰退状态以及患有这样或那样的慢性病的情况，固然与遗传因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命过程机体受损或有些器官衰老过快导致的。许多老年人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骨质疏松、关节炎、糖尿病、早老性痴呆、帕金森症等，是成年、青少年、婴幼儿时期甚至在胚胎时就已经潜伏下来，只不过到老年期、高龄期才暴露出来。健康老龄化是着眼于生命的各个过程，对躯体和精神健康的防治，把进入老年期前和进入老龄期后的防治统一考虑。这样，防治比在躯体、心理受损到后期，衰老、衰退发展到较深的程度，才求助于“老有所医”就更主动，而且事半功倍。从健康老龄化来观察，“老有所医”也应立足在早期的预防，及时进行健康检查，未病防病，有病早治，早日康复。
人口老龄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总是由年轻型人口，进入成年型人口到老年型人口。人口老龄化过程和状态也存在一个是否健康或最佳状态的问题。如果老龄化过程过快或过慢，结构过于畸形或不规则也是不健康的，例如已经很低的生育率，达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持续过久，社会抚养的功能就会过于畸形，人类延续也难以为继，这种现象也不是健康的；又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和日本下一世纪20年代中位年龄近50岁，即有一半人口年龄高于50岁，也不能认为很健康。因此健康老龄化的健康也要转义为适度与合理的含义。
第五，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和对策，它是建筑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
长期以来，人类都把健康长寿作为一个颂辞，而不是科学的语言。科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在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现象后，老年人口激增，比重提高，向科学家提出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就促使老化生物学、老化心理学、老年医学与社会老年学开展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诸如，对人类衰老和延长寿命机理的研究，对延缓衰老、推迟器官功能受损的研究，对与老年相联系的慢性病的致病因子的探索，对老年人认知和记忆的研究，对早老年性痴呆的多学科研究等；此外，生物工程的成就对许多疾病的预防和康复有许多新的突破。
国际老年学学会第十五届大会是对近二三十年老年学成果的大检阅，在会上许多国际著名的老年学家都科学地论证了健康的老龄化，向世人昭示了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并不是一种幻想。
例如，欧洲最知名老化生物学家D.Danon指出：“分子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人能认识高龄时期人体功能退化的过程……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与基因有关……现在已找到某些器官失灵的原因。……功能失灵有时是细胞太集中，有时则是太分散或结构有缺陷。……分子研究已能使人们找到预防、推迟或治疗功能性疾病的手段。……基础科学研究最终会引导我们如何预防、治疗，如何保持健康，使人类能更加健康地实现老龄化。”【33】美国生物学家R.C.Adelman认为科学研究已论证“人的能力和功能衰退可以推迟和防止，通过机械的或基因工程能逐步使变态后的器官能够恢复，衰老推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可解除许多老年人的痛苦。【34】
德国老化心理学家Lehr认为从精神健康方面加以改进是大有可为的，科学对老年人的认识与记忆已有较深的了解，人的某些功能衰退从中青年、壮年期就已开始。如果进行追踪研究可以找到预防和推迟的方案。今后用心理学的研究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和情绪，实现健康老龄化。【35】许多学者都认为老年痴呆症通过社会、医疗、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多学科的合作是可以逐步防止的。日本前田大作认为解决老人晚年的幸福与生命取决于社会科学。
“科学要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大会的总结认为，现在人类已处于老化生物学有重大发现的前夕，例如，现在已发现许多染色体对衰老很起作用，有些染色体Y与第2l对染色体与人的寿命有关，今后5～7年老年科学在认识衰老和延长寿命方面会有新的突破。
国际老年学学会在90年代以后，发表了一个总结十年研究成果的声明，认为老年人到75～80岁时，生理、心理功能和以前基本一样是完全可能的。【36】事实上，许多国家许多老年人已经做到这一点。例如美国1990年有80岁及以上人口700万，法国有230万，德国近300万，预计30年后分别有1430万，390万和634万。【37】因此，把健康的老龄化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是科学的。
第六，健康老龄化是同各个年龄人口，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的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民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有人把健康老龄化看成是老年保健问题，因而只与老龄工作和卫生部门有关。这是只看到它眼前的需要和为现在的老年人群服务的一面。但健康老龄化的目的远不止此，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为今后我国进一步老龄化和为今后更多的老年人（即今天的青壮年）服务。
今天中国老年人口超过1亿，高龄老人有2000万，30～40年后老年人口要超过3亿，高龄人口要超过l亿，因此在战略上必须为今天的中青年进入老年期未雨绸缪。在这个意义上说健康老龄化同今天的青壮年关系更大。
使老年人口实现健康老龄化，就要求在老年余寿中减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年限，减少残疾的年限，推迟、减缓衰老和器官受损和失灵，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等。对老年人的慢性病和器官受损，最好是从中年开始就重视发病前期的病因预防，即一级预防。但对已进入老年的，也只能从他们已形成的健康实际出发，做好对慢性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控制疾病发展，这是二级预防。对已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就要防止致残，促进康复，做到三级预防。
作为一项战略，健康老龄化将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因为今后的人类人口的年龄结构无例外地都是老年型人口，这是不会逆转的。老年人健康是全民健康状况的最终和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客观的检验尺度。今天老年人的健康是对过去中青年人口健康的测度。今天中青年乃至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是由明天的老年人来测度。因此必须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健康的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同卫生保健部门关系最密切是不言而喻的。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城乡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建设，预防为主，中西医并举，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开展各种群众性和专业性的健康教育，提倡科学营养、食物保健等的效果，最终也将在健康老龄化中体现。
