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早晨5点，禹全得便来到我们的住处。原本打算来送我们的他，却敲着窗户叫醒我们，说孩子有病，他就不去送我们了。其实我觉得他是怕另外两人天亮再来揍他。他说完便溜了。
到了早晨6点，我们也怕那两个人来找麻烦，就早早准备租车赶往甘肃平凉。
香玲的父亲跟我们一起去送女儿。我和香玲一起去和她妈妈告别，母女哭作一团，老人不断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双手在女儿身上摸来摸去。我们出来时，双目失明的老人伸着双手，踉跄着从院子里追出来。摸不到女儿，老人便独自在巷子里放声大哭。香玲也远远地蹲在巷子口的地上，捂着脸哭。
看到这场面，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真切地感到，老人对女儿的情感，和世上所有母亲对待嫁女儿的情感一样真挚热烈，甚至比她们更心痛，因为她本人这时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大女儿出嫁多年也没有再见一面，小女儿又嫁那么远，会不会像大女儿那样再也见不到呢？
7点钟，我们花60元钱租了辆“面的”。村里有些人知道香玲要出嫁，都过来看。其中不少人是来要钱的，说她在商店和饭店里赊着账没还。香玲的大伯赶紧把这些事包揽下来，我们这才得以脱身。
早上8点多，我们赶到泾源县，又花120元租了辆车，直奔90公里外的平凉市。我心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别再给人扣作人质了。
11点，我们到了甘肃平凉，等到将近下午5点，才坐上晚点了一个小时的1398次列车。头一次见到火车的香玲，不时地拉着我给她拍照，一路上兴奋不已。
我在这儿的一段时间里，不时看到山上、路边立有很多“造林示范田”及“解决温饱示范村”字样的牌子。山上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工程正在进行，国家和当地政府花大力气使规划落到了实处，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来到这里的人也明白，必须改变环境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状况。但这里的自然环境短期内要有大的改变太不容易了，至少要付出一代甚至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2月21日早晨，老三带着媳妇回到家里。22日，家中宴请宾客。当天下午，前来送香玲的父亲、表哥、大妈便乘车返回了，老三的母亲还特意给他们买了卧铺票。他们这辈子是第一次坐上火车卧铺，睡着回家。
2月24日，刚成亲几天的香玲，在大门口遇上一个讨饭的远房姑姑，全家人又热情招待了她。她连说香玲能嫁到这儿真是有福。
3月8日，曾把我们扣作人质的女孩银镯的家人托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家姑娘还是愿意嫁过来的，价钱可以重新商量。
4月份，村里有一个无臂男孩，也从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带回一位姑娘，成了亲。
2001年2月18日，泾源县新民乡。
我和老三住在小旅店里，每人一天两块五，晚上睡觉要顶住门。
小旅店主人的住房与客房连在一起。
禹全得在当地说成一个媒，一般可得600元左右的酬金。
禹全得和香玲的父亲商量彩礼钱。
老三和香玲初次见面，彼此感觉不错。
给香玲父亲的13000元彩礼钱。
香玲家在当地办婚宴。
香玲双目失明的母亲从院子里摸着追出来，独自在巷子里放声大哭。
香玲远远地蹲在巷子口的地上，捂着脸哭。
第一次走出家门，头一回见到火车的香玲兴奋不已。
2001年2月20日，老三带着香玲踏上回家的火车。
固原当地实施的退耕还林计划。
遭遇“放鹰”，人去财空
媳妇娶回家，按说应该开始过上美满的日子了，可谁也没有料到，不幸的事会再次到来。
老三娶回香玲后，过了一段很是温馨的日子，但是三个月后，香玲的毛病便显现出来。
由于只上过一年学，香玲几乎不识字，人民币也只认得一两元钱，再大面值的就不认识了。老三家所在的乡村是个蔬菜基地，生产的蔬菜要自己运送到市区出售。老三腿脚残疾，行动不便，本希望自己外出卖菜时香玲能帮上忙，但香玲不知道怎么算账收钱，不愿意跟着去卖菜。
