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国，而且在伦敦一住就是十年之久。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有着极为丰富且意义非凡的生活。
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同年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为会员。
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的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
在这些英国高官眼中，富兰克林是他们在美洲殖民地敌人的代理人，始终站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阵营，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那就是1773-1774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税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
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
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
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新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咫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马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在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富兰克林选定在圣诞节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在声明上富兰克林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富兰克林的登报表明了他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774年1月8日，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马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马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证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两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期间，听证会的事早已像长了翅膀似地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证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马萨诸塞州议会即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没人能说得清。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