健康老龄化同体育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效果最终会从健康老龄化中体现出来。目前在我国，老、中、青甚至一些大、中、小学生对体育锻炼和健身运动的深远意义认识不够，开展不力，这对我国今后对付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极其不利的，现在就应大力推动体育健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教育、科学、文化部门与精神文明建设对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全世界的研究材料都证明提高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有利于各个阶段人口的身心健康。科学文化教育水平高，能够识别妨碍身心健康的各种伪科学和迷信的宣传，抵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等。
计划生育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合理控制人口，实行适度的老龄化有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计划生育部门的优生、优育，对消灭各种遗传病、地方病、先天愚型以及先天营养不良等，实际上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奠基工程。
健康不简单是个生物、医疗问题，很大程度是个社会问题。国家建立的和正在进行改革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如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各种老年立法是实现健康的老龄化的前提。老龄部门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倡导尊老、养老、爱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反对年龄歧视等，都是实现老年的自身价值，促进健康的老龄化的前提条件。从长远来看，健康老龄化的提倡和逐步实现，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本文原为《实现健康老龄化》一书代序，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4M”：对中国老年人需要的新认识【38】——照顾老人是人类文明的一项永恒的价值观
老年人的需要具有世界性的共同性，但各国也有各国的特殊性。中国老年人的需要就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揭示这些特征，可以深化对中国老年人问题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寻求到更符合中国国情和老年人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法。
西方学者将西方国家的老年人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保健需要。三个需要最简明的表示方法是“3M”：第一个“M”是钱（Money），就是物质需要，也可以称之为物质保障、经济保障、生活保障；第二个“M”是医疗保健（Medicare），就是医疗方面的保障；第三个“M”是精神方面需求（Mind），老年人需要精神愉快。西方老年人的“3M”，反映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服务系统完善和老年人坚持独立与个性发展的文化特点。
而在中国，老年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内涵。我们将之归纳为“4M”，即Money，指经济保障；Medicare，指医疗保障；Mind，指精神慰藉；Manual Service，指劳务照料服务（生活照料、生活帮助等）。对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照料等生活帮助主要由子女、配偶或亲属承担。一些身边无子女的老年人，也可通过雇请小时工、短期保姆、长期保姆获得生活照料。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人来提供。所以，我们将老年人的照料服务需求界定为劳务照料服务。
提出劳务照料服务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老年人的特征决定的。
第一，中国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水平较低。
西方国家大多属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网络较为完善。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相互关联，养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医疗护理、生活服务、紧急呼救等服务网络随时都能提供及时的较好的服务，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需要，基本上社会都能满足，只要老年人有钱，都能获得较为满意的劳务服务。
中国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服务基本上是“点”而不是“网”。虽然近几年来，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保险业、服务业、医疗保障系统、各种养老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需求和商机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大脑，但就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整体水平而言，还是很低的。在数量上，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在质量上，也达不到优质服务的水平。即使老年人经济上很宽松，从社会上招聘的保姆或服务员，也常常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甚至为老年人增添了无穷的烦恼。因此，子女、配偶和亲属依然是照料老年人的主要力量。
第二，中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持社会化服务。
老年人属脆弱群体。一方面因年事日高，患病的机率增加，照料需求逐渐增大。一方面又因退出工作岗位，收入减少，应付雇人照料的经济能力大为降低。因此，即使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服务网络，老年人也会顾虑社会服务费用过高而望之却步。现在北京兴建的养老院，自理老年人月费730元左右，半自理老年人月费850元左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月费1100元左右，超出了老年人月平均860元的经济承受能力。特别是一些老年妇女，没有参加过工作，或仅从事过收入不高的工作，她们或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十分微薄，根本无力支付养老院的费用。除了养老院之外，医疗紧急援助网络也收费不菲。许多家庭和老年人需要，却不敢问津。一方面是难以报销的高额的医疗费、高额的服务费，一方面是降息、利息征税、通货膨胀等导致老年人手中的钱越来越少。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经济支付能力也是老年人从家庭而不是从社会寻求帮助和照料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中国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不高。