香玲来到这里后，生活比老家好多了，时间一长，她好吃懒做的习性便逐渐暴露出来。她先是不跟家人说就到村里的小卖部里赊小食品吃，等人家上门要账了，老三才知道。到后来她竟然和婆婆闹起了分家，并和身有残疾的老三大打出手，把公公气得生病住院一个多月，前后花去4000多元医药费。
在随后的日子里，香玲和婆家人冲突不断。到了7月，伤心的老三一家人只好给香玲的父亲打电话，让他过来，暂时把香玲领回家里调教调教。
9月初，香玲的父亲又把她送回夫家。想不到，到家的当天，香玲就和全家人发生了冲突。一家人商量后，坚决不再要这样的媳妇，但是让她回去她又不回。一家人从上午吵到下午，香玲就是不愿回宁夏，最后几乎要和婆家人打起来了。站在一旁的香玲父亲看没啥希望了，只好又劝说女儿，带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临别时，婆婆出于好心，给了他们父女100元路费。香玲不认识100元新人民币，坚持要换成两张50元才肯走。最后，跟我一起去的河北影友江芳延拿出两张50元的纸币，父女二人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段婚姻从头到尾也就持续了七个月，一家人为此又花费20000多元钱。
2002年，因为市政道路扩建，老三家要搬迁了。当地政府前期付给家里的搬迁费有20000多元，给老三“买”媳妇花去一大半，年迈的父母只好东借西凑，在划给的宅基地上盖好了房子。
其间，有人又给老三介绍了几个女子，最后都是不成。愁白了头发的老母亲只好说：“再等等，等到天热的时候，咱家还有几分地要被征用，到时候能赔几个钱，再上固原那里去看看，给老三娶个媳妇。”
2004年1月，经过近两年的积蓄，家里总算又有些钱了，老三的母亲又动了给老三娶媳妇的念头。本村的一些媒人也给说了好几家的姑娘，最后没有一个能看上有残疾的老三。
这时候，又有人来说，还是再上固原去吧，那里人穷，只要给钱就能再找一个媳妇。村里一个上年纪的老汉主动来做媒，说这次你们不用去了，让固原那边家里的人把姑娘带过来看看，要是看中就给钱，把人留下结婚。吃过亏的老人，这次又相信了这个本村媒人的话。
2004年1月4日，从泾源县白面镇高峰村来了一男一女，还带来一个准备介绍给老三结婚的姑娘。男的叫白金堂，女的叫马金花，自己介绍说是姑娘的哥哥和嫂子。在本村那个老汉的带领下，他们来到老三家。经过几天的来往和村里媒人的撮合，老三一家人付了12000元的彩礼，定好这门亲事。老三的母亲还给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买了结婚用的金戒指和耳环，并在1月7日给他们办了结婚宴席。
当天下午2点多，新媳妇的哥哥和嫂子说他们把婚事办完了，要坐火车回固原老家了，让妹夫和妹妹一同送他们到洛阳火车站，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在洛阳火车站，这对男女提出让妹妹和他们一起去买些吃的带上，让老三就在候车室里等着，他们买完就回来。哪知这个新媳妇和她哥哥嫂子从此再也没回来。
一直等到下午5点，还没有见到新媳妇回候车室，老三这才觉得情况不妙，赶紧给家里打电话。等家人赶到火车站时，天色已黑，这三个骗子早已不知去向。
我这天早上刚从云南回到洛阳，知道老三结婚被骗的事，已是天黑以后了。我赶到洛阳火车站，与火车站的几个公安朋友联系，让他们在通往宁夏的列车上以及沿途站点进行报警协助，可一直等到第二天也没有抓到这三个骗子。
这些年，老三家里多次为这个残疾儿子娶媳妇，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这次连花带骗，这两年卖菜的收入和征地补偿款20000多块钱又没了，老三的父亲气得病倒，到了5月份便气病身亡。
老三家人多次报案。当地派出所说经费紧张，让老三家里人拿出经费，才能和他们一起到宁夏固原协助抓人，而此时刚被骗了钱的老三家哪拿得出这笔钱。最终，派出所表示无能为力。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多次给泾源县刑警支队打电话，向他们讲述案情和线索。