老年人数量增加，常常误导出长寿即健康的错误认识。实际上，长寿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健康，但并不完全等于就是健康。评价老年人是否健康，不仅要看其寿命的长短，更要看其寿命质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但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并不令人乐观。据统计，我国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中，60%以上的人患有疾病，这一比例是城市人口平均患病率的1.54倍；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是22.6%，比农村人口平均患病率高出2.1倍。研究还表明，对于60岁的老年人来说，在其以后的岁月中，大约只有1/4～1/5的时间是自我感觉健康的。也就是说，老年人有一半到3/4的时间生活在带有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而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复合残疾构成老年人的主要残疾。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出了照料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是要求医疗保障，而且要求生活中随时随地的关注和照料。特别是高龄老年人，更离不开亲情的关爱和日常生活中的帮助。
第四，中国老年人需要人们的关注和帮助。
美国老年人崇尚独立和自理，不喜欢人们因其年高而过多地照顾他们。而中国老年人则不同，尊老文化赋予老年人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老年人希望得到关注，得到照料。因为关注和照料，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春节晚会一曲“常回家看看”热遍大江南北。这首歌，一方面反映了子女关心父母不够的问题，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老年人的文化特点。中国老年人需要尊重、关注、帮助和照料，愿意成为人们呵护的对象，这是中国老年人与美国老年人在文化上的差别。
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状况、老年人健康水平和老年文化的差异，使劳务照料服务成为中国老年人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外老年人问题的不同之点。
劳务照料服务在中国老年人的需要中是不可缺少的。认识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认识了中国国情和中国老年人问题。我国80年代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一个纲领性的指导原则。具体而言，则可以概括为经济上的供养、健康上的维护、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其中，经济供养是基础，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手段，健康维护是目标。生活照料承上启下，是关键性的一步。经济供养只有与生活照料有机配合，才能保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年事日高的老年人来说，没有生活照料，经济供养和健康维护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同时，照料水平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社会越进步，经济越发展，老年人的照料服务体系越完善。如果说，在20世纪，照料老年人的责任主要由家人承担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照料服务系统则会对老年人的照料服务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海开展的老年护理工程和24小时市民救助中心，西安开展的特困老年人助养照料活动，北京启动的敬老助老社会服务网络以及北京潘家园社区建立的具有治安防盗、医疗急救、生活服务等功能的社区综合服务呼叫系统，都反映了老年人对劳务照料的需求和社会在提供劳务照料服务方面的积极进展。
因此，以劳务服务为核心的生活照料作为老年人需要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国和中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
批判继承中华传统孝文化并赋予时代精神加以弘扬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崇高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中“孝”（或称孝文化、孝道、孝德，下同）是无法逾越的，它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中国传统社会，孝道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不仅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石，还是整个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它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过最高的尊崇。可以说，中国孝文化的发展脉络、轨迹已深深地印刻在中国整个养老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在近代史上它又是受到严厉批判的伦理道德内容之一，但它依然受到广大群众的关心。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孝文化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一种传统美德，它的内涵中许多方面有其广泛的人民性、客观性和进步性。但它又植根于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和封建家长制，特别是同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落后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落后性、封建性、局限性和愚昧性，因此必须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地继承并赋予时代的精神，有破有立，才能称之为美德，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服务。本人认为，在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必须以变化的孝文化来应对变化中的老龄化。以下从六个方面探讨孝文化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一、当代孝文化要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国传统上把“善事父母”作为孝的主旨。通过血缘和宗族的亲情起到维护家庭团结和睦的作用，并把“孝移于忠”，用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在客观上，孝文化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但实际上封建孝道是站在家庭特别是父代的立场上，要求子代绝对服从，而子代实际上并不是心悦诚服，这并不利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真正“和谐”。把移孝于忠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这样孝文化实际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在今天，孝文化不仅不能只站在父代的立场，更不能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来看。在古代中国，孝也有着很宽泛的延伸意义，即它不仅指养亲敬亲和养老敬老，还推及对君主权威的服从，使孝这一家族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成为传统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把孝用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于忠”，并对之加以专制化、愚昧化，从而使人们形成愚孝愚忠，以巩固他们的专政统治。中国传统孝文化中孝所蕴涵的人际关系如亲子、家族、宗族、君臣等关系存在着不平等的片面性，它强调的是子代或臣子的服从和义德。但剥离掉孝道的封建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当承认，孝作为德之本、教之所生的精神凝聚作用，如果能够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把家庭内的养亲敬亲、养老敬老提升为对国家、对民族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忠”、“大孝”，无疑能够形成整个社会养老、敬老、爱老的道德氛围。二、当代孝文化必须体现在代际和代内关系的公平、平等和民主，包括男女平等在内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把家庭内两代人的行为规范概括为“父慈子孝”，明确两代人在家庭内的各自责任、义务和权利。在传统的孝文化中对“子孝”界定得非常具体和明确，什么是“孝”，什么是“不孝”；对“父慈”规定要对子女以“德教为先”，“教之以义方”等，具有普遍意义。但在中国孝文化中，“父慈子孝”中的两代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子代唯父命是从，封建孝道要求子代无条件地对父祖代“无违”，绝对顺从父母的意志，否则“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而宋明时期提出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专制言论，更强调了子女的恭顺屈从，从而限制了子代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父代与子代之间形成了严重不平等的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人际平等、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独立人格已成为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从而应对传统孝文化中的“唯父命是从”的理念给予更新、改进。此外，在儒家提出的孝道中，还宣扬父子相隐，即父子家人如有人犯罪，道德和法律都默许或鼓励父代和子代之间的相互隐瞒，甚至代父服刑。这显然有悖于现代法制中公平、透明的精神，容易引起裙带关系。因此，现代孝文化与现代法制建设如何相协相成应成为孝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中的强调尊重过去和老年人的经验不同，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更注重未来和青年的创造性，由此产生了歧视老年人、重视年轻人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一种代际关系不平等的体现。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证明，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带来的家庭、社会赡养压力难免会加剧代际之间的矛盾，并往往体现为歧老文化。本人认为，无论是过去的老年本位还是现代的青年本位，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对孝文化的曲解或抛弃。这两种倾向都无助于亲代和子代的生活质量得到共同提高。因此必须赋予孝文化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家庭内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相互帮助。在这一基础上的“父慈子孝”才能使两代人各得其所，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如何批判地继承或有选择地继承传统孝文化，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三、当代孝文化必须与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
在中国，孝文化产生于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家庭、家族作为主要生产单位决定了人们必须采取的行为方式。为了巩固家庭、家族内反哺互养的稳定性，孝文化中也必须提出相应的行为规范，以约束人们特别是子代对父代的报答。可以说，传统孝文化的行为规范适应了低生产力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社会的要求。但在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套更加高效、完善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已逐步建立起来，生产单位的多样性、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个体的生产行为不能仅局限于家庭，于是，传统孝道中的某些行为规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之下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也不利于人口流迁，与我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更广博、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不再单纯是家庭的责任，因此用以严格约束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规范也就体现得更加灵活多样。所以，孝文化必须赋予其当代文明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各代人通过参与社会上的公平竞争，敬业奉献，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事业有成来显示，“扬名声显父母”。
四、当代孝文化倡导的以德治国必须与依法治国的方略并行不悖
中国古代的儒家十分重视“德治”。在“德治”中，又十分看重“孝”。孔子把“孝”看作是“治德要道”：“孝”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传统的孝文化把“家齐而后国治”联系起来，甚至提出过“以孝治天下”等，其中心思想是以德治国，维护封建统治。中国古代把德治称为“仁政、王道”，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和“仁之本”。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公孙丑》中说“以德行仁者，王”，都说明了孝文化在古代被提高到以德治国的重要地位。