到了10月份，泾源县警方回复：这些人已被抓住并被提起公诉，他们以这种“放鹰”的手段骗了不少人，已按拐卖妇女和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两个罪犯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用来执行赔偿，被骗的钱财是没办法再追回了。
2001年2月22日，老三和香玲结婚。
老三和香玲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
老三家的蔬菜棚。
香玲和婆婆一开始相处融洽。
2001年7月，香玲和婆家人发生了冲突。
香玲不认识100元新人民币，坚持要换成两张50元才肯走。
2004年1月7日，遭遇“放鹰”的老三在洛阳火车站等候民警消息。
这次为娶媳妇，连花带骗，20000多块钱没了，老三的父亲气得病倒。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005年11月26日，老三从西安跟家人再次来到固原，在当地人的介绍下见了三个女子，其中有固原县开城乡郭庙村的红梅。相亲时，红梅的父亲要的彩礼是30000元，老三家人谈到15000元，双方僵持下来。
老三和家人一起四处相亲时，遇上一个说媒老人，这个老人和红梅的父亲认识，他向老三担保能把这个亲事说成。后来一行人在红梅家谈了半个月，最后以13000元的彩礼钱外加600元的首饰钱，把这门亲事给撮合成了。说媒老人得了1000元媒钱。
2005年12月，老三把红梅带回村里，老三终于又娶上了老婆。
2006年7月26日，我给老三打电话时，他告诉我：“老婆到10月份就要生小孩了，我和我母亲希望能生个男孩。两个哥哥生了四个女孩了，希望这次能生个男孩，好给家里传宗接代。”
在中国的乡村里，娶媳妇生男孩，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但老三的媳妇在2006年10月生下的是个女孩。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那些贫贱之人。2008年9月，孩子不到一岁时，红梅开始和老三母亲发生冲突。她非常想家，几次提出要回老家看看。老三的家人由于吃过亏，怕媳妇离开后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这次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
红梅几次要求回家都得不到允许，一次激烈的冲突后，她在集市上买了一包老鼠药喝下。老三的母亲由于双目已经失明，没有及时发现。药力发作后，红梅打翻了尿桶，尿液流到门口的大街上。邻居发现后把她送到医院，才得以及时抢救。一家人东挪西凑，最后花了10000多元医疗费。
无奈的老三给远在宁夏的岳父打了电话。10月份，老三的岳父赶到医院，把女儿带回了宁夏家中。
媳妇走后，老三母亲算是彻底绝望了，心想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媳妇肯定是一去不回了。
2009年元旦，远在宁夏的老三媳妇突然打电话说要回来，因为这里还有孩子让她惦记，生活也比那边好，回家这俩月连顿有肉的饭都没吃过。于是，老三的母亲给她寄去200元路费，儿媳妇坐火车又回到了婆家。
从2009年元月开始，老三的生活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他在街上扫地，每月能挣800块钱。红梅在一家餐馆洗碗，一天12个小时，每月挣600块钱，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老三和母亲现在吃着国家的低保，也想给红梅办一个低保，这样一家人生活起码有了最低保障。可谁知道红梅的父亲在他们结婚时留了一手，把结婚证上的名字写成了红梅姐姐的名字，他原打算，红梅要是过不好，和老三分手后，就可以把她再嫁给别人。
2010年10月，村子里开始有拆迁的风声，这牵涉到赔偿的补助。这下可急坏了老三的母亲，总是催他们去解决户口问题，从他们结婚到现在，一家人的户口都还没上，村里的福利从来就没给过这母女二人，就是因为结婚证上的名字不对。
2010年12月，我跟老三夫妻说了湖北青年刘祥武找老婆的事，红梅愿意做介绍人，帮祥武“招妻”。
年迈的母亲在跟老三和媳妇诉说这几年的遭遇时伤心不已。
2006年1月，老三和第四次娶的新媳妇红梅走亲戚。
2009年元旦，红梅突然打电话说要回来，因为这里还有孩子让她惦记，生活也比那边好。