但在今天经济多元化和社会转型的社会里，随着社会内部结构和功能的日益多元化，家庭与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泛家族主义以及泛孝主义逐渐消失。于是，与传统孝道相比，现代的孝道更多地局限于家庭之内和亲子之间。或者说，孝道只能是家庭中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与孝道规范领域的集中化相比，以社会公平原则为核心的法制规范成为现代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依据。就养老而言，渊源于西方的社会公平原则认为老年人作为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群体，社会履行赡养老人的职责是对老年人过去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因此人们在退出劳动领域后，有权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理应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存所需，如物质保障、医疗护理保障。因此必须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甚至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也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实际上，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践中对于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权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包括孝文化在内的以德治国的理念在当代中国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用法制难以准确规范的某些领域，德治更是必不可少。老年人的需求中，精神慰藉需求日渐突出，而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单靠法制的约束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以孝为核心的养老文化在现代仍要发挥其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丰富深厚的孝文化正是我国在养老方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优势。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未曾鲜明地提出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哲学、伦理道德基础，而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在以儒家为主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就已经比较系统、深入地构建了“孝”文化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我国，评价养老质量的高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好坏常常用对老年人孝顺与否（特别是子女孝顺与否）作为判断标准。
总而言之，随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孝文化”被赋予了以德治国的内涵。在当代孝文化中，还必须赋予德治与法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思想。五、当代孝文化必须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孝文化提出的养亲、爱亲、敬亲、悦亲对于维护家庭和谐是有普遍意义的；与此同时提出的谏亲、护亲、显亲等若加以正确引导，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传统孝文化对父代谏诤，维系父母名声和扬名声显父母的要求完全是封建性的，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判断孝价值的标准，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进而把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上尊老敬老、尊老敬贤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建设。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来谈个人敬业奉献，而不是在家庭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把孝文化作为防范违法乱纪、不正之风的一道家庭屏障。
孝文化的内涵要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孝”既是最古老的道德规范，经过扬弃，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现代化是一场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内容广泛的社会变化，涉及物质生产、社会意识、政治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情感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养料。“孝文化”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组成部分，弘扬“孝文化”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发扬孝文化的科学精神，形成一种“养老孝亲”、“尊老敬老”、以礼待人、与人为善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
营造“孝文化”氛围，可以促进社会家庭和睦，使尊老爱幼蔚然成风，形成“团结奉献，尊老爱幼，共同富裕”的精神。孝文化应该作为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觉悟、道德责任和时代精神、时代要求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六、当代孝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文明和美德来充实和发展自身
我国孝文化博大精深，它是在中国大地上、在经济不发达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条件下孕育出来的，因此缺乏现代性、先进性和民主性，因此必须同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接轨，相互取长补短，绝不能故步自封。国际上许多代际关系的民主、进步思想如社会保障、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国际老年人的原则、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尊严老龄化等都可以丰富和发展孝文化的内涵。
中西文化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群体本位或家族本位，而西方文化则体现为个体本位，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对于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带有典型群体特征的社会现象而言，孝文化作为群体本位的价值导向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它所强调的家庭内部的“亲亲”如果能推及到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仁爱、尊敬，那么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面就拥有了一个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代际关系方面倡导的自由平等、尊重年轻一代的创造性和自由个性等对我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代际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传统孝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新时代孝文化的核心、体现形式、孝道与法制的关系、老年人和子女对孝的理解与具体实施情况等都是常论常新的课题。必须以变化的孝文化来应对变化中的老龄化。
（本文原载中国老年学学会编《中华孝文化专辑》，北京，五洲文明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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